改革宗神学述评

苏忠富

王志勇

  



1．改革宗神学家华腓德论改革宗神学

2．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论改革宗神学

3．卢梭论加尔文

4．阿米念派创始人论改革宗神学

5．世俗学者威尔·杜兰论改革宗神学

6．魏司道博士论改革宗神学

7．范泰尔论改革宗神学

8．凯伯尔论改革宗神学

9．司布真论改革宗神学

10．     赵中辉牧师论改革宗神学

11．     唐崇荣牧师论改革宗神学

12．     林慈信牧师论改革宗神学

13．     牛津大学著名历史学家佛劳德的见证

14．     伯特纳论改革宗信仰

15．     加尔文与改革宗信仰对美国的贡献

16．     加尔文主义与民主共和

17．     加尔文主义与教育

18．     马克斯·韦伯论加尔文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

                                             



“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

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的心里必得享安息。”

－耶利米书6：16－



我们在此处所提倡的并不是随随便便打着“基督教”招牌的宗教或思想，而是以圣经为自证内证、永恒无谬的圣经为至高的标准，以圣经中所启示的自有永有、三位一体的上帝为中心的历史性改革宗信仰。笔者完全相信这一信仰体系最接近圣经的启示，最能使罪人完全谦卑在上帝的面前，也最能使罪人在上帝面前得着满足的喜乐。

改革宗信仰，又称为加尔文主义，洋溢着从上帝而来的活力，促进了近代世界商业的发展和宪政的确立，培育出无数的英雄、圣徒、殉道者。历史学家公认，加尔文主义能塑造人的品格、宣扬自由的理念，对个人与国家都有益；就这方面来说，没有别的信仰体系能比得上它。

伯特纳指出：“翻开美国历史上的名人录，就会发现有许多总统、国会议员、法官、作家、编辑、教师、商人信奉加尔文主义，比例上远远超过其它宗派。每位公正的历史家都会承认，因为抗议宗主义起来抵挡罗马天主教，才使现代世界得以初尝真正的信仰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果实，而那些最自由的国家，也几乎都是深受加尔文主义影响的国家。加尔文主义造成一股风潮，使人起来要追求信仰自由、政治自由、并且要从其中得生命。我们从近代历史可以看出，每个已经预备好的国家都接受了这股风潮。我们如果把英国、苏格兰、美国和从来没有受加尔文主义影响的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比较，马上就可看出加尔文主义的实际果效。罗马天主教国家经济与道德衰败，各方面都走下坡。”

加尔文主义是英雄与圣徒的信条。在欧洲宗教改革时期，信奉加尔文主义的信徒殉道者数目之多，远超过其它宗派。而且，加尔文主义所兴起的不是一批独行侠，而是一群有圣约概念，敢于为主牺牲，并彼此相顾的群体。他们为了真理，宁肯赴汤蹈火，光荣牺牲，至死也不背叛自己的信仰，点污自己的良心。因此，加尔文主义是医治中国知识分子软骨病的良方。唯有加尔文主义才能够塑造基督徒“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的战士胆魄。

加尔文主义所到之处，培育出一批挚爱自由的人民，加尔文主义兴盛之地，专制独裁便无法存留。加尔文主义所提倡的信徒选举长老，长老治理教会的长老制管理模式，成为培养共和国公民的最好的学校。因此，在目前中国政治走向共和的大趋势之下，唯有加尔文主义才能够真正地培训民众，使之成为有责任感的公民。

阿米念派自由意志神学所注重的是个人的得救。改革宗神学不仅注重个人的得救，更是高举上帝的荣耀。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时时见到上帝的威严，时时见到上帝仍然在他的宝座上，他对上帝的同在有清醒的自觉的意识。唯独加尔文主义能够真正使人达到“不以物喜，不以物悲”的崇高境界，把人从对受造之物的依附彻底地解脱出来，唯独以上帝为乐。

加尔文主义绝不是象牙塔里的理论信条，把社会丑恶现象当作“恶之花”来欣赏。加尔文主义所到之处，都带来惊人的道德改变。加尔文主义者在清心、节制、勤奋、周济穷人的事情是无与伦比的。因此，加尔文主义对于医治中国文化中“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那种自命清高的道德冷漠，是一剂良药。

加尔文主义注重道德的更新，使人焕发出高尚伟大的气质。在参与公众事务时一尘不染，职责所趋时铁面无私，但他们心中温柔如女性，襟怀坦白，光明磊落，风趣幽默，毫不乖戾狂热，并且勇于承担责任，与一切忠信之士产生共鸣。因着圣灵的大能，加尔文主义者所追求的就是那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 的基督精兵的本色。

加尔文主义具有伟大的传道的火热。著名的美南长老会神学家达伯奈指出：“感情是思想的温度。”指责加尔文主义者不重感情，没有宣教的火热并没有历史的根据。去印度的马廷（Martyn），去非洲的李温士敦（Livingstone）与摩法特（Moffat），来中国的马礼逊（Morrison），去南洋的培顿（Paton），以及许其他的宣教勇士，都承认并且持守加尔文主义，而且他们不是安安静静地信奉加尔文主义，而是充满活力。加尔文主义不仅是信条，也是行动。在今日中国，关键不是“传福音”，关键是传什么样的福音。传讲改革宗神学所持守的“恩惠的福音”，是抵挡一切异端、邪教的唯一路径。

加尔文主义者无所畏惧，坚守纯正教义，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已经成为基督教会的真实力量。加尔文主义教会有一个传统，就是用比较高的标准训练教牧人员，不仅注重传福音，也注重收粮入仓，装备圣徒，并使人在上帝面前立下庄严的誓约，立志过圣洁的生活。在今日中国传道人满天飞，但教会却一片荒凉的荒诞中，加尔文神学是教会重建的唯一出路。

加尔文主义者注重上帝的律法，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严苛专横，缺乏弹性，然而历史证明，加尔文主义者始终是自由的捍卫者。加尔文主义所到之处，一路扫荡形形色色无法无天的现象，清除一切障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然而，以暴易暴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所面对的问题。唯有加尔文主义向世人昭示了人类的最高理想。世上渴慕理想，渴慕为真理而活，憎恶各种形式的偶像崇拜的人啊，你在加尔文主义中必然能够得到慰藉。“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8：32）。

加尔文主义所传讲的是一种合理的个人主义。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有上帝的形像。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没有凌驾在别人头上的权力。个人都是独立的，但绝不是孤立的。因此，唯独传讲加尔文主义，才能够抑制践踏个体尊严的极权主义，同时抑制暗中极端张扬自我的个人主义，使每个人都对自己有一个健康的地位。

加尔文主义强调基督徒的一生就是“天路历程”，每个人都是“天路客”。约翰·班扬所著的《天路历程》一书成为基督徒灵修神学的经典名作。加尔文主义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使人强烈感受到他是一个单独的个体，不能依附于其他任何人或事物，每个人都要来到上帝面前交出自己的帐本，谁也不能代替谁。加尔文主义还以清晰夺目的大光照亮人心，使人看到他对上帝的责任、与永世的关系。人一进入世界就时时刻刻步向坟墓，但是加尔文主义告诉我们，人的一生有一个重责大任，就是“进天国，逃离地狱”，而这也成为他人生旅途中唯一的慰藉。因此，加尔文主义对于中国文化中只重今生享受，不重来世上帝面前审判的成分也是一个提醒。

加尔文主义把主权的上帝显明在人的面前，又带领人寻其踪迹，使人看到上帝的伟大、威严、至智、至圣、至公、至爱。加尔文主义让每个人都谦卑在上帝的面前：“人算什么”，加尔文主义也使人认识到人生的尊严：“你竟顾念他！”

当然，我们所提倡的并不是宗派精神。在加尔文神学中所呈现的真理并不仅仅是属于某个宗派的，而是属于全世界的。加尔文主义的原则就是圣经，从圣经中我们得到加尔文主义的基本原则：上帝的主权。接受上帝的主权，也必然接受基本的伦理原则，也就是以上帝所启示的律法为最崇高的标准。加尔文主义的终极目的就是荣耀上帝。因此，加尔文主义是形形色色的人本主义的天敌。这样的加尔文主义，不多不少，正是圣经中所启示的，正是中国所需要的。唯愿上帝感动、兴起更多的仁人志士，一起学习加尔文神学，使上帝的名得荣耀，使中国得复兴。



1．改革宗神学家华腓德论改革宗神学

老普林斯顿神学院著名神学家华腓德指出：“加尔文主义就是人完全倚靠上帝白白的恩典，救恩唯独属乎他。加尔文主义的性质既然如此，所以加尔文主义的命运时时所遭受的一些不景气也就不问可知了。只要罪恶的意识在人心中存在，只要倚靠上帝的人知道有上帝的可靠，只要上帝仍在天上，加尔文主义是不能在地上被弃绝的。它的命运与有神论、宗教、福音主义的命运唇齿相关；因为加尔文主义正是有神论、宗教、福音主义在其观念与表现上达于纯洁的高度。从观念与表现的纯洁上讲，这就是难题之所在。保持完全是很难的，此为人所共知。更何谈维持其高度的完全呢？试观起伏于今日世界的思潮，都想把对上帝的理解删除；即如无神派的自然主义，唯物主义，或泛神论的进化主义。即或不是删除，也企图把对上帝的历史事件中的理解予以钝挫或弄的暧昧不明。试看人心的骄傲，自由言论的宣称，能力的夸示，拒绝承认外来意志的摆布。试看罪人根深蒂固的自信本性的根本善良，并能达于完全的能力。”（华腓德著：《神学家加尔文与今日的加尔文主义》）



2．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论改革宗神学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在论及加尔文的时候，指出：“他以真正法国式的尖锐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使教会共和化和民主化。当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国已经蜕化并把德国引向灭亡的时候，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却成了日内瓦、荷兰和苏格兰共和党人的旗帜，使荷兰摆脱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并为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二幕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加尔文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加尔文的教会的组织是完全民主的共和的；而在上帝的王国已经共和化了的地方，人间的王国还能够仍然从属于君主、主教和领主吗？”（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47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91页）



3．卢梭论加尔文

法国有两个“约翰”给人类思想史带来了震撼，一是约翰·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一是约翰·加尔文（Jean Calvin,1509-1564）。约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一论政治，一论教育，奠定了他的启蒙运动中的历史地位。约翰·加尔文的《基督教敬虔学》和圣经释论，一论教义，一释圣经，奠定了他在宗教改革中的历史地位。约翰·卢梭提倡的是“主权在民”，约翰·加尔文所提倡的是“主权在神”，前者导致了以“法国大革命”为标记的一系列的暴力革命和暴民统治，而后者则成为瑞士、英国、荷兰、美国等欧美国家自由和宪政的精神导师。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第二卷十二章所加的第十三个小注中对加尔文评价说：“那些只晓得加尔文是一个神学家的人，实在大大地低估了他的天资。我们那些智慧的法律编辑成典，加尔文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在法典编撰方面所得到的荣誉不下于他著述《基督教敬虔学》一书所得到的尊荣。不管我们的宗教如何发生巨变，只要爱国和自由精神仍在，加尔文就会仍然活在我们中间，记念这位伟人的人都必得蒙祝福。”  

                                

4．阿米念派创始人论改革宗神学

阿米念派创始人阿米念（James Arminius，1560–1609），谈及约翰·加尔文的时候，说：“我恳切地告诫每个学生研读圣经，此外我所反复叮嘱它们的就是仔细研究加尔文所著的圣经释论，与海弥克（Helmich，荷兰神学家， 1551–1608）相比，我更加推崇加尔文的注释。因为我坚信在释经方面，加尔文确实是无与伦比的，他的释论比流传下来的教父们的著述更有价值。他有一种卓越的先知的精神，这是他超越其他大多数人的，甚至可以说超越其他所有的人。在研读《海德堡教理问答》之后，就当研读他所著的《基督教教义》，其中包含了更加详尽的解释，但也要有所分辨，正如阅读其他一切属人的作品一样。”（Schaff: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Vol. VIII Chapter VIII）



    5．世俗学者威尔·杜兰论改革宗神学

威尔·杜兰是一个历史学家，他并不完全赞同加尔文的主张，但他在论及加尔文神学的时候，也不得不承认：“加尔文神权政治奠基之日，亦即民主政治萌芽之日。加尔文教派灵修走到哪里，平民教育就发达到哪里。……在加尔文的启迪下，勇敢与冷静受到鼓励。在这类人物领导下，人们征服了新大陆。它们建立自治政府，尽力扩张教育。它们宣称，要把自由带给全人类。人们由选举牧师到选举官吏，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会众可以自治，市镇自然亦可自治。上帝拣选的神话，在美洲各国建国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宗教改革》，664－665页）



6．魏司道博士论改革宗神学

魏司道博士在一九三零至一九四一年曾于中国东北宣教，后任日内瓦大学圣经及哲学系主任多年。“真能与世俗主义对抗的，就是‘全体主义’（Totalitarianism），一贯的、忠于圣经的信仰就是全体主义，所有对圣经半信半疑的思想体系，都含有分裂的种子，终必失败。而加尔文主义正包含着钢铁一般坚固的立场，它必然会延续下去。”（《教会复兴的障碍》，赵中辉译，53页）。



7．范泰尔论改革宗神学

    范泰尔是威斯敏斯德神学院著名的护教学教授，他对加尔文神学坚信不移。“加尔文宗与阿米念派之间的不同之处，是在永恒性的上帝与暂时性的人之间的关系上有不同的主张。我们认为，上帝决不依赖人，只有这种在上帝论上毫不妥协的神学主张，才可以说是真正代表具有一贯性的基督教立场；在基督教与非基督教立场之间的争论，就是围绕着永恒者与暂时者或上帝与人的关系这一问题而展开的。既然如此，很显然，我们必须主张阿米念派是不会为基督教提供任何有果效的护教学的。假如他们能够做到的话，阿米念派有责任证明，他们的主张为基督教提供了更好的护教学，胜过加尔文宗所提供的。加尔文宗与阿米念派之间的不同之处是不能忽视的，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我们忽视我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在对付共同的仇敌方面也不会取得什么进展。加尔文主义者自然认为是阿米念派人士引狼入室，不管阿米念派人士自己怎样看待自己的做法；同样，阿米念派人士也是认为加尔文主义者把仇敌放进了堡垒的，而自己还不晓得”（《为真道辩护》，范泰尔著，王志勇译）。



8．凯伯尔论改革宗神学

亚伯拉罕·凯伯尔（1837－1920）是荷兰加尔文主义神学家与政治领袖。他担任过牧师，并主编报纸，创办基督徒大学，还通过选举，成为荷兰的首相。“加尔文主义并没有止于教会次序而裹足不前，而是扩展成为一个整全的生命体系，她的能量绝不是仅仅耗费在教义的构建上，而是创造了一个整全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样的体系过去、现在、将来都能够满足人类发展的各个阶段、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的需要。加尔文主义使我们基督教最崇高的属灵光彩展现出来：她创造了一套教会的治理模式，这一模式成为国家联盟的雏形；历史证明，加尔文主义是科学发展的守护天使；她解放了艺术；她所传播的政治蓝图促成了欧美立宪政府的诞生；她促进了农业、工业、商业和航海的发展；她在家庭生活和家族关系打上了基督徒的印记；通过提倡崇高的道德水准，她在全社会中促进了道德的纯正，这对教会和国家、社会和家庭都产生了多重的影响，这一基本的哲学理念完全而且唯独源自加尔文主义的总原则。”（Abraham Kuyper: Calvinism As a Life System-Six Lecture: Calvinism and the Future）



9．司布真论改革宗神学

司布真（Charles Haddon Spurgeon,1835-1892）被人誉为“布道王子”，上帝藉着他的讲道使无数的人悔改信主，他的生平、著述和讲章仍然在造就无数渴慕上帝真道的人。司布真也是一位坚定的加尔文主义者。“我们相信加尔文主义的五大特点，我们看这五大特点乃是从基督的十字架上所放射出来的五条大光。” “我有我自己的理由说，在今日若不传讲所谓加尔文主义，就不是传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加尔文主义不过是一个绰号而已：加尔文主义就是福音，并不是别的。如果我们不传因信称义（不靠行为），我不相信我们是传福音；我们若不传扬神的主权之恩，若不高举神拣选的、不变的、永远的、征服的大爱，我们所传的就不是福音。除非我们所传的是以选民特别的救赎为根基－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我不相信我们是在传福音；若是一个福音叫圣徒蒙召以后又堕落了，我也不能明了这个福音。这样的福音是我所憎恶的。”（选自《司布真复兴讲坛》）



10．赵中辉牧师论改革宗神学

赵中辉牧师当是中国教会中第一位潜心研究、翻译改革宗神学著述，传讲改革宗神学，并对改革宗神学有内心确信的人。他在论及改革宗神学的时候指出： “改革宗信仰对这一点是非常认真的，认为全部圣经都是有意义的。许多基督徒不相信旧约中的律法，在今日还约束我们，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同意他们；因为第一，基督接受旧约作为他以及他门徒的生活准则。第二，基督死后，在凡事上教训门徒（约14：16），门徒又教导教会，说旧约仍然约束他们。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章16至17节中清楚地说到，旧约是有意义的。我们相信，全部圣经是神的话，旧约的律法仍然约束我们，除非新约中另有教导。因此对改革宗信仰而言，新约并非是独立的，它乃是旧约的解释者。为了了解神对这时代的旨意，我们必须了解全部的圣经。” （《福音讲道集》，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1992年，200－201页）



11．唐崇荣牧师论改革宗神学

唐崇荣牧师是上帝赐给华人教会的特别祝福，藉着他的神学讲座，越来越多的华人基督徒晓得改革宗信仰乃是基督教神学的正统。唯有纯正的改革宗神学，才能真正荣耀上帝，造福中国。“‘文化使命’，这是福音派的教会常常忽略、或者无知，甚至故意不要知道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如果你愿意好好思考、研究的话，你会在历史的轨迹中间，发现加尔文主义所到的地方，都刺激了、产生了、萌生了全世界的民主运动。这种‘归正宗’（或说‘改革宗神学’）从加尔文开始就刺激了人对人性尊严的了解；这是对‘人到底是什么？’、‘人应当有怎样的权利？’的一个很大的挑战以及对世界的进军。所以，让许多指正掌权的人不能随意对待百姓，不能随意践踏人的自由和人的权柄。这就是改教时期中间，超越了天主教传统对人的了解，从神的启示中领受智慧所产生出来的伟大结果。”（唐崇荣：《神权、人权、政权》，中福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5页）



12．林慈信牧师论改革宗神学

    我是美国长老会的一名牧师，签署并认同《威斯敏斯德信条》中所表述的改革宗神学。我并不把阿米念派人士视为仇敌，而是把他们视为一同为真道争战的战友！我热心研究英国清教徒神学，清教徒的特色就是发自内心地直接向人的意志传福音。上帝主权的恩典和拣选带领我们认信从事传福音的事工。在护教学上我是一个前提论者，但我也不排斥对证据加以合法的应用（THE BIBLE AND VITAL ISSUES: A Contemporary Statement of Faith by Samuel Ling, June 12, 2003）。



13．牛津大学著名历史学家佛劳德的见证

牛津大学著名历史学家佛劳德以批判加尔文主义著称。但是，他在研究加尔文主义和加尔文这个人之后，不得不做出客观的评价。他说：“加尔文主义者已经被人戴上‘不宽容’的帽子。不过如果不宽容的对象是想置你于死地的仇敌，我觉得这心态是可以谅解的……。罗马天主教的信条已经够荒谬绝伦了，他们还决定加上一项，就是有权将每个反对他们的人绞死或烧死，而加尔文主义者在这场争战中，乃是手拿圣经投靠争战的上帝。他们态度愈来愈强硬、愈猛烈；如果你说愈疯狂，我也不反对。他们会这样反应，也是很自然的。敬虔人怎样甘心忍受痛苦，经历忧患，他们也照样相信上帝掌管一切，安稳于上帝护理的大能中。他们既然认为是上帝定意要他们背这重担，就觉得这重担愈背轻省。他们几乎吸引西欧所有‘恨恶虚谎’的人加入他们的行列。他们被压倒，但又起来；他们被扯裂撕碎，但是没有权势能使他们弯曲销化；他们宁为玉碎，不愿瓦全。从来没有人像他们那样，厌恶一切虚伪不洁，痛恨各种道德错谬。如果今天的英格兰与苏格兰还有一些害怕行恶的意识，那都是加尔文主义过去烙在人心的结果。虽然他们没能摧毁罗马天主教，虽然天主教依然存在，而且可能继续长存，在各个议题上发表意见，但是他们锋利的毒牙已经被拔掉了。他们迫使罗马天主教放弃那些可憎的观念，就是自以为有权格杀异己。哦！罗马天主教因着加尔文主义者的反抗，看到了自己行为的败坏而惭愧，所以我们还不如说，加尔文主义者间接促成了罗马天主教的复兴哩！”（Froude: Valvinism,p.44。转引自《预定论》，伯特纳著，赵中辉译，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出版，333页）



14．伯特纳论改革宗信仰

伯特纳是一个坚定的加尔文主义者。他在其所著的《预定论》一书中，考察了加尔文主义对整个世界的影响。“要查验一个信仰体系的实际果效，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一个公认受这个体系影响好几代的国家或民族，仔细查考他们的现况。例如我们查验罗马天主教，就可以去西班牙、意大利、哥伦比亚或墨西哥，观察那里的宗教与政治，就可以看出罗马天主教的果效。如果我们打算这样查验加尔文主义，可以去一个国家看看，这国家长久以来几乎都以加尔文主义为唯一的信仰，就是苏格兰。马飞治告诉我们，当加尔文主义还没有来到苏格兰之前，‘极大的黑暗遮蔽大地，盘踞人心，辖治百姓的心灵，好像无止境的恶梦’。司密斯说：‘加尔文主义来到苏格兰，那时当地居民还受罗马教会奴役，被神父辖管，无知而可怜，肉体上、精神上、道德上都败坏了。巴克尔（Buckle）形容他们‘无论是自己，还是家人，都污秽不洁’，‘穷苦可怜’、‘过度无知，极度迷信’，‘迷信已深植他们心中’。然而诺克斯在苏格兰研读圣经，已经体会到一些预定论的精神，后来到日内瓦受教加尔文门下，更彻底领悟这伟大的教义，并且传给苏格兰人。这教义闪耀在苏格兰人心中，带来的转变实在令人惊异，好比万古长夜中忽有日光照耀……诺克斯使加尔文主义成为苏格兰的信仰，加尔文主义则使苏格兰成为全世界的道德标准。加尔文主义在哪里兴旺，哪里就愈少犯罪；今天全世界公认最有道德的民族，也就是最彻底奉行加尔文主义者；加尔文主义在哪里影响力最大，哪里的道德水准也最高，无论是个人或国家都是这样。这绝非巧合，不容忽视。喀莱尔说：‘我们真的可以说：诺克斯使他的国家从死里复活了。’佛劳德则说：‘如果没有约翰·诺克斯，就没有今天的苏格兰。诺克斯就是这等英雄人物。’”（伯特纳：《预定论》，337页）。



15．加尔文与改革宗信仰对美国的贡献

今日中国人多羡慕美国人经济上的富足，政治上的稳定，很少人晓得美国是一个建立在加尔文神学基础上的国家。伯特纳总结说：“加尔文主义随着五月花号来到美洲大陆，美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班克鲁称这批美国的先祖天路客为‘按着最严紧的教门作加尔文主义的信徒’麻萨诸塞港殖民地的首任总督恩德克（John Endicott），第二任知事温斯罗（Winthrop），创建康乃狄克州的胡克（Thomas Hooker），创建新哈芬州（New Haven）的戴文波特（John Davenport），创建罗得岛（Rhode Island）殖民地的罗杰威廉（Roger Williams）都是加尔文主义者，彭维廉（William Penn）是胡格诺派的门徒。据估计，美国独立战争时人口三百万，其中九十万是苏格兰裔，或苏格兰-爱尔兰裔，六十万是清教徒，四十万是德国与荷兰的改革宗。此外，圣公会的〈三十九条〉中信仰告白的部份也与加尔文主义相合，法国的胡格诺派也有许多人一同前来。这样看来，全美洲殖民地的人口约有三分之二受过加尔文主义的熏陶。世界历史中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和美国一样，是由这样一批人创建的。再者，这些人迁到美洲，主要的动机不是赚钱，而是信仰；这信仰进入他们内心深处，使他们可以为它牺牲一切。欧洲各国的宗教迫害固然惨烈，但是背后似乎仍有神的手，藉以拣选一批最进步、最开明的人离乡背井，来到美洲大陆，建立一个新国家。”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成文宪法的国家，从此之后，许多国家都纷纷效仿，哪怕是专制主义国家也不得不利用宪法作为自己的遮羞布。精研民主与宪政历史，我们就会晓得，美国民主是与改革宗神学和教会的治理分不开的。因此，美国并不是宪政与民主的楷模和范本，真正的宪政精神和原则要在基督教中寻找。伯特纳指出：“美国的民主政体源于基督教，而这个基督教正是加尔文主义的基督教。这是客观的史实，有太多史料可以作证。独立战争主要是由加尔文主义者发动的，其中许多人曾在普林斯敦的长老会学校受过严格训练。独立战争使美国诞生，这是加尔文主义者给全世界一切爱好自由之人的献礼。沙夫说：‘美利坚共和国的立国原则，凭着清教徒与加尔文主义之间存在的连锁关系是可以追溯其根源的。加尔文主义以其神学的严峻，育成了伟大的品格并且兴起了现代立宪的自由。’”

今日中国社会中研究政治制度的人，往往脱离具体的宗教背景，仅仅从制度的层面考察，难免流于肤浅。人首先是一个宗教性的人，人的行为和制度都是其所信奉的宗教观念的反应。可以说，没有加尔文神学锤炼人的品格，没有加尔文神学使民主的原则成为民众的常识，就没有现代民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伯特纳分析说：“卡斯提勒（Emlio Castelar）是西班牙著名的政治家、演说家、学者，未入政界前曾任马德里大学的哲学教授；1873年自由派人士成立共和政府，他担任总统。他身为天主教徒，憎恨加尔文和加尔文主义，这使他的见证更有趣，更有价值。他说：‘共和运动（republican movement）如果要有所作为，就需要一种比路德更严格的道德标准，就是加尔文的道德标准；需要一个比德国更民主的教会，就是日内瓦教会。我们如果探索盎格鲁·撒克逊民主的源头，会看到一本描述社会原始状态的书，就是圣经。民主是由一种非常严肃的神学产生出来的，这个严肃的神学是从几个亡命他乡的基督徒学到的，他们住在荷兰、瑞士几个不见天日的城市中，而这些城市都有加尔文的阴影徘徊……。这些神学虽严肃，却也宁静，形成人类有史以来最庄严、最道德，最文明的产业。’”

“长老制教会《治会规则》的原则与美利坚共和国宪法的原则极为相似，这实在令人惊讶，也已经使许多人针对这点提出他们的看法。司密斯说：‘当我们的先祖们坐下来制定代议政府与全民政治体制时，他们的任务并不如想像的那么难，而是有范本可以依循。’”

“他又说：‘如果你随便找一个美国人，问他：是谁创建了美国？谁是这伟大民主共和国的真正创始者？，他可能感到困惑。我们也能想象，如果他听到著名德国历史家蓝奇（Ranke）的回答，他会何等惊讶；蓝奇的回答是：’约翰．加尔文是美国真正的创始者。’”

“《改教史》（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这本经典名著的作者德奥宾（D'Aubigne）说：‘加尔文是世界上最大民主共和国的创始者。美国的开国先祖于雅各王一世在位时离开英国，登上荒芜的新英格兰，建立了人多势强的殖民地。他们是加尔文的嫡系后裔，后来虽然快速成长，成为大国，但是提起瑞士雷马湖（Lake Lema）畔卑微的改教领袖加尔文，仍以这位属灵的父亲为荣。’”

“司密斯博士说：‘加尔文主义教导共和政体、人民自主自治这些革命性的原则，并且告诉人具体实行的方法。这些原则传到美国，产生如此丰硕的果实，请问是透过谁的手传的？谁的手栽的？是加尔文主义者。加尔文和他的思想与美国建立自由体制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所以不管蓝奇的话有些人听了会作何感想，这句话是世界各地各宗派的历史学家所公认，所肯定的。’”（伯特纳：《预定论》，345－351页）



16．加尔文主义与民主共和

民主与共和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是一个宗教概念。一个只关心肚腹之欲的民族，是不会有真正的民主和共和制度的建立与发展的。有目共睹，加尔文主义是现代民主与共和制度的摇篮。因此，伯特纳指出：“尽管宗教自由与政治自由并非一体相连，却是彼此牵引，力量之大不容忽视，缺少其中一个，则另一个也不能久长。历史常常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人民是享自由，还是受束缚，关键总是在它的宗教。他们相信哪一种教义，采纳哪一种原则，对整个国家有非常大的影响，因为这些东西直接影响一国人民思想、性格……等底层结构，好像建筑物的地基，是一国人民生活、行政……等表层结构的基础。加尔文主义是革命性的思想，认为人人生而平等，基本上倾向于消灭所有的阶级划分，摧毁一切以财富与既得权威为基础的优越。加尔文主义者有爱好自由的精神，所以反对任何人为的阶级划分，如果有任何制度造成这种现象，使一个人因为这种制度而高人一等，他们都要与这样的制度周旋到底。”

“在政治方面，近代的民主共和政体主要也是从加尔文主义来的，而且两者彼此互有因果关系。任何地方的人民只要接受了加尔文主义，一定也会很快接受民主共和政体。加尔文自己主张：教会在神的统管之下，是一个属灵的民主共和政体，当然他在理论上是主张民主共和政体的。雅各一世曾说：‘如果长老会与君主政体可以相容，那么上帝与魔鬼也可以相合了’，可见他很清楚加尔文主义的厉害。班克鲁说：‘当年的君王一致凭直觉就可以判断，加尔文主义有一个他们所惧怕的政治特质，就是民主共和政体’。另一位美国历史学家约翰．费斯克说：‘我们很难高估加尔文给人类的贡献。他是科利尼（Coligny）、沉默者威廉、克伦威尔等人的属灵父亲，理当被尊为近代倡导民主风潮的第一人……。加尔文神学的传扬是人类迈向个人自由的一大步’。西班牙自由党领袖卡斯提勒说：‘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民主是一种严格神学的产物，是从荷兰与瑞士的几个城市中学来的’。巴克尔（Buckle）在他的著作《世界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中说：‘加尔文主义基本上就是富有民主精神的’。塔克伟尔（de Tocqueville）是一位政治圈内才华洋溢的作家，他称加尔文主义为‘具有民主与共和精神的宗教。’” （《预定论－加尔文主义与代议政府》，伯特纳）



17．加尔文主义与教育

加尔文主义者始终注重发展教育。中国一般人对于宗教的概念是以“信”为本，然而中国人所理解的“信”多是“信则有，不信则无”的信。这种“信”只不过是人主观上的一种感觉，在加尔文神学中，真正的得救的信心是以“真知识”和“真信靠”为特色的。

伯特纳指出：“历史很清楚又为加尔文主义作见证，显示加尔文主义与教育关系密切。加尔文主义无论到哪里，都创办学校，给大众教育注入一股强心针。加尔文主义以信徒心智成熟为前提，其实我们可以这么说，加尔文主义的存在就与人们的教育密不可分，信徒必须心智成熟，加尔文主义才会发挥出它的效果。一个人如果要充分掌握加尔文主义的每一项内容，整理出它蕴含的一切丰富，就必须在心智上有所锻练才行。加尔文主义对人的悟性提出最强的要求，人必须提升他的悟性，才能领悟加尔文主义。加尔文主义也坚决主张爱神不但要尽心，也要尽‘意’，这‘意’就是指‘心智’或‘悟性’。”

加尔文主张‘真信心必须是有理智的信心’，而经验告诉我们，‘有敬虔而无知识’到头来会和‘有知识而不敬虔’一样危险。加尔文清楚地看出，人能否接受他的教义，传扬他的教义，不但台上的讲员是关键，台下的听众也是关键，两者都要受训练。加尔文把他日内瓦的成就归功于学院的设立，数以千计的学生从欧洲大陆和英国流亡到日内瓦，在加尔文门下受教，学成后就把他的教义带往基督教世界的各个角落。约翰．诺克斯从日内瓦回英国时，深信致力于教育工作，使教育普及，就是构筑抗议宗最坚强的堡垒，奠定国家最实在的根基。有古话说：‘罗马天主教所到之处有神父，加尔文主义所到之处有教师’，我们只要考查事实，便知此言不虚。加尔文主义认为头脑比钱财更重要，这种好学精神在英国、美国、荷兰、苏格兰等国产生巨大的影响，无数信奉加尔文主义的家庭即使勒紧裤腰带也要让子女受教育。

喀莱尔的名言：‘对我来说，一个人如果有能力求学，却不学无术而死，实在是一大悲剧’，真是一语道破加尔文主义的核心。凡是加尔文主义所到之处，都鼓励寻求知识，增长学问，所以训练出一批强有力的思想家。加尔文主义者不把力气花在盖大教堂，却努力在各阶层兴办学校。当英国的清教徒、苏格兰的誓约派、荷兰和德国的改革宗信徒来到美国时，不但把圣经及《威斯敏斯德信条》带来，也把学校一同带来。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加尔文主义



‘从不害怕怀疑论的挑战，只要她的学堂旁有教堂，

也不害怕顽固者的对抗，只要她的教堂旁有学堂。’



美国历史上三个最重要的学府－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当初都是加尔文主义者创办的，要让学校成为宣扬加尔文主义的重镇，不但要让学生打下健全的神学基础，也要让他们熟悉其他各门学问。哈佛创校于1636年，主要是为了训练传道人，第一批毕业生有半数以上进入教会服事。耶鲁曾经被称作‘美国大学之母’，有很长一段时间它是严谨的清教徒学校。普林斯顿是苏格兰的长老会办的，以彻底的加尔文主义为基础。

历史学家班克鲁说：‘我们以公立学校为荣，而加尔文是公立学校之父，自由教育制度是加尔文想出来的’。他又说：‘加尔文主义盛行的地方，总是会想办法启发当地民众的心智，在每个教区都兴办学校。’史密斯说：‘多亏日内瓦的加尔文带起这股风潮，才有我们引以自豪的公立学校制度。这股风潮从苏格兰、荷兰兴起，一直涌到美国；美国在建国的头两百年间，每一所包括神学院、大学、公立学校在内的各级学校，几乎都是加尔文主义者创办并维持的。’论到加尔文主义与教育的关系，加尔文神学院（Calvin College）的米特尔教授有两段话说得很好：‘科学与艺术乃是神赐给人类的普通恩典，人类应当谨慎对待，善加运用，尽力发展。我们认为大自然是神手中的工作，具体表现出神的理念，纯自然的事物也可以反映出神的各种属性。一切科学都有统一的理念，神也在这理念之中，因为这一切都是他计划的的彰显。不过加尔文主义者重视教育，除了上述理论性的考量之外，还有非常实际的考量，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不但办初级教育，也办高等教育，以致学校随着教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堪称现代大学教育的先驱。这实际的考量与他们的宗教关系密切。’”（《预定论――加尔文主义与教育》，伯特纳）



18．马克斯·韦伯论加尔文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

韦伯在其名著中考察何谓“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认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在中世纪都曾存在过。但我们将会看到，那里的资本主义缺乏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 那么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到底是什么呢？首先是一种“天职”的概念，这种概念使得个人对工具具有“自觉性”，而这种“自觉性”恰恰是其他社会类型中劳动者所不具有的。“事实上，这种我们今日如此熟悉，但在实际上却又远非理所当然的独特观念——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它是一种对职业活动内容的义务，每个人都应感到、而且确实也感到了这种义务。至于职业活动到底是什么，或许看上去只是利用个人的能力，也可能仅仅是利用（作为资本的）物质财产，这些都无关宏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译，第二章）

其次，合理的资本主义必须有一种诚实的伦理观。韦伯指出：“资本主义无法利用那些信奉无纪律的自由自在的信条的人的劳动，正如它不能利用那些在与他人往来中给人以完全不讲道德的印象的人一样”（第二章）；“艰苦劳动精神，积极进取精神（或不管将其称为什么精神）的觉醒之往往被归功于新教，必须不要像流行的看法那样将其理解为对生活乐趣的享受，或也不应在任何意义上与启蒙运动联系起来。”（第一章）

第三，合理的劳动观。加尔文主义把劳动视为人的天职，视为人生的目的和当尽的本分，人必须恒常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或智力劳动。罗马天主教的禁欲主义使人沉浸在无边无际的空旷的宗教冥想之中，而加尔文则宣布“世界就是我们的修道院”，而劳动则是主要的灵修活动。因此，韦伯总结说：“清教徒的精神气质却是合乎理性地组织资本与劳动”。（第五章）

韦伯得出的结论是：“归正宗（即加尔文宗）似乎就比其它教派更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不管是在乌珀塔尔（Wupperthal ）还是在其它地方，都是这样。其影响比路德教大得多，无论是就具体事例还是就总体的比较似乎都证实了这一点，在乌珀塔尔尤其如此。”（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