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城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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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杨福家首先，我对荣获新加坡“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冠军的复旦大学辩论队表示热烈的祝贺 ！今年的新加坡大专辩论会，首次突破了华语地区的限制，向国际社会开放。参加这次比赛 的共有8个团队，我校辩论队经过认真准备、集体的努力，捧回了冠军奖杯和最佳辩手奖， 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喜事。
　　这次复旦大学辩论队的顾问王沪宁教授、领队兼教练俞吾金教授和四位辩论队员——姜 丰、季翔、严嘉、蒋昌建同学为夺魁立了大功。值得向大家介绍的还有辩论队候补队员何小 兰、张谦同学和他们顾全大局、甘为人梯的精神，还有为辩论赛的成功默默作出奉献的参赛 领导小组组长张霭珠副教授、副教练林尚立副教授、联络员张一华老师及专家指导团全体专 家和陪练队员。
　　这次辩论赛是一场智慧的竞争、凝聚力的竞争。这次辩论赛的夺冠，充分体现了我们复 旦师生争创一流、勇于竞争、敢于夺冠的精神风貌，向世界展示了复旦人的形象；也充分说 明了发挥集体智慧、团结合作、协力实干是我们获胜的根本保证。从今年4月份开始的辩论 赛组织工作，得到了全校师生员工的极大关注，也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在赛前， 我们组织了30多位专家、教授对辩论队员进行专门辅导，国际政治系选派了12名研究生 为辩论队充当陪练队员，学校各部门、各单位都为辩论赛工作开了绿灯……所有这一切，都 为参赛获胜提供了有力的保证。我想，我们把这些为参赛获胜作出默默贡献的人们，称之谓 “无名英雄”是非常恰当的。今天，参赛获胜的辩论队得到了很高的荣誉，这些甘为人梯的 人们同样应当受到尊敬。因为成功与美德是衡量人生事业的两种尺度，同时具备这两者的人 ，才是真正的幸福者。
　　在此，我要提醒辩论队的成员：不管一个人取得多么值得骄傲的成就，都应该饮水思源 ，应当记住是许许多多的人们为你的成长播下了最初的种子。英国伟大的科学家牛顿曾经说 过：如果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的话，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协作的精神应当处处体 现在我们的工作、学习、生活中。team work应当成为我们复旦的精神。
　　在上学期，我校同学还获得了各类荣誉，其中包括在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统考中，我 校学生成绩在全国高校中名列前茅；校男、女射击队今年暑期在第九届全国大学生射击比赛 中又一次囊括全部金杯和金牌，第九次蝉联全国大学生射击比赛冠军；在“上海市普通高校 非计算机专业等级考试”中，我校参加考试的1100余名学生取得了优异成绩，等等。这 些，都是复旦的骄傲，都是集体协作精神的结果。在这里，我谨向为学校争得各类荣誉的个 人和集体致以崇高的敬礼！
　　最后，我还要向辩论队的成员提一个希望：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因为世界上的事没有 绝对的成功，只有不断上进，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功。让我们携起手来，为创一流大学贡献聪 明与才智！
　　狮城舌战
　　贺信
　　复旦大学校长 杨福家教授一九九三年国际大专辩论会已圆满结束，我们藉此机会恭贺贵校辩论队在辩论会中取得 最高荣誉！
　　这次辩论会得以成功举行，贵校的参与支持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深信各参赛队伍在 切磋交流的同时，也建立和增进了彼此间的友谊。希望国际大专辩论会能定期举办，也希望 贵校继续支持辩论会。
　　在此，我谨代表新加坡广播局和中国中央电视台向贵校及贵校代表队致以衷心的谢意。
　　此致台安朱亮亮国际大专辩论会筹备委员会主席一九九三年九月十三日
   
　　前言
　　《狮城舌战》编完了，这是复旦大学辩论队参加新加坡广播局和中国中央电视台联合举 办的19＃3年国际华语大专辩论会的一个副产品。应该说，对我们整个辩论队来说，这是 一个珍贵的副产品。在辩论赛的准备工作刚刚进行的时候，复旦大学出版社的社长兼副总编 辑张德明先生就主动来找我们，说将来要为辩论队的活动、比赛和体会出一本书。他是具有 高度的出版敏感性的。当时，我们还不觉得有出一本书的迫切的愿望，因为大家均全力以赴 地投入到紧张的训练中去了。在新加坡取得了决赛的胜利之后，我们返回复旦的校园。有一 次，大家坐下来总结这次辩论的过程，大家谈得热泪盈眶，心潮起伏，整整四个月的训练和 辩论，其中的酸甜苦辣，我们在辩论中的所得，在整个辩论中人们所给予我们的帮助，已经 不是一、二篇文章所能写明白的。大家突然觉得，应该出一本书，好好畅谈一下我们的体会 、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感受。张德明先生再次主动找到我们，说要出书。与我们一拍即合。 于是大家笔走龙蛇，有了这本书。
　　这本书里所谈的是我们参加辩论的一部分活动和体会，并不是全部，但是足以反映出整 个辩论队活动的广阔的空间和复杂的情感世界。本书大体上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 对整个辩论赛过程的回顾和描述，几篇文章对复旦大学辩论队参加辩论的前前后后、台前台 后、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做了多层面、多角度的描绘；第二部分分析辩论的一般技术性的 问题和技巧性的问题，主要是从辩论的理论、知识背景、辩论人格、辩论心理和实战运用等 方面来论述的；第三部分是复旦大学辩论队在新加坡参加的三场辩论的辩词和评委的评论； 第四部分是附录，主要是辩论规则、大事记、报刊选摘等，以及我们为复赛和决赛准备的正 方辩词，虽然我们在复赛和决赛中均抽到了反方，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准备的正方的辩词也是 有价值的，可以对比来看我队的反方辩词，所以也收在附录中。
　　在编成这本书之际，我们特别想强调两点：第一是：我们深深懂得，我们并不是十全十美的，我们的辩论也有不少令人不满意的地 方。在新加坡和回来以后，有不少人给我们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本书的行文较少谈及 我们的不足，这也是本书的一个不足之处。我们在新加坡的时候，每场辩论取胜之后，第一 件做的事情就是回到旅馆里讨论我队的不足之处，直到取得决赛的胜利，我们还是先讨论了 不足之处。我们是有自知之明的。我们也深深地明白：辩论在人生中可能只有一次，但是做 人却是永恒的。其实，我们从其他队伍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如剑桥大学队深刻的理性思维 方式，台湾大学队活跃的强辩风格，悉尼大学队稳健的场上表现，新加坡国立大学队默契的 整体配合，马来亚大学队翔实的资料掌握和运用，香港大学队伶俐的反驳能力，英属哥伦比 亚大学队温文尔雅的风度，等等。我们在与各队的交往中得益匪浅，补足了我队的一些欠缺 .一支好的辩论队，一定要善于向对手学习，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辩论场上各队激烈 鏖战，各队的优点和优势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是我们学习的良机。可以说，参加辩论赛， 领略了各队的风采之后，我们对辩论的理解大大加深了。
　　第二是：辩论本身是非常复杂的知识性和技巧性的活动，不是我们这几个人和这几篇文 章能够穷尽的。我们只是谈了我们的一些看法，也许只是一点皮毛的知识和一孔之见。同时 ，辩论本身就是一种流动的知识，是一对在千变万化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知识。我们所经历 和所涉及的只是辩论艺术中很小的一个部分。同时，限于精力，我们没有系统地总结我们所 有的体会和感受。这本书，只想起抛砖引玉的作用，只想与大家分享我们有限的所得。辩论 艺术是一个广大的宇空，我们只在其中有限的一隅中飞翔过，因而是绝对不敢谈对整个宇空 的把握的。
　　我们编辑的这本《狮城舌战》是许多人努力的结果，也可以说是许多人汗水浇灌的一枝 花蕾。没有辩论赛，就没有《狮城舌战》，关于辩论赛本身，我们要感谢的人太多太多，我 们已经在书内提及，这里就不再复述。这里仅向对本书的编辑做出贡献的人们表示我们的谢 意。我们衷心感谢：复旦大学杨福家校长，他在百忙中为本书写了序言；复旦大学出版社的 张德明先生不仅鼓励我们编写了这本书，而且与我们一起确定了书的大体框架，亲自动笔润 色，使本书增色不少；吴山弟先生和王海峰先生花了大量宝贵的时间写出了本书的第一篇大 特写，全面回顾了整个辩论赛的过程；张一华先生和王惠华先生为了使本书能够得到高质量 的照片，多次与新加坡广播局联系，终于使本书做到了图文并茂；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政治 学专业的研究生曾峻、唐豫鹏、赵彦龙、陈炜、李经中、马文运、徐勇等人根据录音和录像 整理了现场辩论的文字记录；国际政治系的陈云和陈玉刚也为本书的编辑做了必要的文秘工 作；杨淑瑛女士，她为本书有关章节的文字不辞辛苦地做了电脑处理；复旦大学出版社的编 辑和其他同志把本书作为特快件来处理，加班加点，使本书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里就能面世 .我们也感谢所有为这本书的出版做过贡献的人们。
　　我们欢迎来自任何方面的批评和建议。新加坡的辩论是结束了，但是我们还都生活在这 个世界上，任何善意的批评和建议均将有益于我们更好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狮城再圆复旦梦
　　——复旦大学代表队首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会夺冠纪实 吴山弟　王海峰 开篇　子夜凯旋归19＃3年8月30日，《解放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载了新华社于8月29日发自 新加坡的一条消息：上海复旦大学代表队今天下午在此荣获第一届国际（中文）大专辩论会 冠军。台湾大学队获亚军。复旦大学蒋昌建同学被评为本届辩论会“最佳辩论员”。
　　子夜。虹桥机场。喧闹了一天的国际航空港渐渐平静下来了。大厅里，灯光依然是那么 明亮，上书“热烈欢迎复旦大学辩论队胜利归来”一行大字的横幅分外醒目，横幅下站着5 位手持鲜花的女大学生，一派喜气洋洋。此时此刻，当晚最后一架班机——从香港飞来的 MU536Y已缓缓着陆。
　　来了，夺冠归来的将士们走过来了：那走向欢迎人群的步履掩饰不住连日来唇枪舌剑的 疲惫，而胜利的微笑依然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
　　顷刻间，凯旋归来的教练和辩手们被鲜花、掌声、摄像机、话筒、闪光灯所包围。领队 兼教练俞吾金教授轻轻地推开了上海电视台记者伸过来的话筒：“你们还是多采访我们的队 员吧。”只见他紧紧地握住了迎上前来的校党委副书记宗有恒、秦绍德、程天权的手，竟不 知道说什么才好。
　　细心的严嘉从箱子里取出了一束特别包装的鲜花，穿过人群，来到了辩论队负责人张霭 珠老师面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张老师，这束鲜花是我们特意在新加坡为您选的。”
　　张霭珠接过鲜花，眼眶禁不住湿润了。
　　蒋昌建、姜丰，一个是“最佳辩论员”，一个是唯一的女选手，此时此刻，纵然是“雄 辩滔滔”、“词锋锐利”，也杀不出记者们轮番进攻的重围。
　　在凯旋的队伍里，细心的人们注意到，顾问王沪宁教授、辩论队联络员、复旦大学人事 处处长张一华没有露面。悉知内情的人告诉笔者，他们已于10个小时前返沪：他们把鲜花 和荣誉留给了队员们。
　　在横幅前，队员们合影留念。
　　秦绍德宣读了杨福家校长访美返沪途中在香港给参赛队发来的传真：“热烈祝贺你们取 得的胜利，盼继续努力，为振兴复旦共献智慧。”
　　“复旦人太棒了！”作为一个老复旦人，并曾率领复旦代表团出征第二届亚洲大专辩论 会的上海市高教局常务副局长伍贻康教授显得异常激动，“复旦再次夺冠决非偶然。只要埋 头苦干，复旦一定能向更高的高峰攀登！”
　　走出机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把话筒伸向俞吾金：“请问俞教授，复旦这次夺冠最 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俞吾金回答说：“……这次复旦辩论队的胜利，是复旦精神的胜利，是复旦凝聚力的表 现……”
　　呵，复旦精神！每每谈起“复旦精神”四个字，复旦辩论队队员选拔、训练和出征新加 坡的100多个日日夜夜就会在眼前闪过……
　　第一章　梦寻复旦园
　　一纸电传，给复旦带来了新的机会。杨校长果断拍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19＃3年3月中旬，国家教委一纸电传，给复旦带来了新的机遇：首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会将于今年8月份在新加坡举行，受邀国家和地区有美国、中国 、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台湾、香港、马来西亚等10个。由于复旦 大学代表队在1988年于新加坡举行的第二届亚洲大专辩论会上取得总分第一的好成绩， 国家教委决定本届及今后各届的这一比赛均由复旦大学组队参赛。
　　新的机遇已经来临。复旦，你能抓住机遇吗？复旦的莘莘学子们，你们能抓住机遇吗？ “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上任不久充满自信的校长杨福家果断地表示。
　　复旦大学决策中枢快速反应：参赛领导小组成立了，校党委副书记秦绍德挂帅，副教务 长张霭珠任辩论队负责人，国际政治系系主任王沪宁教授任顾问、哲学系俞吾金教授任领队 兼教练，青年教师林尚立任副教练，人事处处长张一华担任联络员，也参加了领导小组，同 时成立了由30多位中青年骨干教师组成的专家指导团。
　　党委副书记秦绍德认为，首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会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复旦大学，以至中 国大陆高校培养人才综合素质的检验。为了在新加坡夺冠，扩大复旦在国内外的影响，我们 不可有稍许的懈怠，务必选拔出最优秀的辩论员，进行高水平的训练，力争为复旦增光添彩。
　　3月26日，30多位专家指导团成员首次在文科大楼1004室聚会。
　　这一天，王沪宁教授好像特别轻松和潇洒：“这一次我是无官一身轻，顾问顾问，顾顾 问问就可以了……”其实，王沪宁的心情并不比俞吾金轻松。曾任第二届亚专辩论会复旦队 “教头”的王沪宁内心很清楚复旦此次通向夺冠之路的艰难。
　　“要准备赢，也要准备输，没有输的心理准备，就不可能有赢的希望。”著名历史学家 朱维铮教授直言相告，一语惊四座。
　　机会与挑战并存——专家指导团首次聚会形成了这样的共识。
　　“只能赢，不能输”对辩论队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而其最大的承担者，非领队兼教 练俞吾金教授莫属。
　　1977年入学复旦大学哲学系的俞吾金，10多年来发表了6部专著、100多篇论 文，已经成为中国哲学界的后起之秀。博士生导师辛敬良教授评价俞吾金“长袖善舞，才华 出众”。然而，在辩论这一新的领域里，俞吾金毕竟还是一个新手。
　　两幅引人注目的海报出现在复旦园。选拔赛紧锣密鼓。
　　第一、二轮落幕。专家教授品头论足——问题与希望同在
　　“光荣与骄傲再次向复旦人走来——19＃3年新加坡国际大专辩论会复旦代表队队员 选拔开始……”
　　3月28日，两幅引人注目的海报同时在校门口橱窗和中央食堂前的宣传栏出现。
　　对于亚洲华语大专辩论会，复旦人并不陌生。在5年前的那次比赛中，首次参赛的复旦 代表队过关斩将一举夺冠，向世界展示了复旦人形象。至今，伍贻康、王沪宁、顾刚、鲍勇 剑、李光斗、罗洁、吕巍在东南亚一带仍颇有名气。那风光的经历，令一代代复旦人引以为 自豪，难以忘怀。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中学生受到复旦辩论队扬威狮城的感染，从而选 择了复旦，此次出征新加坡的季翔、严嘉就是其中的两位。
　　国际政治系教授倪世雄在专家指导团成员首次聚会时，曾深有感慨地谈起这样一件事： 两年前，他去新加坡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也不知什么原因，在过新加坡海关时受阻。在办理 有关手续时，倪世雄与一位新加坡民航工作人员谈起1988年复旦大学代表队在新加坡第 二届亚专辩论会上夺冠的往事。这位工作人员一听说倪世雄是复旦大学的教授，竟翘起了大 拇指：复旦大学，真棒！然后示意倪世雄不要排队办手续了，跟着他过了海关。就这样，倪 世雄在新加坡走了一趟“后门”。
　　今天，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烽烟再起。“复旦人就是要到国际舞台上走一走”。同学们 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踊跃报名参赛，其中也不乏刚入校的一年级学生。有的同学说，我们 虽未必有进军新加坡的实力，但参与就是对选拔的支持，也是对自我素质的检验和超越。
　　经过精心准备，在3108教室举行了三场主题为“我看21世纪”的演讲比赛，作为 第一轮选拔，演讲现场设有临时报名处，继续接受同学报名，三天来共有86名同学登上讲 台。
　　专家指导团的老师们对首场选拔赛十分关心、重视。三天里共有21位专家45人次出 席担任评委，此次，评委阵容之强大，水平之高，在复旦是空前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的 专家教授连续三天到场评审；有的教授带病出席；有的评委在评分之外还认真写上对选手的评语，保证第一轮选拔工作的圆满成功。
　　竞争需要的是实力。尽管那几天文科图书馆哲学社会科学书刊的周转率直线上升，尽管 在复旦园内颇有名气的一些中青年文科学者一天到晚常有来自参赛学生的电话请教，然而， 临时抱佛脚，毕竟晚矣！
　　面对400多名学生及近100名参赛者，朱维铮教授仍然大泼冷水：美国、加拿大的 一些大学，华裔学生占40％，精华所在，我看今天演讲的学生没有几个能与之媲美。
　　泼冷水，有可能浇灭燃烧之火，也可能使人清醒。
　　听朱教授娓娓评说，整个3108教室出奇的安静。
　　竞争是严峻的：86名参赛者在首轮比赛中淘汰近半。
　　4月7日、8日，44名选手以两人对辩的形式，就“经济发展必然使社会道德水准提 高”、“综合国力的提高关键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两个辩题展开第二轮角逐。
　　4月15日晚，第三轮选拔在3108教室举行。
　　比赛程序严格按照新加坡大专辩论赛规则。24名同学分成6队、三组就“传统文化可 以促进现代化”，“庞大的人口必定导致人口素质的下降”，“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不能避 免环境污染”三个辩题展开激烈的辩论，由于有较充分的准备和教练的指点，各队在围绕辩 题拓展的广度和开掘的深度上都较前二轮比赛有明显的进步，辩论中的机智与幽默不时激起 同学们的笑声和掌声。
　　1993年4月20日，一个令新一代复旦人难以忘怀的日子。秦绍德评说：这是重温复旦梦之热。钱冬生预言：复旦必胜，复旦必兴！
　　1993年4月20日晚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赛第四轮选拔赛——也就是决赛在31 08教室举行。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
　　下午2∶30，所有的座位被大大小小的书本占满，桌上像铺着一面面万国旗。
　　5∶30，前后门挤得水泄不通。四个角落像假山一样堆起桌椅叠满了人。教室里除了 主席台、评委席已无一寸空地。
　　5∶45，所有窗台人满为患，像挂了几重厚重的帘子，室内燠热，空气混浊，但人人 表情兴奋，情绪激动。
　　6∶00，两个斯文的女孩无法走到同学代占的座位，情急之下，爬上窗台，从桌子上 走过，满座皆惊。
　　6∶30，辩论赛开始，顿时鸦雀无声。
　　笔者奋力从后方挤入，置白眼讥讽于不顾，骗到一立锥之地，两脚只能交替独立，直至 8∶30结束。所幸视野开阔，纵观全局，心中也激动起来。近年来，从未见过如此热烈场 景，从未听说哪次活动能吸引如此众多自愿的参与者。选拔赛从3月31日第一轮演讲赛至 今，一场比一场热，一次比一次沸腾。秦绍德老师如是说：“这是重温复旦梦之热；是带动 复旦沉闷的学术文化发展之热；是同学力图在国际舞台上展现自我之热。”校党委书记钱冬 生评价这一轮比赛精彩纷呈，高潮迭起。他激动地说：“复旦必胜，复旦必兴！”
　　紧张的辩论之余，笔者采访了周围的同学。问及他们为何来看辩论赛时，他们的回答见 仁见智，但都围绕两个方面：一是对“辩论”的浓厚兴趣，二是对复旦的殷殷爱心。一位同 学说：“这是展现复旦风采，重振复旦雄风的极好机会，我很关心入选同学的表现，他们不 仅代表自己，更体现复旦学生的素质和水平。”这句话代表了很多复旦人的心声。请看：当 介绍各位参赛选手时，他们以长时间的掌声表达着诚挚、热情的欢迎。当辩论中出现精彩的 辩词时，他们暴风雨般的掌声往淹没了对方选手的声音。
　　过五关，斩六将，6位复旦辩手脱颖而出。俞吾金：通向新加坡之路才刚刚开始
　　马不停蹄。4月21日，参赛领导小组组织8名通过第四轮选拔的同学在文科楼进行了 笔试。他们是：何小兰（女）、姜丰（女）、严嘉、张谦、季翔、蒋昌建、孙强、王琰。笔 试试题包罗各学科知识，分为选择、填空及综合分析三部分，主要考察同学的知识积累及分 析判断、文字能力。
　　4月22日上午8∶30，专家面试在文科楼1004室举行，8位选手按照抽签决定 的次序先后逐一接受专家面试。在前五分钟的时间里，每位同学阐述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 及对其与改革开放关系的认识，在接下来的十五分钟时间里，回答专家们从各个领域内提出 的问题。
　　参赛领导小组在参考笔试和专家面试结果的基础上，综合各方面因素，慎重考虑，最终 确定6名同学组成参赛训练队。他们是：新闻学院91级何小兰（女），中文系二年级硕士 研究生姜丰（女），法律系89级严嘉，管理科学系90级张谦，法律系90级季翔，国际 政治系三年级硕士研究生蒋昌建。
　　至此，选拔赛已经划上了句号；然而，通向新加坡之路才刚刚开始！
　　第二章　琢玉终成器
　　无疑，6位辩手是复旦辩坛的佼佼者。
　　然而，一场面向国际的辩论大赛对辩手的素质要求是苛刻的。古人云：玉不琢，何以成器？
　　1993年4月26日8∶00，6位辩手首次走进文科大楼1004室，也走进了一 个令他们永生难忘的集体——复旦大学辩论队。
　　张霭珠、俞吾金、林尚立在门口热情相迎，那眼光已不再是选拔过程中的审视。一个温 暖的新家诞生了。一个注定要在四个月后的新加坡揭开复旦历史崭新一页的新家开始了第一 天的生活。
　　校党委副书记秦绍德这样勉励队员们：为了复旦的荣誉和祖国的荣誉，刻苦训练、迅速 提高、严以律己、团结协作，努力争取夺冠。
　　6位辩手简短地介绍了自己：仪态娴雅又不失锋芒的姜丰，从小在辽宁抚顺长大，后由山东大学保送到复旦中文系， 师从朱立元教授研究西方美学。她喜欢读书，喜欢书画，也喜欢听清纯的女歌手唱歌。好像 从没想过要创造什么辉煌，但希望能拥有完美。姜丰研究的是美学，用心发现的是美，努力 追求的也是一份完美。
　　稳重从容的季翔似乎与辩论有缘。高一时代表上海延安中学参加市中学生辩论会，荣获 桂冠。1988年复旦辩论队首次扬威狮城，辩论的魅力使他放弃了保送上海交大的机会。
　　“除了篮球和游泳外，我喜欢心灵的游戏”。季翔这样谈及自己的爱好。“辩论不是捍 卫真理，但却要把辩题当成真理去捍卫！”这就是季翔眼中的辩论。
　　风趣机敏的严嘉，即将免试直升攻读硕士研究生。他来自南通如东，还在上小学时，就 隐约迷上了复旦，那一年有一位复旦学生获得了全国数学竞赛冠军。“复旦，我的精神家园 .”这句话最能表达严嘉对复旦的真挚感情。谈到辩论，严嘉这样认为：“雄辩是真境界， 诡辩是权宜之计。文化底蕴的深厚与否决定了厚积薄发能否成为可能，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 雄辩与诡辩的分水岭。”
　　出生于厦门的蒋昌建，从安徽师大毕业后当了两年老师，后又慕名来复旦攻读硕士学位 .从厦门到安徽再到上海，他品尝了不少人生的甘苦，由此学会了独立，学会了靠自己的努 力来充实自己。他很喜欢哲学，觉得这门学科能给人以智慧，启发思考。“我是一个平凡的 人，追求的也是一种平淡的生活。”蒋昌建这样谈及自己的生活目的。
　　伶牙俐齿的何小兰，上海姑娘，6位辩手中最年少的一位。演讲是她最大的爱好，在南 昌军训时，曾获《我在军营中成长》演讲比赛优胜奖。进复旦才半年，就与研究生大哥、大 姐同台交锋，颇令人生出“初生牛犊不怕虎”之慨，然而何小兰自己却自信“有志不在年高 ”。歌星张国荣演唱的《鼓手》中有这样一句歌词，“求能用心，求能用功，求能做好鼓手 ”，何小兰很喜欢。
　　张谦，来自湖南长沙的一位小伙子，少年时代就有“神童”之称，许多古典诗词倒背如 流，自信辩论是他的专长。
　　“以前觉得辩论是比语言，后来觉得是比思维、比准备，再后来觉得更重要的是比心理。”
　　无疑，6位辩手是复旦辩坛的佼佼者。这一点，已经从教练、顾问欢迎他们时透出来的 热情而充满期待的目光中得到了证实。然而，辩论对辩手的综合素质要求是苛刻的，更何况 他们将去参加一场面向亿万观众的国际大赛！
　　部分专家指导团成员写下了关于下一步训练的一些意见：谢遐龄：辩论时风度应儒雅，不能给人“吵架”似的印象，在训练中应安排修辞的训练。
　　倪世雄：在训练中要注意面与点的结合，有的学生，应重点补必要的知识；为学生补知 识要处理好广与深的关系，可以分析可能出的辩题，有关知识可重点补，训练中适当组织一 些公开的辩论赛。
　　朱维铮：总的讲队员的知识结构有明显缺陷，经不起问，有的学生一问就倒，问题在文 化积累太少。要向他们介绍国外大学校园中的流行思潮，否则在辩论中人家顺口而出的概念 ，我们不知所出。逻辑训练很重要，几个学生明显地是直线思维，不能从多个角度分析判断 ，让他们读读《老子》、《孙子》。
　　朱立元：时间短，强调因材施教，缺什么补什么，不同的学生可以有不同的要求，不同 的安排。
　　吴晓明：注意训练的有机性与整体性，不要再顾此失彼，由于强调某方面的不足，而走 向另一极端，丢弃了原有的优点。可组织看一点好的演讲或影片的录像。
　　瞿铁鹏：注意提高学生的自信心。训练中形成讨论的气氛。
　　陆士清：训练中应组织好陪辩。出了辩题后可以在同学中征求辩案、组织专家“三堂会 审”。
　　王世靖：“补”要科学，语言上存在的缺陷要逐步克服，可以组织训练队员参加一些场 面比较大的活动。每天都要练讲话。
　　邱柏生：注意形成正确的表达，训练计划安排要有张有弛，弦不能绷得太紧，保持心理 健康。
　　这些意见足以表明：玉不琢，何以成器？
　　“我们能代表复旦吗？我们能代表复旦去赢得胜利吗？”也许，因为有了在复旦校园里的失败，才有了新加坡5∶0的辉煌
　　辩论队正式开训一星期后，受东方电视台的邀请，经过磋商研究、精心准备，5月3日 ，有四位受训队员和两位特邀同学组成两个队，以“青年应尽早摆脱对父母的依赖”为题在 “东方直播室”节目中进行了现场辩论。
　　细心的复旦人注意到，6位辩手中颇具实力的蒋昌建和季翔没有出现在辩论席上。似乎 大家心照不宣、都能理解教练、顾问的战略考虑。
　　然而，可能教练、顾问也始料不及的一次沉重的教训，正在悄悄酝酿。
　　开训一个月后的5月27日晚，还是在3108教室，依然是人声鼎沸。辩论队组建后 又一次公开亮相：与一支学生志愿队对垒，辩题《大学教育要以市场经济为导向》，集训队 为正方。在倾向弱者的思维定势作用下，赛场气氛向志愿队一边倒，集训队员非但没有表现 出处惊不变的心理素质，反而显得茫然局促，大失方寸。
　　这晚的辩论赛再一次激起复旦学生的热情。观众都抱同样的心理，训练后的辩论队水平 究竟怎么样了，是否有问鼎狮城的可能？但纵观全场，普遍认为水平不高，辩论队经过集训 在技巧上确实有了进步，但同时又有过于玩弄技巧之嫌，反倒“以技害意”，得不偿失。
　　总结会上，队员们神情沮丧，各自检讨原因，这个说准备不足，那个讲因辞害意，还有 的说现场气氛不适应……俞吾金三下五除二把问题都挑明了：“这场比赛应该说是失败的。 首先责任在我，治队不严。大家入选后以为可以松口气了，训练功夫下得不够，但失败是成 功之母，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不折不扣地执行训练计划，尽快走出低谷。”
　　秦绍德语重心长地告诫队员们：“一定要找准自己的位置，入选对你们来说，仅仅是多 了一些责任，你们要经常反躬自问：”我们能代表复旦吗？我们能代表复旦去赢得胜利吗？ ‘“
　　“我们能代表复旦吗？我们能代表复旦去赢得胜利吗？”连续两个问号，激起了队员们 强烈的自尊心和荣誉感。
　　“为了明天不流着眼泪归来，今天就必须加倍付出心血和汗水！”队员们和教练们的手 紧紧地握在一起，此时无声胜有声。
　　是的，6位辩手是值得骄傲的，因为他们从众多强手中脱颖而出。然而，通向新加坡之 路才刚刚开始，辩手们需要警钟长鸣，卧薪尝胆。
　　确实，战胜自我要比战胜别人艰难许多。然而，只有战胜自我，才能战胜别人。
　　无疑，这是一次挫折，但也许没有这次挫折的苦涩，就没有新加坡5∶0的辉煌，就没 有手捧奖杯时的微笑。
　　辩论队新一轮培训计划的实施从5月28日开始。
　　王沪宁：我们做一件事，就要追求100％的完美。俞吾金：训练是极其艰苦的。胜利从艰苦的磨练中一点点向复旦辩论队走来
　　王沪宁顾问曾经对队员们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做一件事，就要追求100％的完美， 如果有了9＃％的成功，还有1％的遗憾，就要抓住这1％不放。
　　正是这种追求卓越、追求完美的精神，才使得复旦辩论队在新加坡的三场比赛中游刃有 余。
　　然而，要追求卓越、追求完美，就需要有严格的纪律，需要顾全大局，需要有人作出牺 牲。
　　从集训第一天起，队里就严格规定，缺席一定要请假，没有特殊情况不准请假；每天三 个单元的训练时间，都要守时守纪。于是，你可以看到：早晨八点，文科楼里已传出朗朗的 读书声；夜幕刚刚降临，十楼长明的灯光告诉人们，那里又在进行一场激烈的辩论。
　　那天早晨，俞吾金给自行车打足气，然后从家里出发。谁知刚骑出一半路，自行车胎就 爆了。一看手表，到8点只剩一刻钟，修车已来不及。只见俞吾金推起自行车就跑。当他气 喘吁吁、大汗淋漓地走进文科大楼1004教室，8点只差几秒了。这绝不仅仅是一个时间 概念问题，还有一个以身作则、信守诺言的问题！作为参赛领导小组组长的张霭珠，从落实 集中用膳到安排住宿，从联系外出参观到组织落实授课教师，从帮助队员化妆修饰到协助教 练制定训练方案，并参与训练，真是操尽了心。
　　副教练林尚立，默无闻地出辩题、收集资料，并精心组织训练国际政治系陪练队员。 队员们每天14个小时的训练，而教练们所花的时间更多。林尚立因此而影响了博士论文的 撰写。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训练是极其艰苦的。教练们不仅要求队员们阅读大量著作、报刊，迅速掌握各种信息， 还要求他们“辩不离口”，常常安排5个人和1个人对辩，辩到理屈词穷还得不停顿地辩下 去。有的队员嗓子哑了，吞下几粒药片，继续练；有的队员因酷暑而病倒了，刚吊完盐水又 来到了训练场；有的队员母亲病倒了，也抽不出时间回家去看望一下……在超负荷的训练中 ，队员们毫无怨言，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要为复旦争光，为改革开放的祖国争光。候补 队员何小兰和张谦虽然未能去新加坡，但他们放弃了休息，整个暑期都泡在训练场内，在资 料准备、陪练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政治系研究生主动承担了陪练任务。
　　最了解集训队员弱点的，除了教练和顾问就要数国际政治系的一帮研究生了。为了给辩 论队员创造一个较高水平的对抗训练环境，他们放弃了暑假的休息，充当默默无闻的磨刀石。
　　宝剑锋从磨砺出。正是在与他们的不断“厮杀”中，队员们的辩论技巧才得到了明显的 提高。
　　“知识快餐”4个字道出了6位辩手特有的幸运。要捧回场上的桂冠，更要赢得场下的赞誉。要成为一个优秀辩手，先要学会怎样做人集
　　训期间，为了增强队员们的底气，数十位专家学者给他们调配了讲座形式的“知识快餐 ”，每个队员也努力翻阅了上百本各类书籍。
　　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然而在短短的八十余天里，要完成从语言、思维、逻辑 、心理、事实、技巧、仪态到人格等方面的训练目标，还要根据队员知识结构的缺陷，进行 有针对性的补课，谈何容易！周密的训练计划是保密的。笔者在采访时大致了解到某周周一 到周四的训练安排：周一，《论语》读书报告，“卡片交流”，一对一辩论；周二，听《台湾、新加坡、澳门经济与社会》讲座，观摩上届大专辩论会录像；周三，赴浦东开发区参观；周四，快速阅读训练＋捉漏训练。
　　集训期间，每个队员几乎都阅读了近百本书，其中包括儒家的四书五经、西方经济学的 各家代表著作、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的名著、中西文化史、思想史的权威著作乃至各类人 物传记；听取了近40位专家的50多次讲座，内容涉及文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社 会学、法律、宗教、音乐、美术、环境科学、生命科学等诸多领域。
　　笔者有幸目睹30多位专家为6名辩手开设的50多次讲座的主讲者名单及讲题：王世靖　　有声语言表达技巧彭希哲　　人口、老龄化、妇女与环境倪世雄　　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关系朱维铮　　中国传统文化的沿革黄亚钧　　世界发展报告及回答陈时中　　港澳经济与社会瞿铁鹏　　马克斯·韦伯及其学说顾晓鸣　　辩论心理漫谈金重远　　近现代欧美文明徐洪兴　　中国哲学简史舒　元　　经济学概述张汝伦　　李泽厚述评杜作润　　四所大学概述杨心宇　　前苏联问题纵横谈佘碧平　　解构主义赖彭城　　人权问题讲座董世忠　　国际法概览张薰华　　环境经济学陈其人　　国际经济与南北关系戴星翼　　环境问题讲座谢遐龄　　中西文化比较朱明权　　裁军与安全问题胡景钟　　基督教概述姜义华　　访台纵横谈王雷泉　　佛教基本知识陆士清　　台湾文学与思潮余甲方　　中西音乐简史何思广　　西方美术史罗永安　　中国美术史周敦仁　　美国情况介绍赵寿元　　生命科学讲座俞吾金　　西方哲学史葛剑雄　　人口和历史地理陆德明　　当前经济环境……
　　在这份目录中，人们不难看到复旦作为文理科综合大学的优势所在，潜力所在。
　　为达到知己知彼的效果，教练还特别请有关人士介绍参赛国社会状况和参赛学校的概貌 ，有的队员做了几十万字的听课读书笔记，每人的文摘卡都在一、二百张以上，在他们的案 头、枕边随处可见。
　　知识底蕴有了，好比有了砌墙的砖头，但是缺少了正确的设计和合理的构建，高楼大厦 仍然只能是纸上谈兵。辩论就是要使自己构筑的立场固若金汤，而同时不断地动摇对方立场 的根基，出奇制胜往往取决于辩论技巧。经验丰富的顾问和教练不仅向队员们传授其研究领 域内的知识，更下功夫培养和磨练队员的辩论技巧，什么围点打援、巧设陷阱、引蛇出洞、 连续追问，不胜枚举。队员们为了锻炼敏捷的反应能力，还经常进行成语接龙的游戏，一开 始往往出现突然中断，渐渐地一次接龙越来越长，最后若非教练喊停是不会罢休的。除了训 练课上要求的辩论，队员们在一起常会为一些在旁人眼里微不足道的小事争论半天，就像教 练指出的，从理论上讲，每一个辩题都是可辩的，他们就是要在“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的 训练中，过技巧关、语言关、反应关。场上良好的心理状态来自对自己的信心，一名出色的 辩手既不能自命不凡，又不能妄自菲薄，教练经常安排他们观看1988年复旦大学辩论队 对台湾大学辩论队的比赛录像，每看一次，都要求他们指出两队的不足之处和集训队与之相 比的优缺点，就在这集腋成裘、聚沙成塔的日日夜夜里，队员们一点点向那条起初被认为是 不可企及的水平线逼近。
　　参赛领导小组深知，辩论不仅是知识、技巧的较量，更是展示风度、气质、涵养的舞台 .我们要捧回场上的桂冠，更要赢得场下的赞誉。训练期间，教练和顾问尤其重视队员完美 人格的塑造和培养，一言一行，丝毫不马虎，不允许队员使用降低和有损对方人格的词语和 口气，无论是紧张激烈的辩论，还是平时队员们之间开玩笑；听课时，放着满屋的沙发不坐 ，却对硬板凳情有独钟，既是对教师的尊重，也为了形成良好的坐资；此外，过多的手势得 减少，不雅的语词要忌用……
　　在以往的辩论中，“对方篡改了我方命题”之类的表述习以为常。但俞吾金反复要求辩 论队员千万不能使用“篡改”一类语词，甚至不宜用“偷换”，最好用“改变”。
　　台湾大学队的一位教练曾向王沪宁讨教训练队员的经验。王沪宁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 句话：“辩论队员首先要学会怎样做人，其次才是学会怎样当一位辩论员。”
　　团队精神，成功之源。四位辩手在新加坡的成功，也是辩论队这个小集体的成功，更是复旦这个大集体的成功
　　7月底的一天，姜丰的牙冠发炎，脸部红肿，连续高烧，不得不住进了长海医院。在两 个多月的训练中，教练队员已情同手足。一人有难，大家牵挂。由蒋昌建起草，并由全体队 员签名的慰问信寄出了。姜丰急切切拆开信封，“长海一日，文科楼十年”一行字首先映入 眼帘。姜丰感动万分，她理解队友们盼望她早日康复的真挚情谊。
　　在集训的关键时刻，蒋昌建收到了来自家乡的一份急电：母亲病重。想想在病榻前无人 照料的母亲，孝顺的蒋昌建不禁流下泪来。“辩论队是一个整体，我不能在辩论队需要我的 关键时刻离开这个整体。”蒋昌建理解教练劝他先回去看看妈妈的用意，还是留下来了。
　　团队的利益高于一切。这9个字已经化为辩论队每一个成员实实在在的行动。
　　季翔、严嘉把已经变得极少的休息时间也贡献给了辩论队，借书、联系事务，文科楼十 楼跑上跑下，真把他们给累坏了。替补队员张谦放弃了回湖南老家探亲的计划，与何小兰一 起做参赛队四位辩手的最有力的对垒队伍，直到参赛队赴新加坡。
　　队员们谈起俞吾金教练的团队精神，一个个都很动感情。集训期间，从早上8∶00到 晚上10∶00，俞吾金把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献给了辩论队。那天下午，俞吾金上小学 四年级的女儿打电话到辩论队，说家里有急事。俞吾金想想不放心一个人在家的女儿，但还 是坚持到完成当天下午的训练任务，然后才急匆匆赶回家。因赶得太急，把脚脖子也给扭伤 了。
　　团队的利益高于一切，其重义远不止于辩论队本身。
　　校长杨福家曾两次看望正在集训的队员，并为他们开了科学技术讲座，给队员们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杨校长勉励队员们发挥团队精神，刻苦训练，为复旦争光，为国家争光。杨校 长说，复旦有许多优秀的人才，特别是青年人中优秀人才很多，我们将努力创造条件让这些 人才脱颖而出。国际华语辩论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希望你们抓住这个机会，赛出好成绩。 杨校长还叮咛队员们不要骄傲，不要把自己放在不恰当的位置上，要善于发挥集体的力量和 智慧，赛出风格，体现出复旦人的精神境界。
　　团队的利益高于一切，正成为复旦全校师生员工共同的行动。
　　宣传部在人手紧、任务重的情况下，抽调专人承担辩论队各种琐碎事务；图书馆为辩论队借阅、查询资料大开方便之门；宿管科专门为队员们调整了宿舍；大楼管理科专门派师傅在整个暑期坚持为辩论队开电梯；膳食科在暑期专门为队员们安排膳食；团委、学生会为辩论队送去了饼干，“旺旺”成了辩论队员们的夜餐；细心的倪世雄教授为队员们送去了西瓜——队员们感受到了西瓜的清凉，也感受到了教 授的热切期待；远在南昌参加军训的一位92级同学给辩论队写来了热情洋溢的信：“与季翔同学一样 ，我也是因为复旦大学的优秀慕名而来。祝你们取得成功，为复旦再添光彩！”
　　无疑，新加坡夺冠，是四位辩手的成功，也是辩论队这个小集体的成功，更是复旦这个 大集体的成功！光阴荏苒，文科楼1004室里的倒计时牌上的数字正趋向于零。8月20 日晚，热心的华亭集团、衡山集团在银河宾馆为复旦代表队的全体将士饯行。校领导们也亲 自前来送行。望着东道主特意准备的那道艺术雕刻——鲤鱼跳龙门，复旦的师生被深深地感 动了。这哪里仅仅是一道菜，这分明是上海人民的鼓励和期待啊！
　　一架银鹰冲天而起，载着辩论队员们钻云破雾，搏击长空。此去狮城，征途漫漫……
　　第三章　雄辩在狮城1993年8户下旬，风光旖旎的新加坡依然是骄阳如火，暑气逼人。当来自世界各地 的各种肤色的人们熙熙攘攘地行走在繁华的大街上时，他们可曾想到，一场场激烈的唇枪舌 剑正在狮城如火如荼地展开着……
　　人们记忆犹新，1988年4月，就在这里，复旦大学辩论队击败台湾大学辩论队，夺 得第二届亚洲华语大专辩论会冠军，名扬东南亚。
　　五年弹指一挥间，1993年8月21日，由新加坡广播局和中国中央电视台联合主办 的“首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会”又在新加坡开战，分别来自8个国家和地区的8支代表队， 角逐桂冠。他们是中国复旦大学队、台湾大学队、香港大学队、英国剑桥大学队、加拿大英 属哥伦比亚大学队、澳大利亚悉尼大学队、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队、新加坡国立大学队。8 支队伍捉对厮杀，淘汰制使每一场比赛都成为决定命运的背水一战。
　　复旦大学队意在重演历史，台湾大学队欲报一箭之仇，悉尼大学队实力不弱，英国剑桥 大学队雄心勃勃，也想问鼎……人们拭目以待。
　　面对包括三位博士生在内的强劲对手，复旦队显得从容不迫。刀来剑往，字字珠玑，一场有关道德和温饱的论战精彩纷呈
　　时间：8月25日晚7∶00.地点：新加坡广播局演播厅。辩题：“温饱是谈道德的 必要条件”。正方剑桥大学队四名队员身着漂亮的晚礼服，气势不凡。反方复旦大学队四名 队员西装革履，镇定从容。一场不是决赛的决赛拉开了序幕。对反方复旦大学队来说，这是 一场有准备之战，出国前就准备了五套稿子。然而，当他们在新加坡看到辩论会资料时，着 实吃惊不小：剑桥大学队四名队员中有三名博士生，其中两个已读三年级，其年龄总和比复 旦队高出22岁！剑桥大学素有辩论传统，来者不善。加之其领队和一名队员还是复旦校友 ，也可称之为“海外兵团”了。
　　“对手强劲，把初赛当成决赛来打！”领队兼教练俞吾金教授和顾问王沪宁教授迅速制 定战略战术。面对强劲的对手，复旦队并没有气馁，而是对对方的实力作出了冷静的分析。 剑桥队虽然有上述优势，但其弱点也是明显的：一是队员的学历都很高，观点难以统一起来 ；二是年龄大了反应未必会很敏捷；三是就辩题“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来说，正方存 在着较大的逻辑困境。通过上述分析，队员们心里踏实了。
　　针对对方的实际情况，复旦队确定了抓对方逻辑矛盾、猛攻其理论弱点的战术。
　　连续三大，复旦大学队全体成员闭门不出，婉拒了一切宴请，详细地从正方角度分析了 可能建立其论点的3套方案。
　　辩论开始了，正方一辩果然气势不凡，一气向反方提出了10个问题，话题的中心无非 是：没有温饱，何以谈道德。后来评判团这样评述：“剑桥大学队一开始就有如虹的气势………”
　　复旦一辩姜丰不为所乱，不慌不忙地阐明了反方的基本立场：温饱不是谈道德的必要条 件，有理性的人类存在才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人类在任何时候都能够谈道德，在走向温饱 的过程中更应该谈。姜丰反诘道：“今天，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埃塞俄比亚，不要谈道 德了吗？在国困民乏、战火连绵的索马里就不要谈道德了吗？……”姜丰“谢谢各位”的话 音刚落，马上引来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接着，复旦队二辩季翔有力地揭露了对方立论中的诡辩术，即对方用“生存”取代“温 饱”，把命题偷换为“生存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三辩严嘉密切配合，从“饱暖思淫欲” 的古语入手，阐明温饱并不会使人们的道德水准自然而然地提高，在某些情况下，道德反而 会衰退，古巴比伦王国、罗马帝国不正是在物欲横流中毁灭的吗？
　　在复旦队队员的凌厉攻势下，剑桥队辩手之间频频出现矛盾，他们试图把人类的全部生 活状态都装入到“温饱”这张“饺子皮”中去，事实证明是有悖常理的。严嘉幽默地称他们 的理论为“肠胃决定论”。确实，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人活着仅仅是为了吃饭吗？
　　在自由辩论中，正方剑桥队越来越被动，三辩急了：“对方没有驳倒我方论点，说明我 方论点成立。”反方复旦队二辩季翔快速反应：“如果你认为观点成立就成立，那还要场下 那么多评委干什么？”三辩严嘉幽默地说：“按照对方辩友的观点，那么裴多菲的《爱情与 自由》诗就要改成‘爱情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温饱故，两者皆可抛’了！”在自由辩 论8分钟时间内，反方复旦大学队由于引经据典、出语幽默共获得了15次掌声，而正方只 有两次。
　　自由辩论接近尾声时，铃声响了，正方时间到。反方复旦大学队教练的“耗时”战略实 现了。在最后一分半钟时间里，反方复旦队陈词9人次，对于正方来说，犹如“缺席受审”。
　　深受新加坡舆论界赞赏的复旦大学队四辩蒋昌建开始总结陈词：“……谈到这里，我不 由得想起了100多年前生活在哥尼斯堡的一位叫康德的老人说过的一句话：”这个世界唯 有两种东西能让我们的心灵感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二是我们内心崇 高的道德法则！‘“
　　又是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观众从蒋昌建陈词中感受到的不仅是一种精神境界的升华，更是一种崇高道德的穿透力。
　　评判团代表称反方复旦大学队引经据典、上下古今、妙语如珠、出口成章。
　　《新加坡新闻》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刀来剑往，字字珠玑，在一场精彩的有关道德与 温饱的论战中，复旦大学队以翩翩的风度，严谨的议论，击败阵容强大的剑桥大学队，进入 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半决赛。”
　　新加坡舆论界普遍看好复旦代表队具有“冠军相”。
　　唇枪舌剑，雄辩滔滔，又一场关于艾滋病的精彩论战。新加坡舆论称复旦队四位辩手各有风格但不失默契，整体表现出其特有的书卷气
　　初战告捷。
　　然而，复旦大学队教练俞吾金、顾问王沪宁却向四位队员表示了三个字：不满意。其理 由是没有彻底贯彻教练意图，没能抓住对方的核心观点反驳。
　　队员们心中很清楚，这是教练顾问在向他们敲警钟：骄兵必败。
　　半决赛，复旦大学队将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队交锋。悉尼大学队是在战胜马来亚大学队 而进入半决赛的，其一辩和四辩陈词从容，说理透彻，四位队员的配合也比较默契。记得1 988年第二届亚洲华语大专辩论会时，复旦大学队以3∶2的比分险胜马来亚大学队。而 这次马来亚大学队输给了悉尼大学队，足见悉尼大学队实力不可小视。
　　半决赛的辩题是：“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
　　复旦大学队运气并不好，在半决赛抽签中，又抽到了反方：“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 医学问题。”艾滋病的传播，可以通过同性恋、性滥交，以及血液传染等途径，这些都有利 于正方。但这里也有很大的漏洞，它把两个问题对立起来了。其实艾滋病既是医学问题，又 是社会问题。而现在你要说是医学问题，就不能说是社会问题。反之亦然。双方在这一问题 上都有一定困难，但比较而言，正方稍有利。
　　怎么办？教练俞吾金和顾问王沪宁商量后，觉得当务之急是立即调整反方立论的底线， 使之更合乎情理。从反方辩题“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出发，王沪宁、俞吾金 提出了“社会系统工程”的概念：判断一个问题属于什么性质，有三个标准，即这个问题是 怎样产生的，又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最后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要通过什么途径。根据这 三条，可以认为艾滋病是社会问题，而不是医学问题。在整个社会系统工程解决艾滋病的过 程中，包含了医学这一途径，但这并不能说明它是一个医学问题。这样，在肯定艾滋病是社 会问题的大前提下谈医学途径，我方等于居高临下地包容了对方的立场。
　　辩论队员严嘉返沪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半决赛之战是技巧之战， 半决赛之胜是技巧之胜。”
　　严嘉的理解是正确的。在准备半决赛的过程中俞吾金教练和王沪宁顾问曾向队员们授意 ：尽量超出医学领域去辩论，少讲不是医学问题，多讲是社会问题；这场半决赛防守是很困 难的，要打“攻势足球”，充分运用技巧，如类比、形象化说法，包括幽默，甚至诡辩、偷 换概念等；还要充分运用资料。
　　8月25日晚，复旦大学队与悉尼大学队的交锋拉开了帷幕。
　　辩论开始后，悉尼队的一辩和四辩死死守住“艾滋病是由HIV病毒引起的，因而只能是 医学问题”的阵地，复旦队队员用“千万不要让大象在杯子里洗澡”、“如果一个医生参加 了婚礼，能说婚礼就是医学问题吗？”这样的比喻来调侃对方，并向对方提出了“医学能解 决贩毒和吸毒吗？能解决同性恋吗？能解决艾滋病引发的道德、人权问题吗？”等一系列问 题，博得了听众的不少掌声。
　　在半决赛中，反方复旦大学队抛出了大量的资料，如根据美国有关资料，对相当数量的 人作调查，发现有90％以上的艾滋病患者的传染过程与同性恋、吸毒这些社会问题有关， 一下子就动摇了正方“艾滋病不是社会问题”这一论点。
　　“陷阱法”是辩论中常用的方法。这场半决赛反方复旦大学队就设了一个很有效的陷阱 ：复旦二辩季翔问道：请问正方辩友，今年艾滋病日的口号是什么？正方四位辩手面面相觑 ，为不致于失分太多，对方一辩只能立起来瞎猜一气。复旦二辩季翔马上接口说：“错了， 今年艾滋病日的口号是‘行动起来，时不我待’，对方辩友连这都不知道，难怪谈起艾滋病 来还这么不紧不慢的啊！”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正方自己撞到反方的枪口上。正方说中国几年前有刊物介绍找到 了一种根据中药治疗艾滋病的方法。反方四辩蒋昌建马上接口说：不对，我们中国现在最有 权威的艾滋病研究专家之一康来仪教授认为，正方辩友刚才讲的那种方法并没有得到证实。 使得正方再无招架之力。
　　评判团代表评述这场半决赛在内容上双方势均力敌，但在语言上、技巧上，复旦大学队 则占有明显优势。
　　《新加坡新闻》这样评论道：“复旦大学的代表经过两场辩论后，都各显出自己的风格 ，女将姜丰不温不火、非常亲切，季翔严肃理性，严嘉口齿伶俐而蒋昌建成熟稳重。四位代 表虽各有风格但合作起来也不失默契，整体表现出他们特有的书卷气。”
　　与此同时，台湾大学队先后以3∶2的相同比分险胜香港大学队和新加坡国立大学队， 也闯入了决赛圈。
　　至此，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双雄产生，复旦大学队与台湾大学队相隔5年后又将决战。
　　风云际会，鹿死谁手？
　　第二次较量，复旦大学队重演历史。杜维明教授赞扬复旦队配合默契、错落有致、引经据典、妙语连珠，体现了“流动的整体意识”
　　五年前，复旦大学队狮城圆梦。今天，能不能让历史重演？
　　五年前，台湾大学队饮恨狮城。今天，能不能梦圆雪前耻？
　　新加坡新闻媒介把决赛炒得沸沸扬扬。
　　复旦大学队的四名队员有些陶醉了：台湾大学队与香港大学队、新加坡国立大学队的两 场比赛都以3∶2险胜，可谓如履薄冰。
　　王沪宁、俞吾金则要清醒得多：就总体实力而言，复旦队虽强于台大队，但从各方面看 ，台大仍然是一支有潜力的队伍：一方面，台大有辩论的传统，并且又是第三次参加大专辩 论赛，实战经验比较丰富，辩论技巧也属上乘；另一方面，该队的三辩和四辩在场上反应较 快，又善于表现自己，尤其擅长以情动人，对听众有相当的煽动力。而且辩题、评委、观众 、临场发挥等因素制约着比赛，胜负尚难以预料。
　　果然不出所料，决赛辩题“人性本善”，抽签结果，复旦大学队仍是反方，真可谓“一 反到底”。复旦队原先准备得比较充分的是正方，而现在却必须以“人性本恶”来立论，自 然又增加了困难。所以一抽到正方，台大队的领队兼教练林火旺副教授就笑逐颜开，似乎已 稳操胜券了。
　　决赛前夕，决赛的战略战术真是伤透了王沪宁、俞吾金的脑筋。由于过度疲劳，俞吾金 两眼充血，王沪宁感到心力交瘁。然而决战在即，运筹帷幄万不能有半点闪失。
　　作为联络员和辩论队一起赴新加坡的复旦大学人事处处长张一华，在那紧张的日子里， 样样杂务事干在前，买饭、抄稿、占位子，真把他累坏了，掉了好几斤肉。队员们说他是一 位“非常勤恳、非常周到”的老师。
　　王沪宁、俞吾金深思熟虑，对作为反方论题“人性本恶”的基本论点作了三次调整：在 赴新加坡之前，复旦队对“人性本恶”的辩题已作了一些准备，但当时的陈述词的格调是比 较低沉的，其中有“究竟历史上的哪一页是用玫瑰色写成的？”这样的句子，这可能会使人 觉得，把人性看得漆黑一团，悲观主义的色调太重了，不利于听众接受。在新加坡的赛前准 备中，起先又过多地考虑了辩词的可接受性，大量增加了教化和人性后天向善的内容，但这 样一来，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人性本恶”这个辩题反倒显得语焉不详了。在反复斟酌的 基础上，复旦队在立论中引入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两个层面：在事实判断上，理直气壮地 肯定人性本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在价值判断上，又竭力主张通过好的教化引导人性向善。 复旦队还把“恶”定义为“人的欲望的无节制的扩展”，把“善”定义为“对人的欲望的合 理的节制”，积极倡导抑恶扬善的思想。经过这样的改动，复旦队立论不仅简洁明了，十分 严密，而且具有了广泛的可接受性，为了在决赛中掌握主动权，还决定采用“连续追问、攻 其要害”的新战术，务必使对方“就范”，跟着复旦队的思路走。
　　王沪宁、俞吾金鼓励队员们：现代社会的竞争是智商的竞争。从已有多场比赛看，你们 的智商要高出台大辩手，战胜他们应该有信心。
　　8月29日下午3点，人们企盼已久的大决赛终于在狮城拉开了序幕。新加坡的李显龙 副总理和许多社会名流都出席了辩论会，演播厅内气氛凝重，座无虚席；评委的阵容也是强 大的，其中有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杜维明，也有香港明报的创办人查良镛先生（笔名金庸， 其武侠小说风靡全球）。
　　辩论开始后，正方一辩在表明观点时引用了康德“人有理性”的一段话。就在同一时间 ，反方复旦二辩季翔、三辩严嘉各自递给一辩姜丰一张同样内容的卡片。姜丰会意，在表明 观点时首先指出：对方辩友爱谈康德，那就让我们来看创吹德是怎么说的吧。康德曾经说过 ，人之所以会行恶，有时是由于人的天性，有时是由于人的自私性。第一句话就使对方处于 被动。于此可见复旦队的配合之默契。
　　接着，正方二辩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论证人性本善：如果要吃西瓜，就得撒西瓜种子 .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善行，就是因为人类本性中早已有善的种子。反方复旦队二辩季翔从 容不迫马上给予反驳，还套用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的四大恶人，即恶贯满盈、无恶不作 、凶神恶煞和穷凶极恶来反问对方：如果人性中没有恶的种子，那善花怎么能开出恶果呢？
　　正方三辩激动地反驳说：如果人一生下来就是恶的，善是后天教化培养的，那谁又能去 教化谁呢？给观众留下活泼机智印象的反方三辩严嘉针锋相对：对方辩友刚才讲到“放下屠 刀，立地成佛”，请问，如果人性本善，那谁又会去拿起屠刀呢？
　　在自由辩论中，复旦队连续五次追问对方立论中的要害：“如果人性本善，最初的恶是 如何产生的？善花是如何结出恶果来的？”对方回避不了这个问题，只能回答：“恶是由外 在环境引起的。”复旦队季翔又穷追不舍：“如果人性本善，环境的恶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严嘉也调侃对方：“如果鸡蛋没有缝，苍蝇怎么去叮？人性中没有恶根，世界上何来那么 多的恶人？”这些连珠炮似的追问打乱了对方阵脚，以致对方三辩竟把荀子和告子的人性论 混同起来，并公开指责荀子的理论是错误的。复旦队蒋昌建立即反唇相讥：“如果你认为荀 子错了，荀子就错了，那还需要在座的这些儒学家干吗？”场内马上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
　　如果人性本善，那么善花是如何开出恶果的？如果人性本恶，那善又是从哪里发端的？ 决赛辩题的焦点正在于此。正方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没讲清楚，而反方复旦队则表述得清楚， 因为人性本恶，为了不在互相争斗中都毁灭，就必须建立一个游戏规则，于是就有了权衡制 约，就是人类善的发端。而正方却没能理解这一表述，反复追问同一问题，以至埋下兵败狮 城之根。
　　精彩的自由辩论结束后，复旦队四辩蒋昌建以高屋建瓴之势慷慨陈词，他辩词的结尾部 分把听众的注意力引向高潮：“只有从人性本恶的正确认识出发，人的本能和欲望的无节制 的追求才会得到合理的节制和正确的引导，人类理性才会由他律走向自律，由执法走向立法 ，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要用它去寻找光明。“
　　这一气势宏大的总结博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接着发言的台大四辩，竭力曲解复旦队观 点，企图以情动人，挽回颓势，遗憾的是，他已经回天无力了。
　　评委、美国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在点评中赞扬复旦大学代表队配合默契、错落有致、引 经据典、妙语连珠，体现了“流动的整体意识”。
　　评委香港明报创办人查良镛先生认为双方表现都不错，而复旦队在语言上更胜一筹。
　　王沪宁教授评论复旦队夺冠，是知识的胜利，智慧的胜利，智商的胜利。
　　新加坡《联合早报》写下了这样的报道：五年前亚洲大专辩论会的历史重演，复旦大学 队在大决赛中击败劲旅台湾大学队，荣获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冠军，词锋锐利，反应敏捷的 蒋昌建获“最佳辩论员”称号。复旦大学队今年的收获比上次更丰富，一口气捧走了本届比 赛中两项大奖。
　　复旦大学队重演历史狮城再圆梦。
　　台湾大学队再度饮恨狮城梦难圆。
　　在优美欢畅的乐曲声中，复旦大学队代表姜丰和蒋昌建从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手里接过 了奖杯。
　　奖杯，意味着荣誉；奖杯，象征着拼搏。手捧奖杯，复旦代表队的队员显得异常的平静 .然而，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却翻腾着100多天训练生活的酸甜苦辣，青年、祖国、母校、 集体、个人、荣誉、责任，这些习以为常的概念，此时此刻变得分外清晰：姜丰：当我接过奖杯时，有一种强烈的感受，个人是多么微不足道，最重要的是复旦这 个大集体的力量。
　　蒋昌建：我自始至终以“我代表复旦大学、代表前进中的中国”来为自己鼓劲。我要让 新加坡人民和评委们看到，在中国，在中国的一所大学里，有这样一位学生，在这位学生身 上感受到华语的优美和中国学生的知识水平。
　　从领奖台上下来，一位华人激动地拉着蒋昌建的手说：“我不仅在为你们鼓掌，也在为 祖国鼓掌。只有祖国的繁荣昌盛，安泰祥和，才能培养出像你们这样的青年人才。”
　　蒋昌建握着这位同胞的手，感动万分。
　　沿着夜色中的新加坡河河岸，复旦辩论队的队员、教练谈笑风生。由于比赛日程紧张， 这是他们在新加坡十天里唯一的一次散步。百天训练不寻常，又逢狮城圆梦时，想起在文科 十楼度过的日日夜夜，想起为琢玉成器而默默奉献的老师们，队员们急切思念复旦的心潮不 禁油然而生。
　　尾声　明天会更好9月3日下午，相辉堂——复旦大学历来举行重大庆典和聚会的地方，不时传出近千名 师生的掌声、笑声。荣获首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会桂冠及最佳辩手称号的复旦大学辩论队在 这里正受到复旦大学的通报表彰，并举办首场报告会。
　　中科院学部委员、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教授向与会师生介绍夺冠归来的俞吾金教练和四 位辩论员——姜丰、季翔、严嘉、蒋昌建。当杨校长讲完“值得向大家介绍的还有辩论队候 补队员何小兰、张谦同学和他们顾全大局、甘为人梯的精神”这句话时，场下的掌声显得特 别热烈。是呵，此时此刻，师生们的热烈掌声也是一种崇高的荣誉。虽然，何小兰、张谦未 能在新加坡辩论席上展示他们的才华，但他们为复旦辩论队所作出的贡献，已经自豪地写在 复旦的历史上。
　　“只能赢，不能输。”此时此刻，悉知决策内情的人们一定会感受到杨校长接到国家教 委一纸电传时写下的六字批语所蕴含着的自信和力量。
　　复旦人十分爱戴的老校长谢希德教授，特意从市区赶来，以一个“老复旦人”的名义向 辩论队致贺。谢老一直十分关心这次赛事，第一场辩论题目抽签，就是她托新加坡的一位老 朋友帮忙抽的。后来又托另一位老朋友关照复旦辩论队在新加坡期间的食宿起居。当她得知 复旦辩论队扬威狮城再度捧杯，马上给远在美国访问的杨福家校长传送喜讯。当校党委副书 记秦绍德把这些“秘密”一透露，与会师生无不感动万分。谢老在讲话中希望同学们把辩论 作为一项经常性的业余活动之一。她还赞赏俞吾金教授把辩证法成功地运用到辩论指导中去 的实践。
　　“你是复旦人，我是复旦人，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理想…　”今天的校歌似乎特别温馨 而雄壮。
　　走出相辉堂，校歌声仍在耳畔回响，新加坡唇枪舌剑的情景不断地浮现在眼前——复旦 人在反思校辩论队队员选拔、训练及赴新加坡参赛夺冠的整个过程，从中获取完善自我、奋 发成才、振兴复旦、争创一流的智慧、信心和动力。
　　当笔者行将结束这篇稿子时，有幸读到了复旦大学写给国家教委的一份报告，其中有一 段是这样写的：“辩论赛看起来只是唇枪舌剑，实际上是辩论队员间整体素质的较量。去新 加坡夺冠的是我校辩论队，却反映出大陆高等教育仍有自己的特色和潜力。”
　　复旦辩论队夺冠归来，似一股清新、强劲的复旦风，刮遍了整个复旦园的角角落落，在 每个复旦人的心海里荡起了思考的涟漪。
　　正在讨论中的《复旦大学19＃3—20＃5年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了总体目标，这 就是：面向新世纪，建成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综合大学。为实现这一 目标，全校将以世界一流大学为参照系，集中精力提高质量和水平，创一流的教学、一流的 科研、一流的高技术产业、一流的服务和一流的管理。
　　复旦要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这正是全体复旦人更大的光荣和梦想。
　　旦复旦兮，日月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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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丰一直相信人生的某种机缘。
　　一直相信有一个又一个既定的驿站，在远方召唤命运的列车。
　　一直相信青春应该做点什么，好让平淡如水的生活里，有一点激动与喝彩，好让如梭的 岁月无声流逝以后，总还有点什么值得回忆和纪念。
　　因为年轻，便总会在隐约之间期待着辉煌。
　　而舞台往往就在瞬间展现。
　　就在满二十三岁的生日那天，午饭后，我同平常一样拎着暖瓶悠悠地去泡开水。这个时 候，我看到了那张题为“重温光荣与梦想”的巨幅海报。
　　在此之前，我连一场完整的辩论赛都不曾看过，自然绝对想不到，有朝一日我会作为唯 一的女辩手，代表中国大学生参加国际大专辩论会；更想不到，我会在热带一个美丽的岛国 ，接受副总理的颁奖……从报名参加选拔到成为复旦辩论队的队员，从训练到出国，从场上 舌战群儒到将冠军的奖杯高高擎起，所有的日子也不过是白驹过隙的一瞬，而青春，本来就 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不仅仅因为那座圆梦的奖杯，不仅仅因为虹桥机场的鲜花、掌声、人潮和闪光灯，还因 为今生曾有过这样一段难忘的经历，结识过这样一群出类拔萃的人，还因为确定了一个目标 之后，为它尽到了全部的努力，并最终如愿以偿。
　　终于，我们可以骄傲地说：青春无怨无悔。
　　一　星岛仲夏梦
　　是一件不朽的记忆 一件不肯让它消逝的努力 一件想挽回什么的欲望 ——席慕容《艺术品》8月21日的清晨，我们复旦大学辩论队一行七人，悄悄地离开银河宾馆，登上了飞往 新加坡的航班。
　　这是新加坡广播局第四次举办大专辩论会了，但却是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前来参加角 逐的劲旅不仅有前两任冠军复旦队和台大队，经验丰富的马来亚大学队和新加坡国立大学队 ，还新增加了分别来自美洲、欧洲和大洋洲的三支队伍：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队、英国 剑桥大学队和澳大利亚悉尼大学队。香港则由中文大学换成了更富辩论传统的香港大学。虽 然在第一天的记者招待会上，除了台大那位火旺副教授之外，几乎所有的领队都谦虚客套了 一番，但是，哪一个参赛的队伍不想问鼎冠军宝座呢？倘若当真只是为了“学习”，那倒大 可不必登台亮相，只消静坐观摩就够了。
　　而我们此行赴狮城参赛，似乎除了冠军别无选择。复旦人在期待我们，同胞们在期待我 们，甚至对五年前那场精彩的世纪之辩记忆犹新的新加坡也在期待我们……
　　飞机在蓝天白云里漂。我一直不觉得飞机是在天上飞，而觉得飞机分明是在水里漂。
　　蓝天。白云。
　　我永不厌倦窗外的风景。
　　但是，当我走下舷梯时却是涕泪涟涟，因为降落时晕机。为了给人以最佳的第一印象， 我不得不在教练们的劝导下努力调整表情，趁人不备时凭空演习了几个微笑。直到现在我还 想，如果我一亮相就双眉紧锁，满面愁容，新加坡报界一定不肯慷慨地将“不温不火、非常 亲切”这样的溢美之辞送给我。
　　如果一定让我概括地谈谈新加坡印象，那么我会说，新加坡让我想起晋人陶渊明所作的 《桃花源记》，描述那样一个美丽富庶、和平合理的世外桃源，人人快乐平和，安居乐业。
　　仲夏的星岛，就好像一个鲜艳明亮的迷梦：从现代派的摩天大厦到童话般的小房子，无 不色彩明快，造型别致，即使是政府组屋，也找不到完全一样的两幢。街道清爽整洁，秩序 井然，各种世界名牌小汽车汇成川流不息的彩色河流，堪称最富点缀的街头即景。整个城市 几乎是纤尘不染，热带的花花草草则将都市打扮成一位盛装的新嫁娘。
　　新加坡的好，就在于她有着现代化都市的先进、便利甚至气派，但同时又不失田园牧歌 般的情调与宁静。
　　新加坡是个多种族的国度，你随时会看到各色人种从身边擦肩而过。在这里，除了华人 ，最多的当属马来人和印度人。我们常常去排档吃马来人做的辣面和印度人做的蛋饼。二者 的共同之处就是辣。新加坡人似乎对辣味食品情有独钟。排档上的老板多是些和气温吞而又 颇具人情味的老头老太。如果你讲华语，他们很乐于也用华语同你攀谈几句。在新加坡，英 语、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是并列的官方语言，所以他们的任何一个政府公告都用四种语 言表达，他们的总理的致词也总是用四种语言各讲一遍。
　　与我们打交道最多的新加坡人，除了街头排档的老板伙计，就是广播局的工作人员和新 加坡国大队的队员们。朱亮亮女士和她所领导的华文时事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工作讲究效 率，作风踏实严谨，同时不失亲切随和与善解人意。总有一种感觉：新加坡人似乎比香港人 、台湾人更接近大陆人。
　　新加坡使用的华语是北京语音，华文是简化汉字，而新加坡人的待人接物几乎让我们感 觉不到是在同外国人打交道。国大队的妙慧，被我们的男生公认为是很中国化的姑娘，以至 于我们每一个男生都同妙慧合了一个影。
　　了解一个人需要漫长的时间，但喜欢一个人或许只是在初见的时候；认识一个城市很可 能一生都不够，但热爱一个城市却可能是瞬间里发生的事。
　　赛场上的交锋还未正式开始，赛场下的较量却早已拉开帷幕。
　　台大队的两位漂亮小姐吴淑燕和吴芸真跑来同昌建聊天，我的身边则坐着英俊潇洒的蔡 仲达……建立友谊？还是探听虚实？抑或兼而有之？
　　台大队深夜突然登门造访，我方只有俞老师一个人坚守阵地，我们在隔壁严嘉和昌建的 房间讨论。我脱掉鞋子，蹑手蹑脚地凑到窥视孔前，向走廊里张望……好像小时候看的电影 突然搬到生活里来了！
　　大决赛的前一天，广播局组织辩论队员们去新加坡最负盛名的圣淘沙观光。我们没去， 台大队也没去。第二大两队在化妆室外的走廊里狭道相逢，大家都是脸孔白、眼睛红、眼圈 黑。不上场的芸真还提着他们的午餐当后勤。
　　今天，当辩论赛已经结束的时候，每每回想这一切，便会被一种感动所萦绕。当我们从 辩论台上走下来彼此握手的那一刻，忽然感到他们很可爱。他们和我们一样的年轻，一样的 认真，巧的是复旦队和台大队的年龄总和都是93岁，他们和我们一样，都在尽最大的努力 ，争取最好的成绩。我们本该成为真挚的好朋友，但是，我们连一张两队的合影都不曾留下。
　　辩论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游戏。
　　辩论是一件激动人心的艺术品。
　　为此，我们必须去努力。也正是努力之后，我们才有资格有权利对辩论作如是说。
　　当我回到上海给朋友们看照片时，他们会惊异地说：“嗬，成本低，全是室内剧，没有 外景。”他们哪里会想到在新加坡 的十天里，连从从容容地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25日中午赞助商大宴宾客，我们只喝了一 道汤就匆匆离席，去向殷勤的主人道歉，然后饿着肚子回房间准备当晚的半决赛，我们又哪 里有时间、有闲情去拍外景照呢？我们带回来的照片，一半是在房间里的训练照，一半是在 辩论现场同各方人士的留念照。
　　比吃饭更要命的是睡觉。我一生不曾觉得睡觉是如此美妙的享受。奇迹在于连日的熬夜 并未使我“消得人憔悴”，不过，每天站在房间配备的体重秤上，指针却明确无误地表明我 确实已“衣带渐宽”，回到了大学时代的记录——44公斤，比在长海医院住院每天吃半流 质时还要轻。
　　为了早晨能够多睡半小时，我向俞老师申请不同大家一道出去吃早饭。善解人意的俞老 师不仅批准了我的申请，还送来饼干。而我总是边讨论边泡饼干吃，省去了早餐时间。发现 了如此窍门，后来连隐形眼镜也在集体讨论时洗好了。
　　打败了踌躇满志的剑桥大学队，打败了处变不惊的悉尼大学队，终于又跟老对手台湾大 学队碰头了。
　　关于人性本善本恶，真是遭遇到的最头痛最棘手的辩题。作为辩论会的决赛辩题尤其难 以驾驭。自己作为一辩陈辞，既要争取观众方面的场上效果，又要考虑评委方面的接受心理 ，既要在立论上体现出思想深度，又要在表达上深入浅出、直来直去。我必须自然流畅地完 成我的三分钟陈辞，让评委听明白我方立论的逻辑层次，同时，我还担负着一辩发言结束后 获得的掌声要绝对压倒对方一辩掌声的使命。然而，在大决赛的前夜，我却迟迟拿不出令人 满意的一辩陈辞。
　　为了保证决赛场上的嗓音和精力，队员们十一点就回到了各自的房间。理智拚命地劝自 己必须早睡。理智说：休息好才可能在场上有清醒的头脑和敏捷的反应；理智说：时间已经 来不及了，你必须从心理上真正接受目前既定的辩辞；理智说：训练到了这种程度，没有不 能辩的题目，有什么可心虚的？理智又说：快睡吧，实在不行明天还有一个上午嘛……稿子 终于在凌晨三点钟改定。我倒头便睡。
　　这一场星岛仲夏梦做得实在太累了，但醒来很圆满。
　　二　人生何处不相逢
　　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 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席慕容《乡愁》月亮升起来了。
　　月亮升起在雪尔斯桥上，升起在星岛的热带海风里，升起在水畔、在天涯。
　　这是我们在新加坡的最后一个夜晚。
　　这也是我们到新加坡后第一次以轻松无忧的心情散步。
　　两个小时前，我们还在广播局举办的告别晚宴上穿梭流连：我们去评委们的桌前，同金 庸先生，同杜维明教授，同许廷芳律师合影。这些久仰其名的大家名流，竟是如此谦和平易 ；我们去赞助商们的桌前，感谢他们的支持，那位热情地宴请过大专辩论会全部成员、还特 意送给每位来宾一瓶大华酱油的老人向我们伸出微微颤抖的手……
　　三个小时前，正是那个无数夜晚魂牵梦系的时刻：我们终于捧起了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 冠军的奖杯！我从李显龙副总理手中接过奖杯，将它高高擎起。掌声如潮。灯光闪烁如花。 我们的目光投向我们的教练、投向坐在观众席上的我们的顾问……
　　四个小时前，我们还在大决赛的辩论场上唇枪舌剑地鏖战……
　　六个小时前，我们还坐在化妆室里，任凭化妆师们浓妆淡抹……
　　二十个小时前，我们还在文华酒店的1＃＃0房间，摩拳擦掌……
　　十天前，我们还在上海银河宾馆壮行的晚宴上，为“复旦必胜”干杯……
　　而此时此刻，我们终于走完了一百多个白昼黄昏。我们终于能够不违初衷，无憾无悔。
　　星岛的晚风，习习可人。我们随着“导游”——张洪明老师和他的学生妙慧小姐，随意 地走着，热烈地谈着。
　　其实，整个比赛过程中，张老师一直同我们在一起。张老师曾在复旦中文系任教，留美 获博士学位后，应聘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我们初抵新加坡，张老师就赶到我们下榻的文华酒 店来看我们，虽是初识，却没有一点拘束与隔膜。他向我问起复旦中文系的昔日同事们：朱 立元、陈允吉、梁永安、王东明等老师。张老师身为留美博士，在国立大学享有高薪并深受 尊敬，但他从衣着打扮到言谈举止依然那么随和平实。张老师请我们去新加坡最高的旋转酒 楼“麦思奇”吃粤点，张老师从国大图书馆为我们借来了最急需的图书资料，张老师在大决 赛前给我们送来西洋参片和润喉丹，同我们共同分析辩题，替我们买午饭，张老师甚至给我 们每位队员50新元，这让我想起小时候父母长辈给小孩子的压岁红包……
　　张老师在用各种方式给我们鼓劲、加油、喝彩。只因为我们同是复旦人，同是中国人。
　　为我们鼓劲、为我们加油、为我们喝彩的又岂止张洪明老师一个人？那些旅居狮城的同 胞们听说复旦队代表中国大陆来参加大专辩论会，便千方百计地弄到票子，自愿地来给我们 助威当啦啦队，有的人没搞到票，就不辞劳苦地等在门外。每一场比赛结束，都会有热情的 中国同胞涌到台前，激动兴奋地同我们握手、合影留念。的确，能够在异国的土地萍水相逢 ，是一种缘份。愿那一张张瞬间的凝固能够纪念这人生不易的缘。
　　我一直不能忘记一个小女孩。我不知道她的名字。
　　初赛结束时，就有一个梳短发、戴眼镜的小姑娘跑上来，拉住我说：“姜丰姐姐，你讲 得真好，我真羡慕你。”原来，她一个人从北京到新加坡来读书，现在还是个中学生，她一 见到我就有些哽咽：“我已经三年没回过中国了，姜丰姐姐，我真想家啊……”除了紧紧地 握一握她的手，轻轻地拍一拍她的肩，我还能说什么呢？
　　没想到，大决赛结束时，我又见到了这个梳短发、戴眼镜的小姑娘。我真想不出这个小 小的中学生如何能够入场，要知道，大决赛的票子已被炒到炙手可热的地步呵；我同样想不 出小小的她如何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找到我。大决赛下来，祝贺的人、合影的人已汇成热闹 的人潮。
　　小姑娘扑在我的肩上哭起来。平生还不曾有人扑在我的肩上痛哭。然而，除了紧紧地握 一握她的手，轻轻地拍一拍她的肩，我还能说什么呢？
　　小姑娘把一个精心包装的漂亮礼品盒塞到我怀里。而她唯一的愿望是想要我胸前所戴的 复旦校徽，当我把校徽摘下轻轻放到她手里，小姑娘的眼眶又潮湿了。
　　当我回到上海，拆开那个精美的礼品盒，才发现里面还夹着一封信：姜丰姐姐：您好！还记得星期三那晚初赛结束后与您握手的那个穿着校服的小女孩吗？可惜你们与 悉尼大学的半决赛和今天与台湾大学的决赛，我都无法得到入场券，不能到场为你们助阵， 但我衷心地预祝你们可以载誉而归。您为这次比赛是不是准备了很长时间？当您陈词的时候 ，是那样自然流畅，声音亲切，立即就吸引了全场观众的注意。你们的语音是不是经过特殊 训练的？
　　您现在就读复旦大学，是不是也和我一样远离家人呢？刚开始的两个月滋味真的不好受 ，不过已经慢慢习惯了。我是取得奖学金在新加坡修读两年中学课程，您问我会不会在这里 读大学，可是您知道我的理想大学是哪一所？那就是复旦大学！
　　“独在异乡为异客”，我来自北京，所以这次见到你们，从祖国来的同胞，真是兴奋不 已，冒失地给您写了这封信，如果您能收到的话，请不要见笑。随信的这份礼物是我临时挑 选的，不很好，愿它能陪伴着您，经过千山万水，回到祖国去，带着美好的祝愿。
　　希望有机会再次相见！
　　祝你们新加坡旅程愉快！
　　一个来自祖国的同胞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九日不知名的小妹妹呵，我也不知道何时我们才能再度相逢，是相逢在杏花春雨的江南，还 是在海上月明的星洲？不知名的小妹妹呵，人生是一班正点运行的地铁，我们不得不同一个 又一个站台挥手作别，因为远方有一个又一个驿站在恭候。或许今生不再相遇，但这一份平 淡的温馨，却会伴我风一程，雪一程，共走人生路。
　　世界真小。剑桥大学的一辩汤之敏和夫人（剑桥队的领队）谭洪竞都是复旦校友，初赛 一下来，汤之敏就握住俞老师的手说：“我没有给复旦丢脸吧？”而剑桥的二辩孙学军，则 是南开大学的毕业生，闲聊中，我们还发现居然有着共同的熟人。
　　剑桥到底是堂堂名校，他们不仅在场上身着漂亮的晚礼服，口若悬河，滔滔论道，而且 在场下也是风度翩翩，从容稳重。我们初赛与剑桥队对垒，是安排在初赛的最后一场——第 四场。一方是志在卫冕的前任冠军，一方是可能一鸣惊人的名牌学府。初赛的帷幕还未拉开 ，两队就已被炒得如日中天。
　　剑桥队沉得住气，我们也不乱方寸。在酒店大厅、在巴士上、在电梯里、在席间，两方 队员偶遇，也只浅浅一笑。大家心照不宣，不谈辩题。唯独一次例外。那是在拜会广播局高 层领导并互换礼物的23日冷餐会上，坐在我身边的汤之敏帮我也盛了一碗马来风味的“莫 莫咂咂”，热心地劝我多吃一点，并打趣说：“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喔。”但仅此而已 .毋庸讳言，作为参赛的辩手，谁都希望自己是赢家。但自始至终，我们和剑桥，谁都不曾 有过任何小动作，赢得精彩，输得漂亮！
　　初赛结束那晚，剑桥请我们复旦队和台大队一道去文华三十九层的酒吧共饮。对了，剑 桥的一辩汤之敏和二辩孙学军是大陆去英国的，而三辩吴俊仲和四辩季麟扬则是从台湾去英 国的，他们也找到了同乡人。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
　　今夜，相逢在这个青青小岛。我在海的这一边，你在海的那一边。我们本来都是同乡人 .我们本来有着同样的乡愁。
　　今夜，我们唱歌，我们谈笑，我们共饮。
　　今夜，我们让青春与青春对话。
　　从文华酒店的三十九层极目眺望，是万家灯火的新加坡。
　　在这一片都市繁华中，我却总是情不自禁地想着唐人张若虚。那该是怎样的一个离乡的 老人，在水边、在月下、在天涯，浅斟低唱，轻轻吟诵着那一曲千古绝唱《春江花月夜》：……
　　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
　　何处相思明月楼？
　　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
　　当告别晚宴接近尾声，我们躲开喧闹的人群，悄悄溜出来。
　　决赛终于结束了。我们要消受一下这属于自己的最后时光。于是，在张洪明老师的提议 下，我们去河滨散步。
　　本来，新华社驻新加坡的记者蔡锡梅女士一直很热心地要开车带我去玩，但比赛一场接 一场，根本无暇接待任何来访或赴约，甚至无暇在电话里聊天，更不必说出去玩了。直到比 赛结束了，我依然没有个人的时间。蔡女士理解我要同队友们共享这份艰难鏖战得来的胜利 的喜悦，只是用力地将我的手握了又握。她的女儿邢臻与我同龄，几次短短的见面已使我们 成了好朋友。决赛后，我们的身边总是热闹喧嚷，邢臻找到我，将备好的礼物送给我。还没 谈几句，我就又被拉去拍照。等我回来，人群中已找不到邢臻和她的母亲。直到上飞机，我 都没有机会打个电话同她们母女道别。
　　我们在张老师和妙慧的陪伴下，乘地铁来到河滨。这里是新加坡著名的金融区，新加坡 的美丽与情调，富庶与繁华在这里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一座座现代派的摩天大厦拔地而起， 鳞次栉比，一棵棵热带植物无忧无虑地生长。远处是著名的雪尔斯桥，近处则是象征着狮城 新加坡的白狮喷泉。
　　我们一行人沿着河堤慢慢地走。严嘉说这里很像周末的复旦校园。每走几步就会遇到一 对年轻的情侣，情侣真是人间最好的风景。有人相爱着，真让人由衷地感觉到生活真美好。
　　走着走着，才发现我们的队伍里又多了两个人。原来是两个从大陆过去工作的年轻人， 看过我们的辩论赛录像，在地铁上认出了我们，就一直跟着我们而来。异国相逢的同乡人总 是那么容易交流、容易亲近。俞老师跟那位男士越谈越投机，俨然是他乡遇知己了。而女孩 则同我和季翔聊起来……人生何处不相逢，莫道相逢犹如梦！短短的新加坡十日，与多少生 活在别处的同胞相遇、相识，又匆匆相别离，不知何时何地，才会再相逢、相聚。既然是天 涯旅人，就让我祝你们一路平安！
　　三　毋忘我
　　不是所有的梦，都来得及实现 不是所有的话，都来得及告诉你 ——席慕容《送别》那天中午是如此行色匆匆。
　　匆匆地从牛车水赶回来，来不及从容地为亲友选购几样小礼品；再匆匆地兑换了钱币， 然后匆匆地收拾起行囊，退掉房间；酒店的大厅里站满了辩论会的朋友们，港大的、台大的 、剑桥的、马来亚大学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悉尼大学的，然而，我们已来不及一一作 别，就匆匆地上了巴士，只轻轻挥一挥手，道声再见，道声珍重！
　　车窗外的行道树疾速向后倒去。美丽的组屋、高大的椰子树、如茵的草坪和湛蓝的海岸 线都纷纷地向后倒去。
　　广播局的邓炯才、林文庆和陈术送我们走。
　　车上安安静膊。
　　到了机场，才发现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妙慧早已手持一束“毋忘我”等候在那里了。
　　妙慧拉住我，将那一捧淡紫色、还配了满天星的小花递到我手中；妙慧伏在我耳边，悄声说：这花叫“毋忘我”……我是抱着那一捧“毋忘我”花在与送 行的新加坡朋友合影的；我是挥舞着那一捧“毋忘我”花在同美丽的新加坡作别的；飞机以每分钟500米的速度升空；那座青青的小岛终于消失在蓝天白云之中……
　　也许，十天实在是太短暂了，或者说我们在准备辩论之外留给自己的时间实在是太短暂 了，来不及细细打量一下以美丽著称的新加坡，来不及同新结识的异国朋友们多聊几句；来 不及去赴那些热情友好的宴请，甚至来不及回那些电话留言……
　　遗憾确实太多了。
　　直到现在，我想起一位名叫爱玲的马来西亚女孩，仍然心存歉疚。
　　爱玲留着齐耳的短发，戴着一副秀秀气气的眼镜，这使她看上去比其他女辩手都更文静 、更书卷气一些。她是我到新加坡最早结识的一个朋友。我们和马来亚大学前后相差半小时 抵新加坡，广播局安排我们同乘一辆巴士去酒店，也许这便是我们最初的缘份吧。在后来的 十天里，我们复旦队和马大队一直是亲密的朋友，我同他们唯一的女生爱玲自然也成了好朋 友。
　　还在巴士上的时候，严嘉、季翔他们就已同崇远、志伟他们相当熟稔了。而我同爱玲还 没讲话，也许是由于我刚刚经过晕机，一副没精打彩的样子，也许是由于女孩子本来特有的 矜持吧。但我们一旦熟悉起来，就几乎无话不谈了，我们谈论各自校园里的事情，谈论各自 的旅行见闻，我们还比较了中国和马来西亚书籍的行情，我答应帮她寄买中文书，我们甚至 还谈起了张爱玲，她同我一样是学文学的。我最初喜欢爱玲，也许有一个潜意识的原因：她 同我最喜爱的女作家张爱玲同名。爱玲可以流利地讲华语、英语、马来语、甚至粤语，真是 羡煞人。我几乎意识不到爱玲是外国人，好像她就是我的一位中学同学一样。
　　此刻，我的小书架上就摆放着两个精致透明的小瓶子，里面盛满了五颜六色的幸运星。 那是爱玲在我们半决赛和决赛上场前悄悄塞给我的。其中的一个小瓶子上还写着一行娟秀的 小字：幸运星给幸运的你我确实是幸运的。我不仅幸运地入选复旦集训队，和我的队友们舌战群儒，捧回了首届 国际大专辩论会冠军的奖杯，而且我还得到了我的教头们和队友们那么多的呵护与照拂，得 到那么多相识或不相识的人的关注与支持。我相信在这些方面，爱玲同样是一个幸运的女孩 ，但作为一名辩手，我不得不替爱玲扼腕叹惜。马大队在初赛中即在悉尼大学手下败走麦城 ，而淘汰赛的形式不再给失败的一方任何机会，正如朱亮亮女士在初赛第一场后所言：我们 的杀伤率是50％。每场比赛下来，都是有人欢喜有人忧。
　　作为好朋友的我，却不能给爱玲一点点安慰，甚至不能陪她一会儿。我至今想来仍然负 疚，但纵然时光重现，我也依然只能这样做。因为第二天就是我们复旦队初次登台亮相，况 且对垒的是剑桥这样的强手。我是爱玲的朋友，但我首先是复旦队的一辩。
　　那天晚上结束讨论回到房间，已是凌晨两点多钟，电话铃响了——是爱玲！十分钟以后 ，爱玲抱着睡衣出现在我住的1＃＃8房间。爱玲这么晚还没睡，特意从另外一座楼的十八 层跑过来，一定是有许多话要说。我知道爱玲的心情不好，但是，我实在困倦得睁不开眼。
　　清晨，当我被俞老师的电话叫醒时，爱玲已悄然离去。
　　复旦赢了。复旦真应该赢，有那么多人为我们鼓劲，为我们祝福。当我走上赛场的时候 ，身上不仅带幸运星，还有幸运扣。
　　这枚精巧特别的幸运扣来自香港大学的黄敏。
　　黄敏是一名极出色的辩手，每一位听过那场“现代化等于西方化”辩论的听众，都会记 得正方这位反应敏捷、谈吐机智的三辩。但是，港大队终以一票之差败在台大队手下，尽管 黄敏本人得到了评判团的赞扬。很多人都为港大，为黄敏抱不平，那晚评判团的评决时间也 确实格外长，而且评判团代表的分析讲港大好话比台大还要多，然而，黄敏只是一笑置之： “我们已经尽力啦。”
　　黄敏就是这样的人，真实、自然、大方、随意。
　　我真喜欢这个比我还小三岁的小姑娘。还没来得及说对她的印象，倒是被她捷足先登。 黄敏伏在我耳边，轻轻说：“我挺喜欢你的”，样子像一个有点羞怯的小女孩。
　　就是这样一个小女孩，居然还深藏着一个当女政治家的愿望；就是这样一个小女孩，居 然还当起“算命先生”来了。
　　有一次在巴士上，黄敏问我喜欢什么样的花瓶，喜欢插几朵花，我想也没想就信口答道 ：“喜欢矮墩墩的花瓶，至于花，要么一大捧一样的，要么只有一朵。”黄敏听了哈哈大笑 ：“看来你以后只能嫁一个矮胖的丈夫了。你要么只有一个男朋友，要么有一大堆男朋友， 不过你会对他们平分秋色！”
　　我们在巴士上聊，在观众席上聊，在茶点招待时聊，但还是聊不够。
　　黄敏记下了我的房间电话。
　　但我知道，黄敏不可能在电话里跟我聊天。到了比赛后期，为了不影响准备和休息，我 已经在教头们的建议下，不再接任何电话。
　　马大队的一个男生就曾经对我说：“姜丰，跟你讲话好像有点紧张。”我当时很诧异， 问他为什么，他说彼此讲话太少呗。其实，时间的短暂并不妨碍我们成为朋友，十天，已经 足够让我们彼此记住。
　　但是，我们无法更多地闲谈，无法接受那些友善热诚的邀请，甚至不能做出任何约定与 承诺。我们没有实现约定与承诺的时间。
　　命运给了我们相识的机缘，却没给我们相处的时间。
　　初识陈术，是在那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在沉闷冗长的谦虚与客套连成一气时，作主席的 他还一直那么毫不做作地随意地笑着。黄敏回港后写信来，对陈术的领带印象最深，而我的 记忆里则是陈术的微笑。大男孩的笑，真让人感觉到他那么开心，那么乐天，好像什么都不 太在意，什么都想得开。
　　后来才知道，广播局的这员公关大将还是一位屡屡获奖的业余歌手，在美国、在新加坡 都小有名气。即使不了解这层背景材料，你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位相当出色的歌手。他的歌曾 在卡拉OK时有所领略。
　　陈术给我们送行。他送给我们每位队员一盒巧克力，还格外地送了我一只漂亮的小熊。 十几个小时后，这只新加坡 小熊就漂洋过海，安稳地坐在了我宿舍里的小床上。
　　车窗外的行道树疾速向后倒去。美丽的组屋、高大的椰子树、如茵的草坪和湛蓝的海岸 线都纷纷地向后倒去。
　　陈术不停地在问着同一个问题：什么时候再来新加坡？不是所有的梦，都来得及实现； 不是所有的话，都来得及告诉你。
　　人生如一班正点运行的地铁，不能流连，不能多作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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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嘉 一新加坡的夜。
　　和白大的繁华喧嚣比起来，星岛最热闹，最著名的商业街——乌节路仿佛已经竦身一变 ，由热情开朗的艳装少女转而为纤弱雅静的淑女了。新加坡的夜生活并不是算很丰富的。
　　然而，乌节路并没有睡着，整个星岛也一样。我们下榻的文华酒店处在新加坡的黄金地 段，就毗邻着乌节路。已是8月29日晚的11点多了，我们一行人在一种太难得拥有的洒 脱心境中，围坐在文华之巅的酒吧里。放眼出去，远远近近，各色的灯映出鳞次栉比的多式 建筑来，新加坡的夜原来别有一番都市的宁静秀美。“快十天了，还是第一次体味这异国情 调的小夜曲呢。”我突然想起，于是感觉到嘴角上浮起了一丝不易被人觉察的笑意。
　　王沪宁老师就坐在我对面，这位我在中学时就相当仰慕的著名年轻学者，素以才思敏捷 精力过人著称，但此刻的他也显得略有些疲惫了，他的手中是一杯没有加酒精的饮料。在给 辩论队担任顾问的这段日子里，朝夕相处，曾经在我眼中充满了神秘感的王老师，使我们见 到了他可亲可近的本色，但同时，了解的加深，也使得我和队友们对他的知识、智慧、人品 ，更添增了钦佩之情。本已不算少的早生的华发，好像这些日子又多了几根。王老师的左手 边是我们的校友张洪明先生，今天我们一举获胜，令他欣喜万分，一定要为我们设酒庆功， 我们都说请客吃饭的客套还是大家都免了吧，倒是最好找个地方坐下来畅叙一下，于是，我 们来到了文华的顶楼。复旦人，这个称号，有时或许在远离复旦的时候，才会更体会到她的 意义。复旦的情怀，我想，这辈子魂牵梦萦，看来只会越来越浓烈了。紧挨着张洪明老师坐 的，是他的得意弟子吴妙慧小姐，妙慧是新加坡大学辩论队的一辩，还记得在整个比赛的第 一场，由新大对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辩论队的“娘子军”时，她初试啼声，就给我们留下了相 当深刻的印象。我们曾经和她开玩笑：“妙慧，你是漂亮聪慧，妙不可言吧。”不过虽属玩 笑，她的美丽、大方、热情和口齿清楚，倒的确让我们领略到了新加坡大学生的风采。不知 因为是张老师的学生，还是对正统的中国文化特向往，或者其它什么原因，短短数日，她和 复旦辩论队有了相当亲的感情，我们决定收她做我们的“编外队员”。
　　“俞总”，我们的领队兼教练俞吾金教授，此时静静地坐在邻窗的角落，妙慧的旁边。 依然是一派儒雅的学者风范，毫不矫情，毫不做作。王老师和我们辩论队负责人张霭珠老师 经常和他开玩笑：“俞老师，你已经修炼到哲学上的‘无差别’境界了。”但是，平素不吸 烟的俞老师此时手中也拿着一根燃着的烟，平静的脸上依然可见到难以抑制的兴奋，在大决 赛前，他就说过：“赢了，我也要抽根烟，庆祝一下。”俞老师，我们几个弟子总算没让您 失望，终于使您破了一回“烟戒”。张一华老师坐在我和俞老师之间，这次在新期间，与新 加坡广播局进行联系，和各队打交道，帮我们出谋划策，有时还得整理内务，身为人事处长 的他可以说是忙得不亦乐乎。在大决赛前夜，“形势紧迫”，他甚至主动提出来，要帮我们 几个队员把来不及誊抄的稿子誉清。在酒吧的第二天，也就是30日的一大早，他就与王老 师一起飞回了上海，虽说出了一趟国，却连新加坡是什么样子可以说都不大知道，难怪王老 师回国后见到杨福家校长的第一句话就是：“杨校长，这回你可欠张一华老师一次出访机会 喔。”但是，在我们获胜之后，回酒店的车上，张老师悄悄地跟我说：“我分享你们的喜悦 ，但不分享你们的成功。”不计名利、不计得失，只是为了事业而奉献，虽说是有点老生常 谈，但这不正是复旦精神中一种真正的精华吗？如果复旦人都能以这样一种风貌而开拓前行 的话，世界一流学府的目标不是应该更快地得以实现了吗？昌建在我的另一侧，他的位左是 烛光的映衬下显得更加清纯可爱的姜丰，正对着的是妙慧，真是“最佳选位”。下午得了全 部比赛的“最佳辩论员”称号，但他却是异常的平静，和往常一样与姜丰、妙慧开着无伤大 雅的玩笑，不过为了比赛需要，而营造一种矜持有深度的刻意形象，这时却是不必了，人轻 松了好多。姜丰的高兴劲儿抑制不住，也不去抑制，她要了一杯有着很浪漫的蓝色的鸡尾酒 ，可是不胜酒力的她喝了几口，脸上立时红扑扑的，吓得不敢再喝，和在下午从李显龙副总 理手中接过冠军奖杯后，落落大方而出人意料地回赠李先生一个小巧的复旦名片夹时相比， 真是判若两人。姜丰虽然是研究生，但心理年龄却给人一点都不大的感觉，在辩论队里，就 连实际年龄最小的季翔，嘴上认她做姐姐，其 实却还把她当“小妹妹”。但这次三场比赛，她和昌建一头一尾，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出色发挥，为全队的脱颖而出立下了汗马功劳。坐着的还有一人就是季翔了，数次，我们的 目光相遇，不语而笑。是啊，对我们两个人来说，这时候还需要什么言语呢？从出征“白猫 杯”时莫名其妙的失败，到系际辩论赛上一路过关拔寨，以不失一分的成绩夺魁，到在选拔 赛天随人愿而又鬼使神差地两次抽到一个队中，再到集训时同住南区的上下铺，加上同在一 个系，又曾共事于同一个系学生会、法学社，多少次的交流，共同的志趣，形成了相同的感 悟。对这个天资聪颖又少年老成的小伙子，还有什么需要用言语来表达呢？
　　“出来前，张德明老师提出赢了回去，帮我们出本书，大家想个书名吧。”王老师笑着 说。
　　“嗯，《新加坡之梦》怎么样？”不知谁马上接语。“梦”？是一种妥贴的感觉，这些 天，时空切换，情势飞转，真的如在梦中一般，的确该有个梦字。
　　“我看叫《星洲圆梦》吧。”又是谁的声音？对，圆梦！多么艰难而又美妙的圆梦过程 ，多么辛劳而又难忘的圆梦经历啊。“就用这个名字吧。”众人开怀而笑。
　　二在开怀的畅笑中，我的思绪突然被拉回到了五年前。难道这是冥冥中的注定？88年复 旦辩论队出征狮城时，我还在南通一座滨海小镇的中学里读书。但是，《文汇报》对此的新 闻报道竟深深地吸引了我，以至于其中的诸多细节描写我至今仍历历在目。当中央电视台第 一次在“五四”青年节播放他们的大决赛录像而我错过收看机会时，我曾是那么的懊恼，而 当中央电视台重播此录像的消息传来，我又曾是那么的兴奋。荧屏上的唇枪舌剑，妙语如珠 ，翩翩风度，令我难以抑制住激动和神往，尽管说老实话，我那时并没有能完全听懂，为什 么“儒家思想不能抵御西方歪风”。
　　进复旦后，曾向学长问起：那些狮城雄辩的才俊们是否是学生会属下那个“演讲与口才 ”协会的成员。结果引来学长们惯有的对Ereshman不谙世事的善意嘲笑。而一个月后， 就逢到了复旦的系际辩论赛，法律系便组成了一支由我们班四名同学做队员的辩论新军去冲 锋陷阵，88级的一位同学自告奋勇，成了我们的领队兼教练。因为觉着我噪门比较洪亮， 于是我便成了总结发言的四辩。前面的阵容是一辩温文尔雅而又不失锋芒的女同学吕敏娜， 二辩孙强，三辩周志峰。孙强后来在这次赴新前的选拔中一直冲到最后剩下的“八强”中， 别人把他和季翔、我三人放在一起，戏称作“法律系三剑客”。而周志峰则在以后的岁月里 成为了复旦第二十九届学生会的主席。当时虽对辩论不明就里，但还是满腔自信地上去辩， 初赛竟被我们四人一冲而过，可在复赛时遇上“演讲与口才”协会组成的“混成旅”，被对 方一位“铁嘴”学长将入校不久的我们挑于马下。当时，校学生会一位才子以“金圣叹评点 辩论赛”的名义，每日草成几篇评点“豆腐块”张榜于中央食堂门前的海报栏，还记得即日 对我的评价是：“四辩尤有热血慷慨之士。”而这届辩论赛最后以演讲赛告终。
　　一年后，虽然由于军训，89级在复旦校园内还是最低一级，但经历了校园风雨的我们 四人，在辩论赛风云再起，重披战袍再度代表法律系出马时，已颇有些踌躇满志，志在必得 了。当时都还私存着这样的想法：毕其功于一役，待90级进校后，就可将辩论之事加以移 交，从此“金盆洗手”了。而夺魁呼声，我们倒确也甚高。岂料“天有不测风云”，半决赛 时我们竟被一理科小系击败。赛罢，国政系拔得头筹。铩羽而归的我们四人都觉对不住系里 的“江东父老”，虽说心有不甘，但纷纷立下誓言：从此不再参加辩论赛了。毕竟这还非学 业正道，费时费力，难以忍受。可对那届赛事的辩风、学生裁判的水准，私下聊起，总还难 免有些微词。
　　91年秋，90级同学入校。稍后，系学生会换届，我和孙强分别担当起正副主席之职 ，而季翔作为法律系90级的主要“学生骨干”，大家的接触多起来，季翔还夺得了那年新 生杯演讲赛的冠军。这时有了一个叫“白猫杯”的上海大学生辩论赛。复旦由团委、学生会 出面组队，学生干部找了四名刚入学的90级同学，包括季翔在内，向他们解释了何谓辩论 ，辩论规则之后，由他们赴华东化工学院比赛。那时的领队是团委副书记燕爽，周志峰也在 其中帮助组织。能为复旦做点事总该是义不容辞的，我和孙强便充任了陪练。四个新生居然 一路冲到半决赛。据说为了表示重视起见，几个学生头头决定让我这个“老生”上，替下一 位新同学，充任四辩。可是，半决赛在我们充分占据了场面优势的情况下，评委判决我们以 0.2分（百分制计法）之差负于由校党委副书记亲自压阵的上海某学院。忿忿之余，再次 立誓：决不再参加辩论赛了。
　　92年的“挥划时代光华”复旦系际辩论赛开始，法律系按惯例组成了最低年级四位同 学做队员的辩论队，初赛顺利过关。可复赛前，担任四辩的季翔来找我们，因为功课紧，想 让89级的同学帮着顶一场，到半决赛后他们再上。既然立了誓，我当然表示誓言不可改， 可心里却有点痒痒的。过了会，孙强跑来找我，很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严嘉，要不然咱们 就帮他们一下，只比这一场吧。”立时，两人拍掌大笑。既然周志峰此时已荣升“主席大人 ”之位，要避嫌，我们便又邀了同班的张翼同学，顺闯复赛关。自己立的戒自己破了，下面 也就顾不了许多了。尝一尝复旦辩论赛冠军滋味的进取心，或许是虚荣心，强烈地推动着我 们干下去。于是吕敏娜、孙强、季翔和我的四人队伍组成。足以傲视彼时群雄的实力令我们 终于如愿以偿。还记得那次决赛，3108教室窗内窗外也是挤满了同学。到场的王荣华老 师兴致甚高，在比赛结束后，向同学们即席发言，谈到“振兴复旦”时，场下掌声大起。而 决赛的评委中，就有张霭珠老师、张德明老师等人。终于，以为自己在大学阶段辩论比赛将 只成为回忆了，我与季翔、孙强再度相约：一定一定不再参加这又要事前准备，又要场上应 变、累煞累煞的辩论赛了，除非是亚洲大专辩论会。因为那时大家都知道，去新加坡参加辩 论赛的大陆代表队各校轮流出，90年南京大学队负于了台湾大学队，下一届谁去不清楚， 但已去夺过冠军的复旦反正是轮不上了。
　　可是，复旦竟又轮到了，而且这次比赛升格成了国际（华语）大专辩论会……
　　三“比赛已经结束了，我只想送你们一句话。”王老师的话语将我的思绪暂时收拢，他微 笑而又认真地对着我们四个队员，“回去以后，夹着尾巴做人。”
　　不知为什么，我的心咯噔了一下。在这些许成功的时刻，警惕便是真知与灼见。忽而， 我又想到，我为什么要有“尾巴”呢？我难道可以在复旦，那片我深深眷恋的燕园热土上翘 着“尾巴”走来走去了吗？没有人可以那样做的，我自然更是如此了。
　　记得我曾经和一位朋友聊起：“或许对在复旦前台‘窜来跳去’的同学你尽可以觉得算 不了什么，但是，对复旦的潜力，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忽视。”而这一次的集训、比 赛，更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在新加坡期间，我曾接受新加坡广播局电视中文台“焦点三十分”专栏的采访，当记者 问起辩论在大陆校园里的情况时，我告诉她：“对于辩论这种智慧与口才相交的比赛形式， 大陆的青年学生是相当喜欢的，而复旦，是一座尤有着辩论传统的学校。”在复旦四年，对 这种传统我有着深切的亲身感受。记得杨福家校长曾经在复旦第三十届学生代表大会上讲道 ：“一座大学能否成为世界一流的学府，很关键的一点，看它能否为青年创造尽可能多的机 会。”是呵，对青年人来说，机会实在是太重要了。而辩论的传统，应该算作复旦给予学生 小小的但又坚实的一种机会吧。
　　我的思绪又开始飘到选拔集训队员时的3108教室。《著名科学家生活传记》一书记 载过达尔文小时候，一次不慎从矮城墙上摔下，在坠地的过程中，他的脑中转动了极多的念 头，据此，达尔文得出结论，人的思维可以是同时铺开，飞速运转的。在文华酒店的顶楼， 我确信了这一点。
　　……人一场比一场多，热情一场比一场高……
　　在92年底，我免试直升本系研究生之事已基本成定局。
　　93年春，在上海市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又从事了一番实习之后，我决定在本科的最后 一段时间把英语水平和专业水平再提高一步，然后可能去参加一下托福考试。而在这时，国 际大专辩论会的消息传来了。我开始对自己的决定犹豫起来，而我的“老乡”章晓野、顾雨 春等人和其他一些朋友也鼓励我去冲一下，力求获得一个极其难得的学习、锻练和提高的机 会。当系里的秦义龙老师把一张报名表送到我手中，让我去参加选拔时，我不再有什么犹豫 了。
　　“重要的是参与”，这是一句著名的奥林匹克的口号，而复旦同学对于辩论这种智慧、 口才和意志品质较量的比赛的参与热情的确是无与伦比的，这种热情平时蓄积着，并不轻易 显现。在选拔赛时，终于迸而发之了。
　　第一轮演讲，参加者近百人，观众更是极多。参加者中，纷见原来在校内进行各种辩论 “游击战”的队友、对手。熙熙攘攘之间，常有诸如“怎么，也从英语禁闭室里爬出来了？ ”或“嗳，现在工作定了没有？”之类的寒暄，而遍谈之下，都觉得机会难能可贵，若能入 选，有那么多的学者专家将来亲临点拨，实在诱人；而倘不能入选，经受一次严格挑选的考 验，也未始不是一件好事。应该说，普遍而言，心态都相当不错，体现了一种整体素质。我 因抽签排在较后，就与许多老相识在外闲聊，那时突然产生一个感觉：仿佛有许多草莽枭雄 ，在等着被收编整饬，进而为真正有实力，有底气的正规军。也在那几天，听说了有一个叫 蒋昌建的国际政治系研究生，演讲相当出色。
　　第二轮一对一辩论，季翔找来我处，于是加上孙强，再拖来周志峰，四人关起门“密谋 ”准备，相互出主意。我比季、孙二人早一天比，碰上一位91级的小女孩，虽说刚进校不 久，却是毫不怯场，也对我的话竭力反驳。但作为比赛的辩论毕竟还是要有经验的，我很快 耗完了她的时间，并偷偷用了一些以前一鳞半爪学来的技巧。可辩完下来，一帮朋友都讥我 “胜之不武”。而第二天，季翔和孙强竟抽签到一块儿，同室操戈，所幸一同过关。
　　第三、第四轮都是组队模拟辩论，在3110教室，我和季翔竟两次抽到一组，于是我 三辩、他四辩的老套配合自然驾轻就熟，加上其他同组同学也不弱，其中有其时任学生“演 讲与口才”协会会长的女辩手董滨，所以准备时还是颇有自信。更巧的是两次抽到的指导老 师都是国政系的邱柏生副系主任，师生之间合作很愉快，看来和国政系确实有缘。而姜丰则 两次都抽到了我们的对立面，与我们对辩。从此认识了这位后来被新加坡舆论称为“亲切可 爱、不温不火”的小姑娘。
　　毫无疑问，复旦同学在作为辩论观众时的水准也是一流的，当我和季翔在场上有急智应 变的反驳时，场下都爆发了极热烈的掌声、笑声，但若要哗众取宠，则往往效果适得其 反。而场下观众的欣赏水准、口味，则是对场上辩风有着直接的导向作用的。如果说复旦潜 力，这种热情之外的潜力不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吗？
　　准备过程中，我们凑在一起的几个同学也尽可能地调动自己有限范围内所能知道，可能 请动的“老师资源”来指导我们。比如，有一次辩环境与经济发展的问题，其时作我方一辩 的国政系冼锋同学想起她们系周志诚老师正对此有研究，于是，众人冒昧登门拜访，结果收 益颇丰。而法律系常务副主任杨心宇老师，早在我们得系际辩论赛冠军时就给我们点拔，那 次，他在自己辅导一个队的同时，也数次为有我和季翔在的队开了小灶，算是胳膊肘往里拐 了拐吧。
　　在31＃0教室抽签时，有一位翩翩风度的年轻学者以主持的身份给我们讲话，悄问旁 边人，方知原来这便是我进校后即素闻大名，此次赴新辩论队的领队兼教练俞吾金教授，而 且已可算人到中年了。
　　在第三、四轮选拔前，众被选对象齐赴文科楼上观88年亚洲大专辩论赛决赛录像，这 时见到了一个身穿绛红风衣的年轻人，从相貌看，似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此人就是这次辩论 队的副教练林尚立老师，刚从南京大学取经回来。后来，和林老师相处日久，感情建立，加 深，也对“和平宜养无限天机”和“自古英雄出少年”两句话有了更深的实例感受。
　　我们看录像时，坐在所有人后面一个角落里，一言未发的，是王沪宁老师……
　　经历了在诸多同学面前亮相的考验之后，终于可得直接接受众多老师的当面考察，领受 当头棒喝，醍醐灌顶了。
　　四“时间太紧了，该给朱维铮老师他们带点什么呢？”文华顶楼的谈天又转入到新的话题。
　　“是呀。虽说像朱老师他们这样的学界长者是不会在乎什么东西的，但我们的心意，哪 怕一点，也该表达到。”
　　“这么如果没有那么多的专家老师，要夺冠可就太困难了。”
　　怎会不是如此呢？具体是哪一个日子已经不重要了，但最后一轮，去文科楼十楼接受二 三十位专家教授的面试的情景，我是怎么也无法忘怀的：推门进去，认识的、不认识的老师们早已围坐成一个大“U”字形，正背着门的一张椅 子空着，那是我的“受审席”了。既来之，则安之，我也不再考虑什么紧张、浅簿之类的问 题，拿出自己刚才在休息室准备的一张小纸片，便不管天高地厚地讲起我个人对于“传统文 化对中国现代化影响”的问题来。先从大一上中法史课时郭建老师讲的“历史认识箭靶说” 开头，接下来又是“积淀说”，又是对“积淀说”的批驳，掺入自己所熟知的一点典籍知识 ，五分钟一晃而过。坐在我正对面的朱维铮先生首先发问，“积淀说”的确切内涵是什么？ 如何具体操作？针针见血。在行家面前是没法唬弄的，但也还得硬着头皮上，幸好朱老师稍 掂了一下我的份量后，也就不再追问下去了。随后各个老师“发炮”。王老师问的“费边社 会主义”，我从古罗马费边将军讲来，说得头头是道，可再问一个“基尔特社会主义”，我 却是只闻其名，不知其然了。俞老师问我的康德三部“批判”之书名。前两天刚看过，竟没 答全。而更可恼的是，倪世雄老师大概为了怕我太窘，让我讲一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 ，可身为国际经济法专业学生的我，对这条本该最拿手的国际公法基本题，却在情急之下， 无论如何想不出第五项了。彭希哲老师让我谈“天人合一”和中国当代环保的关系问题凑合 着过了，而秦绍德老师让我讲一下对当今土地批租热的看法，倒是正中我下怀，因为在律师 事务所实习的一个学期中，接触了好些批租文件，合同文本。可是很快，我的时间到了。“ 会审”出来，长吁一口气，总算这阶段结束。心中倒也并不惴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吧。
　　幸运之神眷顾了我。
　　六名队员终于来到了一起，但老实说，这在那时是一些真正的“散兵游勇”：昌建知识根底扎实，社会阅历较广，演讲尤具感染力，但在此次选拔之前，从未参加过 辩论；姜丰也具有相当好的知识基础，形象颇佳，进入角色快，并有主持大型文艺演出的经历 ，可是和昌建一样，选拔时的辩论对她也是“破题第一遭”。
　　张谦，管理学院90级同学。“白猫杯”半决赛时我替换下的就是他。但正所谓“士别 三日，当刮目相看”，这次选拔赛中，他可谓锋芒毕露，知识水准，辩论技巧，场上风度与 “白猫杯”之时相比，都可算突飞猛进。其实，辩论队队员，除了季翔，我也就和张谦原是 老朋友了。张谦场上微笑尤其 标准而迷人，特别能赚得女观众的掌声。我常跟他说：“谦儿，真可惜，如果你在香港，经 过经纪公司包装一下，绝对是大牌偶像明星。”不过，毕竟辩论经验有限，加上90级进校 刚一年，以及理科学生专业性强的特点，知识积累也还尚欠火候。
　　何小兰，91级新闻系的女同学，也是最后几轮中硕果仅存的91级选手。小兰嗓音甜 美，表现力强。可是，年级低，参赛少，也使得她要提高的任务特别重。
　　至于我和季翔，虽说辩论比赛参加了不少，彼此配合也有相当默契，可是要抓问题，那 也是一人一大箩，季翔比较稳健，相对还好点，我是发挥型的，万一遇上没状态，那可是连 自己都不忍卒听。
　　但是我们的老师队伍却是绝对高水准，绝对一流：张霭珠老师，我们辩论队的负责人。她有着相当强的大局感，同时，作为行政管理者， 处理“内政外交”都极其干练。而她对辩论队员们母亲般情怀的关心，更赢得了大家由衷的 尊敬。张老师是副教务长，曾经主持过复旦附中的工作，参管着复旦学风、教风的建设，但 是，自从秦绍德老师处领受了有关辩论队的任务之后，却始终以“举轻若重”的严谨态度进 行着工作，她的一丝不苟、孜孜不倦极大地感染和鞭挞着我们这些爱睡懒觉，喜欢闲聊，而 往往不免眼高手低的年轻人。张老师不仅在后援上独当数面使我们得以专注于训练，还常常 直接评点，出谋划策，屡有精辟独到之处。她的诵读功夫很不错，于是，给我和姜丰的诵读 开小灶，也成为她的份内事。俞总和顾问王沪宁老师两位教授，都是目前在学术界凭籍雄厚 底力，锋头强健的“少壮派”顶尖高手。俞总知识渊博，文笔华美，思路独特，尤长于中西 哲学；王老师更是早年入选过“中国十大杰出青年”，除在学术上的造诣外，他从训练到比 赛期间所表现出来的分析力、判断力、决策力和组织能力都是令我叹为观止的。而特别难得 的是，两位教授配合默契，相得益彰。中国学界的不良传统是“文人相轻”，现在似乎也并 不少见。然而，在辩论队，在俞、王两位老师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文人相轻”当让“文 人相亲”。
　　“戏台子”早在新加坡就有了，“戏班子”也搭起来了，下面就看怎么唱了。
　　从杨校长处直接接过任务的秦绍德副书记在辩论队的第一次“全会”上指出：对复旦的实力大家要有充分的信任，这次为辩论配备的力量很强，现在既然接手了这件 事，大家就都绑在一块儿，他自己是不敢有所懈怠的，希望队员们也以出生以来最最多的认 真对待这件事，因为毕竟从某种意义上，出去辩论代表着大陆当前的文化，高校教育和青年 层次。
　　杨福家校长曾经下令，有两件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一件是发展研究院关于二十一 世纪上海发展战略的全国研讨会；一件是辩论赛。这是领导者的气魄，但我的心中却有点惴 惴。
　　而在公开选拔的最后一场比赛结束，钱冬生书记讲话，他以这样两句话结尾：“复旦必 胜！复旦必兴！”对于复旦必兴，我从没有任何的怀疑，但对于这次比赛必定取胜，我个人 却觉得难有把握。
　　其实，校长、书记也都表达了只要尽力而为，并不只以名次来作为成功、胜利与否的标 志的意思。但我们每个辩论队员都感受到了压力与责任，事实上，这种压力与责任化为了动 力。
　　我们都清楚，那时，离参加辩论的水准还有相当差距。但是，也就是在这时间紧，任务 重，关涉到复旦声誉，必须集中点力量来干一下的事情中，复旦的底蕴，复旦的潜力迸而发 之了。
　　不是说知识面还不够吗？那就调配点“知识快餐”吧。给我们开过讲座的，光博士生导 师就有好几位：陈其人老师讲“南北关系与国际贸易”，张薰华老师讲“环境经济学”，金 重远老师谈“近现代东西方文明”，循循善诱的长者风范，大家风范令我们获益匪浅。
　　而在层层筛选我们过程中充任考官的老师们也往往“粉墨登场”了。
　　朱维铮先生的“中国传统文化沿革”见解独到，妙趣横生，确是平平淡淡中神奇迭出；谢遐龄博士讲的“东西文化比较”，思路奇巧，通贯中西，功力中见天赋；倪世雄老师的“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格局”；杨心宇老师的“前苏联问题综述”，资料 翔实，分析入里，驾轻就熟；彭希哲老师讲人口、环境、妇女问题等，董世忠老师综述国际法各主要门类，均是全面 俯瞰，令各辩论队员们初窥门径，有备无患；学校内举办的“学者周”、“复旦人节”等所进行的精彩讲座，我们也都整队而出，赶 去聆听。
　　陈时中教授给我们讲台、港、新、澳的经济和社会，并作经济学基础知识的讲座；俞吾金老师则亲自“披挂上阵”，从西方哲学简史，到现代西方哲学再到西方马克思主 义各流派，将许多我们视为畏途的艰深哲学领域勾勒得相当清晰。
　　刚从台湾访问归来的姜义华教授也给我们作了“访台纵横谈”的精彩讲座。历史学家敏 锐的观察，深刻的分析令我们仿佛也多了一些感性的认识。
　　此外，语言技巧、各大宗教、音乐、绘画、人权、核裁军、新儒学、世行报告、马克 斯·韦伯、辩论心理等各式讲座，可谓“文化与经济齐飞，历史共现实一色”。
　　更令我们感动的是，7月9日，杨福家校长从百忙中抽出时间，专门为我们授课一节， 综述“科技与人类文化的关系”，身为著名核物理学家、学部委员的杨校长，讲起一千年来 对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数十件事，于信手拈来之间屡见智慧之光。在旁的王沪宁老师突然想 起：这几十件事，不正可以是不久将来的“廿一世纪学会”绝好的几十个讲座题材吗？复旦 的潜力，真的，任何人都不应低估的。
　　还记得刚接到辩题时，其中第二道“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令我们诸人的 确掉了一回眼镜，没想到会有此怪题。但是，不久，赵寿元教授等便被请来，加上复旦广泛 的学界联系网，解决“艾滋病”背景知识的难题也没有费太大的精力。
　　至于说到读书、读报、读杂志，有时穿插一些录像，复旦的硬件可能和一些世界知名学 府确实还有较大差距，但极小一部分也够把我们塞得饱饱的了。加上有专门的时间，还有绝 对够权威的“读书指导”，我们每人在集训期间，连精读带泛读，都看了不下百本书。台湾 的李敖先生在高三时自己决定休学一年，躲在家里的书斋中专心博览了一年，用他的说法是 “痛痛快快的养了一年浩然之气”。从前我读书看到这位“空中文化飞人”的这段“皮肉生 涯”时，总是特别的艳羡。此次集训的读书经历，时间虽算不得长，但条件之好，是令我暗 暗自得和现今追恋不已的。
　　讲座与读书，拓展了我们的知识面，优化了我们的知识结构，充实了我们的底气。辩论 也需“有恃无恐”，识多才能气粗。
　　想到这里，就不能不想到那些可敬可爱的国政系研究生陪练队员们了。经王老师决策， 由林老师组建的陪练队伍在我们集训之初便迅速成立了。这支由十多名博士、硕士组成的陪 练队的宗旨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其实在我们训练提高的同时，他们也经 历了一个飞速提高水准的过程。刘建军、唐豫鹏、曾峻、徐勇、马文运、李经中、唐贤兴等 人在集训结束时都具备了相当强的辩论力，后期每天一场的模拟赛，我们正式辩手仍往往被 他们辩得狼狈不堪。他们很好的知识基础也在辩题准备过程中为我们发挥了作用，而更使我 们难以忘怀的，是他们兢兢业业的敬业精神。始终如一地甘作陪辩，这种精神不是什么人都 能够拥有的。而从国政系研究生们身上，我所感受到的是凝聚力，我想如果复旦每个系、每 个部门都能有这样一种亲和力、凝聚力，那么复旦的潜力或许该能更充分地展露出来吧。
　　在6月中旬，秦老师宣布了赴新人员名单之后，张谦和小兰依然一如既往，专心集训， 并为我们四人陪练。在新加坡期间的好多“战术”，就是在与张谦的对辩中反复多次而被逼 出来的。而小兰还担负起许多对外联络的任务。“顾全大局，甘为人梯”，要干事业，就不 能没有这种精神。
　　五“唉，以后恐怕再也不会有睡在文科楼十楼的经历了。”这是季翔的声音。
　　“嗯，有些日子可真是多灾多难呀。”昌建答道。
　　可不是吗？一次是食物中毒，集体躺倒，接着昌建生病之后，姜丰又住进了长海医院。 于是由昌建执笔的表达思念之情的骈文，起首便是“长海一日，文科楼十年。”可见当时思 念之切，等待的煎熬之艰。
　　住宿则搬了好几次，先是将集训队员集中到南区的两间宿舍住宿。后因天气实在热，打 熬不住，男生便搬到文科楼十楼，我们集训的地方。天天打地铺，因有电风扇数台，兼可以 半夜醒来仰望星空，俯察夜市，很快甘之如饴了。不过为此专设了白天进集训室得脱鞋的规 矩，以至有领导、专家来，他们自己也定要守此规矩，搞得我们有时尴尬不已。而出发前一 晚，为了赶早班飞机，学校和华亭、衡山两集团联系上后，让我们住在了银河宾馆，算是提 前获得了“星级享受”。
　　最后一个月的吃饭，为了让我们有保障，学校将我们特意安排在中灶教工食堂。从楼上 又到楼下，加上不时有张老师亲手烧来的鸡汤、白切肉、水饺等，大家都津津有味。
　　每天最开心的时候是晚上9点模拟辩完以后，大家吃西瓜。很多西瓜都是倪世雄老师送 来的，而常常由刚充任完“拟音效果”的王大教授操刀切瓜，因为他有过少时在农场杀猪的 经历，“刀技”最高，而又乐此不疲。吃完后，还可以麻麻木木地看一集《京都纪事》，不 用脑子紧张地转！真是难得的享受。而夜宵则以团委送来的“旺旺”饼干充任。从选拔到集 训，校团委的原子箭老师以及燕爽书记、李尧鹏老师、王线等都是没少出过力啊。
　　我们出征前，张老师更是把她的女儿陈思为和一个外甥女史雯都动员起来，把我们带出 去的礼品一件件包装好，其 手艺之精巧，绝不在“职业选手”之下。我和昌建等人的西装扣子怕掉，西装有时要搞混， 张老师便一针一线地把扣子加圈，西装领内侧缝上标记。当时我偷偷拍了一张张老师缝衣照 ，事后大家一致赞同，这帧照片应取名：“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我的母亲则从家给我打来长途，叮嘱我好好发挥，不要有什么顾虑，讲话不要太急，急 一点，别毛糙。真是“知子莫如母”。季翔的母亲专门到银河宾馆看了我们，和季翔交待了 一番，又怕影响我们的训练、休息，随即便匆匆离去。复旦子弟可敬的父母们，我想，也该 算是复旦宝贵的财富吧。
　　六“真希望有机会去大陆看一看。”这是妙慧的声音。
　　“那可别忘了一定来复旦”。
　　“那自然了”。
　　下午的自由餐会结束后，妙慧和张洪明老师就领着我们一行去游览新加坡的市容。这还 是到新九天以后的第一次呢。沿着新加坡河，我们来到了著名的鱼尾狮塑像旁，隔河而望， 它确是雄武与优美的结合。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间的钥匙串，那个小巧的鱼尾狮钥匙圈还是 我父亲去年从新加坡回来后送给我的，我很喜欢，一直带在身边，现在倒应算作“吉物”了。
　　“谈谈你们复旦吧”。妙慧说，这是一个游历过欧洲的女孩。
　　“嗯，还记得我刚进校的时候”，我说，“一位学兄对和我一样的新生们说道：”不久 ，你们就可以感受到校园的文化氛围对你的辐射‘。四年来，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 点。“
　　“是吗？”妙慧道：“我们新加坡是很清洁、有效率，也算富裕的地方，但是，这次我 感觉到复旦是个真正有文化的地方。”
　　我突然感到，我受了一种深深的震憾。复旦，我们的精神家园，或许您还在为新的腾跃 而经历阵痛，但您的潜力，是谁可以怀疑的呢？每一个复旦人，如果能为您做一点什么的话 ，那是理所当然、义不容辞的。奉献本身便是一种最好的回报。
　　作为一名深恋复旦的普通复旦人，我感到的是：自豪。
　　窗外，新加坡的夜色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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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翔借用这个题目，并不是自夸已练成了钢牙铁嘴，更不敢自比是块用在刀刃上的好钢，只 不过想说明，大凡要做成点事情，就得经历些磨难，得有适合的火候，好的工匠，不一般的 耐性，假以时日，才可终有小成。
　　我与辩论的缘份或者说我的辩论之梦开始自88年王沪宁教授率队狮城夺冠。
　　5年前的一个春夜，我不经意地打开电视，画面上正打印着“儒家思想可以抵御西方歪 风”这一大专辩论会大决赛的辩题，在其后的一个小时里，也不知是那种清新明朗的风格， 动口不动手的君子风度，还是富有异国情调的华语，总之，我被辩论深深地吸引住了。现在 回想起来，当时吸引我的可能并不是新加坡式辩论这种全新的风格本身，因为无论是辩词中 包容的巨大的信息量，优美华丽的词句，还是辩论员们驾驭自如的气度，体现的都是他们背 后的学校的魅力。反正不管怎么说，从那一刻起，我的心中便牢牢地打上了一个辩论情结， 一个复旦情结。
　　“青眼有加”这四个字可能确有道理，就在辩论赛给我“托梦”后不久，便有了一个“ 圆梦”的机会。我先是偶然地被拉进了学校的一支辩论队，接着我们的队伍又偶然地从区的 替补变为正选，得以参加首届上海市中学生辩论赛。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黄昏，在长宁区教育学院的一间会议室里，顾刚——这位刚刚在新 加坡叱咤风云的复旦主辩远远地坐在我们对面。将辩论技巧夹杂着轶闻趣事向我们娓娓 道来，那使我第一次从理论上领略到所谓的“复旦风格”，有些话语至今还记忆犹新。但更 让我难忘的是一条训练要决，即队员要配合默契，便需互相了解。正因为这句话，在几个月 的训练时间里，辩论队的几个人朝夕相处，一起读书，一起 吃饭，甚至一起“拱猪”，当然，还有一起在复旦园的漫步，那种和谐与充实的幸福感是那 次辩论最大的收获。自然，酷暑中的训练是不会太轻松的，从我们通常写稿的中国纺织大学 花园的一张石桌旁站起来，手上厚厚的一叠稿纸伴随着的往往是腿上密密的一排蚊子块。但 这些毕竟掩盖不了初涉辩坛的新奇与喜悦，第一次上电视，第一回不用参加学校的期 终考试，除了顾刚之外，又见到了当年复旦辩论队的三辩鲍勇剑——他为我们作过两场的主 持人，以及决赛中担任首席评委的复旦大学辩论队领队伍贻康教授。直到五年后，当伍教授 专程来复旦看望新一届辩论队员时，他的笑声依旧是那么爽朗，谈起当年的运筹帷幄仍是意 气风发。任何一个全身心投入过辩论的人，哪怕一次，都会对辩论怀有终生的眷恋，这一点 我深深地理解。
　　最后，我们胜了，捧了冠军杯。尽管这个杯要比姜丰从李显龙副总理手中接过的奖杯小 很多，但那一夜，我还是没能睡着觉。人最大的悲哀可能就是成功后，在应当感到幸福的时 候体会的只是空虚与失落。但我那晚是幸运的，我体味到了触手可及的幸福，它是那么真实 ，一想到就会暗自微笑。在清凉的夜色中，我心中的愉悦是任何一次考第一名或拿奖学金以 后都没有的，我并不是一个喜欢数理化的学生，但我很羡慕长于此道的同学除了考试之外， 还能有像“头脑奥林匹克”这样的竞赛来证明自己的能力。而那一天，我终于也在一项文科 的综合竞赛中证明了我自己。也许，辩论的受重视也正在于此，在当今的教育界，很少有这 样一项竞赛，能反映一所学校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实力，大学如此，中 学亦如此，而辩论赛对参赛学生的锻炼是如同十全大补一样受益无穷的。当时，在欣喜之余 ，我哪能料到自己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的“进补”机会呢？一朝得意之后，因为年轻，便 带着一丝“过来人”的轻狂，不自量力地组织了几位初中同学，率队参加区内辩论赛，自己 觉得“弟子们”打得有章有法，评判结果却是首战即负，宣判时心中的茫然与委屈恐怕与此 次辩论会，台大队年轻教练王菲菲小姐的心境相差无几。这份气恼一直保持到进入复旦集训 队，看到主教练俞吾金教授等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为了训练工作殚精竭虑时，才又回想起当 初自己的浅薄无知，羞愧不已。
　　中学阶段那份五彩缤纷，交织着汗水与情感的辩论之梦，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我时常 想，辩论就像是一位少女。当你未结识她时，她只是穿着一件黄底黑格的外衣静静地站在车 站上，端庄、娴静、秀美、婷立却又带着一丝神秘，此时，你只能远远地从徐徐驶过的公共 汽车上凝望着她，感到自己不过是她生命中的一个过客，除了倾慕不该有一丝妄想；当你一 旦认识了她，就会发现在她平静的外表之下有着那么多喜怒哀乐，笑骂文章，她的眼睛是那 么的清澈，却又深不见底，你竭尽全力地追求却难以捉摸她的万一，你只是感觉到一种乐趣 .老想追踪到自己思想的最细微毫发之处，老是想问自己：“你为什么活着？”接着，调动 起所有的情感与思维细胞，再次沉醉于其中，不能自拔。我也不知道，在这场惊心动魄的“ 恋爱”中，自己已经到了哪个阶段，结果会如何，但我相信，人是为过程活着的，尽管她曾 让你死去活来，可你仍然乐此不疲，也许，这便是缘份。
　　19＃0年9月，我如愿以偿地考入复旦大学。我以为，中学阶段的一切包括辩论都已 成为过去。当初那个激励自己考进复旦的梦在进入复旦之后，已清醒地将其抛开。在这个藏 龙卧虎的地方，不求闻达，只愿充实。
　　但当我听到“上海市大学生辩论赛”的消息时，心里怦怦直跳。能不能就此续上那个已 经中断许久的梦呢。我身不由己地跑去找组队老师，忐忑不安地等待了几天，最终入选。这 次遴选远没有参加国际比赛前选拔的轰轰烈烈，几个应召而来的学生在学生会底楼放满桌椅 的会议室里一坐，辩论队就算成立了。虽然表面上很冷清，但入选者每个人心里都不平静， 交谈之后，才知道互相间都心仪已久，队员中便有这次国际大专辩论会的替补队员张谦；另 外，电子工程系的王琰也是赴新选拔赛8位最后候选人中唯一的理科学生；严嘉，更是与我 并肩作战多年的战友。一群人聚在一起，文理兼备，老少俱齐，阵容倒也不弱，确定了领队 ，请来了教练，便紧锣密鼓地开始准备起来。
　　我记得，那次的辩题都挺长，动不动一二十字，比如，第一场的辩题就是“增加选修科 目，不求必修课高分，有利于成才”，我们在赛前作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工作，用去了几大本 笔记本。我和王琰还骑车三个小时，斜穿整个上海市区到辩论赛所在地的华东化工学院去收 集第一手材料，那天正下着上海入春以来的第一场大雨，当我们两个带着一身泥水站在华东 化工学院的院长室中时，颇有些“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壮士气概。
　　随着比赛的进行，辩题范围的扩展，我们的足迹留在了交通大学、上海大学、高教研究 所，那几个星期之中，我发现了上海许多闻所未闻的小街小巷，可谓是最辛苦的一次社会调 查。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这支全部由一年级新生组成的队伍先后战胜了戏剧学院队， 铁道学院队，进入半决赛。为此，学校专门增调进高年级同学，请来专家分析辩题，组织陪 练队伍，应该说准备的艰辛与周密远远超过了前两场，但上场之前，几个人眉宇间都隐约有 些惴惴不安。说来奇怪，复旦辩论队虽然在国际比赛中战绩骄人，但在家门口却一直无所建 树。“第一届上海市大学生辩论赛”上，由精于辩论之道的杨心宇老师挂帅，一路过关斩将 ，突然之间中箭落马，“落凤坡”恰巧也是半决赛，那支饮恨的辩论队成员中便有后来复旦 历史上唯一连任的学生会主席张璐、研究生团学联主席唐豫鹏等一批以口才和风度著称的校 园文化名人。回首往事，尽管几个人都是无神论者，但也难免眼皮直跳。
　　几个小时之后，果然恶梦重现。当我们明白观众再热烈的掌声也无法改变那一纸评决时 ，那时的感觉就像好心扶起 了一辆自行车却被认作肇事者一样。那是我辩论历程中仅有的败绩，那种窝囊的感觉是如此 之强烈，以至于当半年多后，我们法律系夺得复旦系际辩论赛冠军在“大家沙龙”庆祝时， 一想起因辩论而起的这许多甜酸苦辣，严嘉和我都狠狠地说：“再也不辩论了！”
　　可是，“国际大专辩论会，招募辩士”的海报在学校中一张贴，那鲜艳的红色就像一团 火点燃了蓄积已久的炸药，直到爆炸了，才知道原来心里还一直存着它，那一刹那认为自己 和辩论特有缘，这个机会就是为我准备的，错过了就再也找不回来。偷偷地去团委报名，生 怕撞见熟人，却发现名单上早已有了严嘉。
　　于是，便有了后面一个月的失眠、恶梦、早起在校园绕圈等种种怪癖，好不容易层层选 拔，过关斩将，终于加入了我们辩论集训队这个大家庭。从那时开始，天烫谈的是辩论，见 到的是辩论队的人，看辩论的书，做辩论的梦，这一段生活最好写，从头到尾就是“辩论” 两个字；这一段生活也最难写，因为这两个字远不是二十二个笔画划能写完的。
　　先谈谈我们的教练们，主教练俞吾金教授是留德的哲学博士，他主攻西方马克思主义， 但谈起当代西方哲学、中国哲学来也如数家珍，俞总最喜欢的其实还是文学，看他那些充满 文学笔调的哲学论文，就像喝一杯糖、奶搭配正合适的雀巢咖啡，醇而不腻，简直是莫大的 享受。在渊博之余，俞总还擅长冷面幽默。他曾经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说他认识一位梁上 君子，从“山上”下来后发誓痛改前非，一日此君去南京路闲逛，看见许多外地人就把鼓鼓 囊囊的钱包放在外衣上袋里，便又动了邪念，不久“二进宫”。审讯时这位老兄冤枉地辩解 说：“这怎么能怪我呢？他们连扣子都不扣好，我要是不拿，这不是对自身价值的否定吗？ ”哲学家讲得一本正经，我们却早已前仰后台。
　　副教练林尚立才二十九岁，是名副其实的青年才俊，满脸的书卷气给人极深的第一印象 .他平日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与我们坐在一起，动辄便被不明真相的群众认作我方五辩。 但到训练后期，“林总”的形象日渐“狰狞”，因为他负责调度陪练队伍，目标便是将我们 打败，越惨越好。因此，我们讨论辩题时，常见“林总”在一旁全神贯注地倾听，然后一声 不响地走开，接着的比赛对手便有如神助，屡出奇兵，打得我们鼻青脸肿，一败涂地。一次 模拟赛录像下来，刚从聚光灯的昏花中缓过神，只见他微笑地走过来，忙满心欢喜地竖起耳 朵，“林总”却略点一点头：“嗯，你们今天这套服装还可以。”自信心顿时彻底崩溃。
　　顾问王沪宁教授，这位只要授职称，必成为“复旦最年轻”的学者，此次自诩为“武警 总队长”手下兵强马壮共有战将一十二员，第一次全体开会，我们身边，从硕士到博士，满 满一屋子，“杀气”腾腾，都是王老师麾下，正是在与这些杀手的较量中我们练就了一身武 艺。王教授带弟子信奉“严师出高徒”，讲究当头棒喝。但从训练室的晾衣架到“文华酒店 ”的塑料棍，手持大棒的照片倒是拍了一大堆，谁也没有当真挨过他一下子。
　　有道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又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老师们的言传身教 下，耳濡目染，实感受益匪浅。我原本是一个凭兴趣看书的人，对于哲学、文学等理论方面 的书难得问津，那些艰深的著作，即便是名著，也避之不及。进了辩论队，是俞总的哲学讲 座将我引入了纯理论的世界，从泰勒斯的榨油机，到叔本华的名为“宇宙精神”的狗，没有 想到高深莫测的哲学世界实际上近在咫尺。逐渐地，我开始触摸到人类文明结晶最核心、最 智慧的那一部分，对古今中外那些天才的哲人充满了崇敬。如今，我仍然凭藉着兴趣阅读， 因为我始终相信“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然而我不再是兴趣的奴仆，因为我知道了兴趣是可 以培养的。我觉得，“努力”的条目下至少应该包括这么几项，把握机遇，寻找机遇和创造 机遇。在某些情况下，兴趣便是通向机遇大门的钥匙，比如说读书、辩论。
　　一天，整理书柜，发现一个带笔筒的温度计，便随手拿来训练室，置于电视机上。队友 们在身后一阵嘻笑，“那不就是我们吗？”纷纷拿手按着笔筒旁两只木雕的斗鸡，真是“无 心插柳柳成萌”，从此，那两只红冠动物便一直伴随着我们怒目而视，唇齿相加。如今，当 它重又回到我的书架上时，已不忍心再让它经受日晒风吹去履行职责了。作为一件特殊纪念 品，它有足够的资格去颐养天年。
　　说到动物，我们常自嘲为巴甫洛夫那个著名实验中的对象，此事说来话长，王教授采用 先进的视听高峰刺激训练法，灌制了一盒辩论会前奏曲音带，在每次训练前播放。后来，我 们又把它的功能扩展至担当每天的起床号。久而久之，无论身体再疲劳，精神再萎靡，只要 一听到这段旋律，人就会如过电一样“嗯”地一声清醒过来，其功劳百试不爽。当凯旋归来 重聚之时，我又将这盒带子送入录音机，大家想起当时支撑着我们的那股精神力量，眼中皆 有莹莹之光。
　　辩论是一项消耗精力很大的工作，一段时间下来，教练见我们常呵欠连天，面无血色， 便想尽办法让我们运动运动。我最喜欢游泳，本来每个夏天必晒得黑炭一般，今年只偷空去 了一次，即被王教授发现，并被勒令不得造次，原因是日光强烈，曝晒不利于形象。遂辩解 可改为晚上去，反驳曰，灯光大亦有同样后果。环视左右，队员中确数某肤黑为最，便不敢 复言。遂改练倒立，据说此项运动有利于大脑休息，但常常因此脖颈别筋，遇背后有人呼唤 ，即须转身应答，实为不便，行无数日便弃之不用。后又从弟弟处索得乒乓板一块，球一个 ，于课间独自在走廊向隅而击，当其时，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心通手脚，于敏捷颇有 感悟，应当对辩论时的应答如流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但不久，姜丰、严嘉等便来下山摘桃子 ，又过几日，昌建一脚定乾坤，小球气数一尽，运动生涯便到此为止。
　　天气一点点变得热了起来，十楼的训练室就像一个钢筋水泥制成的大蒸笼，又不敢开窗 ，因为外面的气温更高。玻璃挡住了热浪，却挡不住阳光，看着公鸡头上的水银柱节节升高 ，猛地回忆起中学物理里学过这就叫做温室效应，有限的物理知识同时还告诉我们，加速蒸 发是散热的一大良方。于是，盼星星盼月亮地熬到学校放假，大家发一声喊，自此不必顾忌 有碍观瞻可以穿汗衫、拖鞋来训练了。队里又给每人发了一条汗巾，领导上借来了高高低低 一堆电扇，一时间武器精良，士气高昂。王教授开始走马灯式地展示他的各种广告衫，俞教 授亦不示弱，每件汗衫俱带有深重的文化气息；俞总常以“神仙也怕脑后风”为由，不由分 说地将电扇对准我们，自己则在一旁汗流浃背，王教授则讲究统筹布局，哪些电扇直吹，哪 些横扫，有的仰击，有的俯射，从高到低，梯次分布，犹如排兵布阵。一回，小试牛刀之后 ，教练们俱沉默不语，小的们便知道表现欠佳，良久之后，王总一言不肯地指了指胸前的一 行字，那是件今夏颇时新的衫子，上面赫然印着：“It‘snoteasytobeperfect.”（完美 诚不易）。明白了教练的良苦用心，深感任重而道远，虽身处电扇环抱之中，霎间大汗淋漓。
　　常听教练们说，苦日子还在后头，颇觉不以为然。心想连着上三四小时的课，最多一天 听四个讲座，都受了那么久，还会比这更苦？辩题下来之后，才明白了什么叫苦。从剖题、 讨论、查书、写稿、修改背稿到模拟实战，看着日程表，一下子真有苦海无边的感觉。临战 的气息越来越浓，服装已经订制完毕，取回来都挂在用两个茶几自制的衣橱里；男队员都已 搬来训练室住宿，眼下地板拖得乌亮，进屋都得脱鞋；陪练队员也比以往来得勤了，训练室 里一到晚上便人声鼎沸，过了九点复又寂静无声，从这时到睡觉是我们一大中的黄金时间， 或是听听比赛的录音，或是查找白天没有翻完的资料，或是琢磨如何给对手一个刁钻古怪的 问题，各人都生怕多一分钟不必要的睡眠时间，那样万一比赛输了，对自己也好有个交待， “我已经尽了力”，而不至于一辈子懊悔，“我要是晚睡那么一会儿就好了”。半夜里总是 几个人轮班写稿子，严嘉是夜猫子，早上两点以前的时间归他，我则五点起床（也就是体位 从横在地板上改为竖在地板上），半小时后叫醒昌建。后来，时间紧了，常常是头天早上写 正方的稿子，第二天就改反方的，这样睡觉便成了一天中最累的事，恍惚中就觉得老想说服 自己，至于想说服的是什么却不知道，醒来时真担心再这样下去不用多久就要“人格分裂” 了。
　　紧张之中，也有快活的时候，那是面对王教授用录音机给对方辩友制造类似海啸般的掌 声仍能从容应付时，或是几天冥思苦想一个辩题，突然间却为另一个辩题冒出一句妙语时， 比如“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要用它来寻找光明”。在准备辩题的期间，我们睁大眼 睛，竖起耳朵，渴望抓住每一个有用的信息，每一丝转瞬即逝的灵感。那些天，电视里正放 中国第一部巨型片集《京都纪事》，里面常有些出人意表的妙语，因此该片便成了我们每晚 的必修课。
　　眼看出国之期临近，众人俱已疲急不堪，一日队里决定放假，还我们一个久违的星期天 .王总特别要我回家一次，以示“我们还是讲人道的”。那天正是8月15日，灵机一动， 从家里带来数种“乔家栅”的月饼，众人惊喜，面对这可口吃食一哄而上，简简单档地过了 个阳历中秋节。
　　……
　　8月21日，在号称亚洲第一航空港的樟宜机场，见到了久闻大名的朱亮亮女士，想不 到眼前这位娇小的女子便是历届大专辩论会的节目总监，在以后的接触中，发现朱女士言谈 得体，举止大方，既不乏职业女性的雷厉风行，又处处透出华人特有的典雅恬静，实在是一 位难得的主管。
　　初到新加坡的惊喜更多的不是来自于它的美丽与整洁，而是听说大决赛的评委有金庸先 生和杜维明教授。金大侠的名气在华人社会可谓脍炙人口，而杜教授亦是海外华裔学人中的 佼佼者，听到他们的名字，就有一种特别投缘的感觉，这不仅因为杜教授是辩论的行家，许 多对话集子都是以学术辩论的方式写成；金庸先生是语言艺术的大师，每部书中必有一两个 人物牙伶齿俐，如《射雕英雄传》中的黄蓉，《笑傲江湖》里的令狐冲，而且在于我临行前 的一系列奇遇。在文科楼的诸多南柯梦中，我最常梦见的一个人便是杜维明教授，说给辩友 们听他们都面露讥笑，言下之意，连杜的面都未见过，还奢谈什么作梦，实际上“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那些日子白天一直读杜教授的书，晚上神交一番本非奇事。但一日突然看到 《当代》上杜教授的照片，竟与我梦中所见别无二致，连自己都吓了一跳。另一件便是在赴 新之前，我鬼使神差地买了一堆早已熟读的金庸先生的力作，预备回来后好好睡几天，看几 本。真后悔当初没有把书带一套出国，否则讨一个签名，回国后价值一定够得上拍卖了。
　　且舍去这些喜情怨气不谈，从机场径直来到我们所住的酒店，Mandarin在英语里正是 “华语”的意思，主办当局这样安排，真可谓仁至义尽。房间安排下来，我独住一间，这便 意味着要过十个没有“卧谈会”的夜晚。确实，后来的日子里，房间里只有当严嘉或是昌建 忘记了房门钥匙来打电话找服务员开门时才有一点人声，不过人少也有人少的好处，可以把 录音机开到最响，自己躲进卫生间一个人对着镜子笃笃定定地背稿；可以整夜开着音乐，作 一个松软的梦；可以独自享用所有的咖啡以及因此而带来的两个小时的清醒。临走时极想送 一件礼物给打扫我房间的海南阿姨，以此来委婉地感谢这间与我相伴的房间，但那天正好不 是她当班。
　　各处的年轻人相处几天便混得熟了，便有热心人开始打听各人的生日。一天在去广播局 的车上，一位女辩友颇神秘地对我说：“我研究了一下，发现这次所有参赛队员中，你年龄 最小。”见我不信，她便开始举证，说我比台大的吴芸真小两个月，比港大的……哇！真是 好心情，当时我正全神贯注于准备当晚的首次亮相呢。在年龄问题上，受委屈最多的恐怕得 算我方一辩姜丰了，中文系二年级的研究生，偏偏长了一张中学生的脸，无怪乎第一次见到 我俩的人都说我至少大她三岁，待查明事实后又艳羡她的“驻颜有术”。
　　场内场外，时常有人向我们问起88年复旦参赛的几位选手的情况，不妨借此机会向所 有关心他们的人叙叙后话，罗洁与鲍勇剑现下正在美国攻读，老鲍前不久还率留美学生政治 学会访问团赴台，与老对手见面，自然是“相逢一笑泯恩仇”；顾刚与李光斗都已下海，有 消息说顾刚自己办了家公司，生意颇红火；吕巍仍留在复旦任教，负责培训事宜，学生都是 厂长经理，不久即会有“桃李满天下”之势。几人虽已各奔东西，但据说谈起辩论来大伙儿 仍唏嘘不已。88年的世纪之辩使得复旦的名声在新加坡经久不衰，此次面对慕名而来的观 众，我们大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之感。然而，从另一方面说，面对着更高的期望，我 们又时时觉得不堪重负。在国内，我们一遍又一遍地看他们的录像，直到能整段背诵双方的 辩词，努力琢磨一字一句背后的动机、心态。但最终发现风格是无法模仿的。辩论是人的素 质的较量，更是魅力的较量，在这里，越本色越好。尽管我们明白了这一点，也尽力地去开 掘了自己，但或许是因为现实永远无法与历史较量吧，总觉得88年是不可超越的，那种“ 厚积而薄发”的辩风大概只存在于录像带之中了吧。
　　辩论会给人很多收获，同时带来的是更多的遗憾，就像在一个平面上画圆，随着圈进来 的部分越来越多，你会发现圈外的世界增长得更快。在决赛之前，极想在辩词中引证一些杜 维明教授有关人性的精辟论述，但脑子中只一个模糊的影子，知道杜教授有一本《人性与自 我修养》，内容却再也想不起来，在百爪挠心之时，深深地懊悔在学校里没有认真读书。其 实，每场辩论下来，都有一种忏悔的愿望，为什么听那节课时要打个瞌睡呢？如果语言训练 时多念一首诗就好了。……等档档档，难以穷尽。“书到用时方恨少”，此时的体会可说是 刻骨铭心。
　　回国后，常有同学问我：“新加坡好玩吗？”我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也不知道。 ”公道地说，主办当局也组织了几次游览、参观，但时间若不是在决赛前，便是在半决赛前 ，两下权衡，自然只能忍痛割爱。当然，对新加坡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日三餐须 吃排档，就有了上街的机会，新加坡的早市、午市、夜市我们都逛过，住的酒店本身又是在 最繁华的乌节路上，因此对世风还算有所了解。也许是这两年国内发展得较快，也许是临行 前听新加坡的好话太多，设身处地，发现论繁华，新加坡比不上上海外滩霓虹灯的鳞次栉比 ；论热闹，更比不上南京路的人头攒动；同样的物品，价格是国内的五六倍。这样的状况， 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的游客趋之若鹜呢？深入地观察之后，发现新加坡确有独特的魅力，商 店虽不多，但却室内明亮洁净，室外绿树成荫，环境一流，难怪有“购物天堂”的美称；市 政管理效率极高，街道整洁早已为世人熟知，乘了一回地铁，竟发现站台为全封闭式，一色 的铝合金加茶色玻璃，既美观又安全，当然，费用也是极少有国家负担得起的。在新加坡， 强烈的感觉便是这个城市是用钱堆起来的，是最典型的一处“人化自然”，连高架公路桥墩 上都有人工培育的爬山虎，人类文明真是无处不在。
　　在星岛的一旬，记忆中除了以上这些，便是几乎没有停顿的说话、应酬、讨论，场内场 外的竞赛，最终当我从主持人手中拿倒了的决赛评决上看到“复旦大学”四个字时，被劳顿 与不安折腾得太久的心已是一片平静。没有了五年前初次获胜的欣喜若狂，甚至体会不到实 实在在的喜悦，只有一种释然，那是可以想什么也可以不想什么的轻松，不必强迫 自己睡觉前从1数到200了，失眠就让他失眠好了，反正第二天早上再也不用写稿子了。 直到几天之后，才明白这份轻松原来便是给自己最大的报偿，感情丰富有时候不一定是好事 ，比如输了之后的百感交集。这时才暗暗地对自己说一句：“赢了真好！”
　　回国没有搭上如雷贯耳的新航班机，在澳航波音七六七 宽大的座椅袋里，竟然发现了一份申办奥运的小册子，当然上面是要你投悉尼一票。当我写 这篇文章的时候，蒙特卡洛的投票已经揭晓，一个月前的今天正是我们战胜悉尼大学，取得 决赛权的时刻，遗憾的是，我们的胜绩终究没能给北京带来好运气。没有幸灾乐祸，“谋事 在人，成事在天”，在每次上场之前，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呢。
　　在香港机场的起降，其惊险程度都像电子游戏中的版底，翼尖擦着高楼，跑道挨着大海 .望着机翼下的阑珊灯火，心中暗自思忖，哪一天浦西能像香港，浦东能建成新加坡，上海 就可以算国际化大都市的头牌了。乘上了东航的班机，按照国际法的规定，就算进入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管辖范围，于是就连飞机的误点，小姐的慵懒都觉得是那么亲切。快降落时， 突然机长广播说有我的电话，一时间，座位边来了许多穿制服的，传的话很简单，就是说“ 机场有人接”，但好奇心却较之话的内容盛了几倍，均想看看这位“路子那么野的人”是何 尊容。那个电话是一位在机场工作的朋友，中学的老同学打来的。一出海关，果真见他已早 早等候在那里，从走时清早的十八相送到此时深夜相迎，足见至诚的朋友情谊。
　　其实，关心我们的又何止亲朋好友，开学见面，不知有多少同学诉说他们如何在火车上 、轮船上，从广播里、报纸中得知了我们获胜的消息，大家都只知道是复旦胜了，这份浓浓 的情意是此刻真诚的祝贺，也是模拟赛时毫不留情的嘘声，一切的一切，尽在无言中。
　　“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自古铸剑炉旁就有无穷的故事，干将、莫邪以 身入剑，《倚天屠龙记》中滴血合剑，可以说，要把自己的过去与辩论分开，就像让干将、 莫邪从剑中跳出来一样，不可能了。当热心的同学问我，下一届比赛你还参加吗？我说，不 了，但如果要陪练我会来的。钢铁之所以能历经千载，为人重用，关键在于它不仅能做刀剑 ，还能铸成长征火箭，我也希望能变一变，哪怕是变成一块磨刀石。
　　只是不知道下一个机缘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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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小兰还是那条长长的、整洁的甬道。
　　当我再次踏进文科楼十楼时，一切都显得那样亲切与熟悉。逝去的岁月，又如潮水般地 涌到眼前，仿佛又回到了训练的日子。煤气灶静静地在那里，可我好像看到了将要沸腾的水 ；办公室的门关着，可我好像觉得老师们一如既往地工作，我们训练室门口空空的，可我好 像瞧见门口一溜的鞋子。一切都太熟悉了，熟悉得让我忘却了岁月已经流逝，忘却了我们辩 论队已经夺魁，温暖的集体已经解散。
　　本以为，过去的就是过去了，即使再清晰，也会如一张褪色的照片，却原来，只要是用 心去做过，真正去拥有过的，便会成为永恒。
　　溜走的是时间，流逝的是岁月，挥不去的，是那一片情。
　　这是一份永远的纪念，属于我的师长、队友和朋友。
　　×月×日　晴今天，心中极为兴奋，就像当初刚入复旦一样。昨天收到通知，知道我被选入复旦辩论 队了，想当初参加选拔，只是为那一份想去演讲的冲动，从没有加入辩论队的著望。今天的 结果，无疑是一个惊喜。朋友们都说我真是幸运，刚刚进校大半年，又从没有辩论过，竟会 得到评委的青睐。我也暗叹自己的幸运，在辩论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可以有很多机会啊！
　　怀着兴奋与忐忑，我走进了文科楼十楼的10＃4室，那里有许多沙发，特别引人注目 的是摆成辩论阵式的一排桌椅，这就是以后要训练的地方。教授与队员都来了，已经在那里 亲切地交谈。姜丰是个娇小的女孩，一点看不出她已是二年级的研究生。蒋昌建、季翔、严 嘉、张谦又显得老成，稳健。我是最小的女孩，真不知会和他们相处得怎样。
　　张老师宣布辩论队成立了，她说以后我们做什么事都要统一行动。一个集体形成了。可 我真的很不安，这会是一个怎样的集体呢？心中升腾的是一种极为陌生的感觉，只告诉自己 ：一定要好好干！
　　×月×日　小雨这些天，我的心情也如这绵绵的细雨，糟透了。连日的不顺心加上今天早上辩论练习中 的错误百出，让我难受得直想哭。我并不是脆弱的女孩，但我也并不能坚强地面对一切挫折。
　　队友们看出来了，我总把心情暴露在自己的脸上。他们热情地问我到底怎么了。姜丰很 坦诚，她也是一个情绪化的女孩，所以她能理解我。而那四个男孩子，虽然没有女孩子的细 心，却有一份十足的关心。他们开导我，逗我开心，还陪我唱歌，渐渐地，烦躁的心也平静 了下来。
　　我发觉我开始喜欢上他们，喜欢上这个新的集体了。每个人都在很用心地学习，很用心 地关心集体中的每一个人。他们的拼劲，他们的专心，正是为辩论赛这个神圣的事业而努力 的表现。如果说，这里充满着竞争，那么更多的应该是团结与向上的氛围。他们比我成熟， 所以他们除了一份睿智以外，更有一份对我的爱护。我喜欢这个集体，尽管这里的生活是那 样紧张，那样累。
　　下午，俞老师找我谈心了，他要我不要着急，还教了我不少读书的方法。老师们总是这 样观察细致，又能循循善诱。
　　在这个集体中，我没有一种被忽略的感觉，我有什么理由让繁琐的小事来影响我的情绪 呢？学习、训练，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张老师说过，我们已不是为个人而训练，这是复 旦的事情，是中国的事情，我真的该振作精神努力干了。不想做这个集体的小逃兵。
　　×月×日　晴夕阳西下的时候，昌建又站在窗前。尽管在十楼，能极目远眺，但我知道，这外面的风 景并不美。
　　昌建这两天有心事。
　　初次见昌建，是在第一场选拔赛上。我在他后面演讲，那一日演讲者的水平都颇高，而 昌建的表现极为突出。他的三分钟的《二十一世纪，我担忧》征服了3108教室的听众。 以后的几场，他又以广博的知识，翩翩的风度赢得了喝彩。那时候，真以为他是个神秘的人 物，还虚心向他请教过。
　　多日的接触，发觉他是个很有责任感的男孩子，也是个寻常的有喜怒哀乐的人。这让我 更欣赏他、信赖他了。
　　后来从老师与他的交谈中得知原来昌建的母亲生了重病，所以他心事重重。昌建的家在 安徽，母亲身边又没有人陪伴。昌建的母亲把昌建拉扯大，培养他在安徽上大学，又鼓励他 来上海读研究生，这一份母爱是淳厚的，伟大的。如今病重的母亲是多么盼望儿子能在身边 .昌建是个孝顺的儿子，他的心不好受。
　　张老师、俞老师准昌建的假，让他回家去。可他婉拒了。我想我们都能理解他这一近似 无情的决定。辩论队是一个整体，缺少一员就是一个损失，训练是不能停止的，而这一次的 担子又是那么重，英国剑桥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悉尼大学、台湾大学都要参赛。我们 怎么能懈怠呢？
　　昌建留了下来，继续训练，训练时还是那么投入、认真。只有在夕阳西下的时候，遥望 窗外，寄托他对母亲的思念与歉意。我突然发觉这份感情是那么深厚，在爱与被爱之间，有 些东西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而一种牵挂，一份思念，会将亲情酿造得更为醇厚。
　　×月×日　多云俞老师有一个极为可爱的女儿，叫俞臻，今年五年级。今天，她来到了我们的训练室， 因为放假了，家中没有人带她。
　　说真的，俞老师任我们辩论队教练以后，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我们身上了。和我们整 天在一起，午饭，晚饭也和我们一起吃，只有在训练结束，他才骑车匆匆回家。俞夫人工作 也很忙，所以俞臻常常感到很寂寞。
　　俞臻的到来，给辩论队带来了轻松的空气。她唱歌，还表演节目，和我们逗嘴，可她爸 爸还是把她“关”到隔壁去了。放假的日子，每个小朋友都会好好地玩一下的，可因为俞老 师的忙碌，她已好久没有和爸爸一起逛街、旅游了，更多的时候，她只能一个人呆在家里， 看电视、看童话。
　　训练以来，我越来越觉得俞老师是个值得尊敬的人。他是哲学系的教授，曾到德国留学 ，如果说初次见面时觉得他是个治学严谨，有思想的中年学者，那么现在又看见了他完美的 人格。他什么事都以身作则，从不迟到，而且是如此认真地将所有的精力投入到辩论队。这 是一份责任感，是一种对事业的执着追求。
　　人们总是在抱怨，现在认真的人不多了，尤其是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候。可是，从身 边给我们上课的教授们，从俞老师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所具有的优秀品 质。至此，我才真正明白，为什么每个时代知识分子，总是走在时代的前列，是因为他们的 责任感。
　　我要做一个认真的人，如俞老师一样，为神圣的事业交付出一腔热情。
　　×月×日　晴新加坡的辩论会一直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梦，而取胜在新加坡又一直是我们辩论队一个永 不动摇的目标。为了它，我们很努力地在生活，在学习。
　　88年冠军队教练王沪宁教授今天和我们一起吃饭，他谈出了一条重要的经验——辩论 取胜需要整个辩论队的默契配合。默契从哪里来？它来自于同甘共苦，来自于彼此的关心与 理解。
　　这些天，训练极为紧张，天天晚上辩一场，白天又是技巧训练，还要精读四书五经，而 班里的同学已在筹划旅游或是打工赚钱了。我们好久没有轻松过，我也好久没有运动了，虽 不抱怨，却着实怀念以前在运动场上尽情挥洒的日子。
　　吃完晚饭，大家集体去散步。
　　复旦园静静的，同学们都回家了。虽然很热，但我不得不说夕阳映照下的复旦园特别美 .我们在洁净的路上走着，看看讲讲，来到了燕园，又来到相辉堂。“复旦太美了”，严嘉 说。每个人都那样认为，这似乎也是一种默契。
　　有时候，有一种无法表达的情怀，我现在却能很真切地感受到。以前报考复旦，是因为 它的名声，是因为它有我喜爱的专业。而如今，对复旦却又有深一层的爱。有一次谈心，季 翔说复旦给每个同学以机会，说得真好，这就是复旦园的美丽之处，它有广博的美，为它的 莘莘学子而倾注的爱。夕阳下的复旦园沐浴的是一种宜人的金黄色，何需再另找什么精神家 园呢？不正是这里吗？
　　草地上，我们又开始了一项这些天来常常进行的比赛——扔鞋子，先定一个距离，然后 看谁扔得远。王老师总是冠军。这种放松活动，给了我们不少乐趣，也增进了我们的友谊。
　　有一刻，我曾站在一边，看着身边充满活力的老师和队友，有一种感动，于是，那夕阳 下寂静的复旦园，那草地上身手不凡的人们构成了一幅极为和谐的画。
　　×月×日　晴近来，我发觉自己的身体很不好。常常感到累，可怕的是好多次在训练的间隙，我会透 不出气，心跳得快。昨天去看了病，医生说是生活紧张所致，要我暂时休息，为了不影响队 友的情绪，我暂停了训练。
　　回家的日子是轻松的，可我依然惦记着文科楼十楼我的伙伴。看着钟点，就能想象他们 在干什么，真想早些回去，去投入紧张的生活。可今天，又发烧了，真很无奈。俞老师和林 老师来看我，送了很大的西瓜，我心中很是感激。他们告诉我，姜丰也病了，而且住进了长 海医院。
　　躺在床上，很想姜丰。她长我好几岁，却没有姐姐的架子，她很聪明，常常在辩论场上 和队友争得面红耳赤。她很坦诚，住在一起，虽然并不是天天交流，但也彼此能够沟通。
　　她也很秀气，容易动情，和我的性格有很多相像之处。而今，我病了，她也病了，却不 能去看她，觉得有些难过。
　　和队友通电话，得知他们已代我向姜丰问候，他们联名写了一封信，第一句便是“长海 一日，文科楼十年”，他们真行，把他们盼望姜丰回来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其实，他们 也该知道我盼望回归的急切心情啊！在忙碌时，常常梦也要梦到清闲，可真正清闲时，却总 感到这个集体，有一股极大的拉力，把一颗游离在外的心拉回到自己的怀中。我想我们应该 取胜的，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团结的集体，有这样一种坚实的团队精神。
　　×月×日　多云下了好几天的雨，今天总算有了个不冷不热的天气，感到了一阵舒畅。又逢严嘉过生日 ，便好好地准备去庆祝一番。
　　辩论队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色，严嘉是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子。他没有很多的书生 气，却读书读得特棒；他的口才很好，却又往往很虚心。当我碰到难题时，总喜欢向他讨教。
　　他的寝室挤满了朋友，除了辩论队的队员以外，还有我们都熟识的参加选拔的一些同龄 人。我们坐成一圈，又吃菜，又喝香槟，很温馨，也很惬意。“以后我们能这样聚在一起吗 ？”我问，总以为曲终必将人散，“别那么伤感”，他们安慰我。想想也是，《论语》上讲 过，“道不同，不相为谋”，如今，我们志同道合，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分开呢？我们举杯为 严嘉庆贺，也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季翔坐在我的旁边，我们谈了不少，从辩论谈到学生会的工作，从复旦谈到社会。季翔 是个极为沉稳的男孩子，有着健康的肤色，他是我们当中最好学的一个。很早就听到过他的 名字，以为是个遥不可及的名人，而今，我们却成了朋友。我们都认为，现在为什么学生工 作难做，主要是因为缺乏一种责任感，其实，我们已经为自己是个复旦的学子而骄傲，为什 么不让自己为复旦创造一些辉煌呢？在今天，很多人以为得到了钱，有了闲适的生活就是快 乐，却又在这样的快乐中迷失了自己。责任感是不可丢弃的，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责任 感，就不会抱怨学校如何如何，校园文化如何如何了。大家快乐地交谈着，尽管每个人都有 自己不快乐的一些事情，可今晚是快乐的，并且，我们都要微笑着去迎接明天的挑战。
　　×月×日　晴这几天晚上，每天郁辩论一场，最佳辩手该属于张谦。
　　训练的时候，张谦坐在我旁边，我们之间的话也好多，张谦很聪明，反应极快，很得辩 论要领。
　　我佩服他的辩论技巧，更佩服的是他一如既往的训练态度。不久前，我们确定了赴新加 坡比赛的正式队员，我和张谦属于候补队员，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训练热情，尤其是张谦。 他的家在湖南，如果不是训练，他早回家，家中有近90岁的老祖母，还有盼他回去的父母 .可是，他知道辩论队需要他，他没有提出回家的申请，而是作为陪练队的主力队员留了下 来。
　　今天晚上的辩论精彩极了，张谦的四辩一气呵成，他又极妙地运用了不少战术，“我再 一次回对方辩友”，“我第三次问对方辩友”，弄得正式队员们吃力地招架，王老师俞老师 都表扬了张谦，还说上新加坡要用张谦的策略呢！其实，我也走过一段较为迷茫的日子。当 被告知自己是候补队员，去不成新加坡参赛时，也曾有过沉重的失落感。今天看来，这都算 不了什么，就像一只油灯在白天不显光亮而晚上离不开它一样，个人的得失实在是微不足道 的。辩论是集体的事，得胜也是集体的荣耀。所以我很坦然，也由此更欣赏张谦。
　　×月×日　雨以前季翔告诉我，他考复旦是因为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88年复旦在新加坡大专辩 论赛的精彩表现，于是辩论成了他要圆的梦。而今天，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圆梦的女孩，她是 刚军训回来，还没沐浴过复旦日月光华的92级新生。她给我们辩论队寄来了一张明信片， 告诉我们她很为我们骄傲，她也如季翔一样慕名考入复旦，并预祝我们取得成功。这是一份 很大的鼓励，看了让人觉得心里暖暖的。
　　说真的，参加辩论队以来，有太多的人对我们倾注了关怀和期待。走在路上碰到朋友， 他们会问我们训练得怎样，需要些什么；碰到老师，他们又会鼓励我们好好干，为复旦争光 .昨大，团委和学生会的老师冒雨来看我们，还搬来了好几箱饼干，为我们“加油”。校领 导也多次来到我们训练室。
　　至于我们吃饭、借书，更是处处不会碰壁。因为我们是一支特殊的队伍，是杨校长要求 “拿冠军”的队伍。
　　背负着沉甸档的关怀和殷切的希望，霎时又有了高中考大学“搏一记”的冲动，而心中 明明白白地知晓，这次的意义远比考大学重要。除了努力，真的无法再去想别的事情。所以 我真心盼望我的队友们能夺魁，能实现我和张谦、我们辩论队、我们复旦人共同拥有的梦。
　　窗外，是瓢泼大雨，道路泥泞不堪。我想，成功的道路也许也不会平坦，可寻梦的人不 会懈怠。以前我想活得轻松，可现在发觉装满了期待的日子更为充实。
　　×月×日　晴每天晚上，国际政治系研究生的到来总给我们一阵新鲜的空气。我觉得自己很喜欢他们 ，虽然他们长我好多岁。
　　刘建君是个很有特色的男孩，他们都叫他Mark，他说话山东味浓浓的，也有山东人的 豪爽，林老师任命他为陪练队的队长。刘队长干事极认真，每天负责组织同学来辩论，还参 加讨论，而且他的四辩畅快淋漓。他也如张谦一样，推迟了回家的时间。
　　唐豫鹏，是我们学生会的前任副主席，所以和他在一起 觉得很亲切，他辩论时反应很快，辩词常像一发发炮弹。
　　还有徐勇、李经中、马文运……他们都放弃了暑假中既定的计划，来做磨刀石。
　　今天，曾峻还带来他的女朋友，并且一起上场做了陪练队员。我挺佩服他们的。在卡拉 OK厅、舞场充斥着温馨的时候，他们作出这样的选择，实在是“不落俗套”。
　　和他们做朋友很是愉快，他们懂得很多东西，他们也给我带来了不少快乐与勇气。
　　一样是年轻人，我就觉得他们少了许多市侩气，他们很超然。辩论队需要他们，他们就 来了。不顾天气炎热，不计较招待他们的只是一杯香茗。
　　社会上对年轻人还是有偏见的，以为年轻人只知赚钱，只会享乐。就如以往各个时代的 年轻人一样，当今的时代也不乏走在时代前列、为国报效的年轻人。各个时代赋予了年轻人 不同的使命，为什么人们就看不到年轻人同样有着滚烫与火热的心呢？
　　我很幸运，拥有这样一群出色的朋友。
　　×月×日　晴回到家已是凌晨一时了，在床上辗转反侧，兴奋得难以入睡。我们辩论队夺魁回来了！ 冠军！冠军！这是我们期待已久的战果，这个梦终于实现了。这些天来，老是睡不好觉，等 待着来自新加坡的消息。从张老师那儿，从电台里听到队友们过关斩将的消息，就会让我高 兴得多吃一口饭。今天早上，又从电台听到好消息“复旦大学辩论队获得19＃3年国际华 语辩论会冠军，蒋昌建同学获得最佳辩论员的称号”，我高兴得跳了起来。
　　晚上去机场迎接，熟悉的身影又映入眼帘，看见他们真想冲上去抱住他们。可我们，只 是紧紧地握手。不用讲太多的话，所有的期待，所有的兴奋，已在那一刹那成为无言的交流 .严嘉把他的花送给了我，他们还从新加坡带了一束紫色的“毋忘我”给张老师。
　　我们终于没有让复旦人失望，我们终于成功了！
　　此时，在我心中涌动的是一种难以抑制的激动。冠军代表的是荣耀，可为了这辉煌的一 刻，我们又付出了多少呢？很多次的失眠，为的是辩论，甚至梦中也在辩论；很多次的沮丧 ，为的是不成功的练习，但沮丧后的便是崛起奋进。老师们顾不了家，昌建顾不了母亲，严 嘉顾不上发大水的家乡……这样的付出是难以用金钱来衡量的，是出于对事业的追求，对复 旦的爱。
　　我们站在世界的屋顶，所以我们看到了美丽的风景。而为了爬上这屋顶，我们用了许多 的激情、汗水和努力。
　　终于，辛苦而又光荣地走完了这一程。
　　曾经，想做一朵娇艳的花儿，充满芳香；如今，想做一棵树，不矫揉造作，只是挺拔向 上，扎实地镌刻每一步成长的足迹，成为栋梁。
　　我还年轻，所以我说我实在是幸运，这一程的收获如同甘美的醇酒，令我一生都享用不 尽。这一程中有许多回忆，会时刻浮现在我的眼前，鼓励我向前。
　　这世界上其实是有永恒的，我懂得此间的真意。
　　甬道，长长的，我总认为它不该有尽头。延伸、延伸，会与我的人生之路交汇，再延伸。
　　流逝的是岁月，挥不去的，是那一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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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谦一直想把这段日子忘掉，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也许仅仅因为已习惯平凡和松散的我， 无法承受这么强烈的刺激和动荡。于是结束训练，队友们启程赴新加坡之后，我便急匆匆地 赶回湘江河畔的家里，想去找那“涛声依旧”的感觉。在家的10天本打算要大肆“挥霍” 一番的，懒觉要睡个足，武侠小说里的奇险风云也要饱览无遗——希望能藉此冲淡四个月堆 积下来的那么多沉重的记忆。
　　然而这几个月的日子竟像在我心中投下了一团酵母，一回到家里便不可收拾地发起酵来 .每天早上八点左右总会被头脑中的阵阵乐曲惊醒，我听得清清楚楚：那是我们几个在文科 楼训练室里打地铺时，每天早上用来作闹钟的新加坡辩论赛的“赛前进行曲”。这还是王老 师特地为我们从录像中翻录下来的。于是很容易又会回想起昌建是如何吊嗓子，季翔是如何 不情愿地揉着惺松睡眼，严嘉又是如何僵尸般地直躺。我知道，睡懒觉的福份已经被四个月 的训练剥夺了，代之而来的却是失眠。这很像准备辩题的那些个晚上。熄了灯，睡下了，闭 上眼睛满脑子都是“道德”、“温饱”之类的概念，不由自主地在思想中航行，而且还会像 章鱼一样地伸出很多的软足，使一个父概念间有了纷繁复杂的“逻辑联系”，又一场辩论便 在这半梦半醒的状态中拉开了战幕。
　　白天呆在家里的首要任务就是读武侠小说，因为这是最容易集中注重力的，有了郭靖、 黄蓉作伴，思想大概不再会信马由缰地又跑到了辩论场上去。可恶的是季翔从新加坡寄来的 一张明信片把武侠小说这道防护栏冲了个荡然无存。他居然告诉我决赛的评委中有金庸！任 何一个有过辩论经验的人都知道，弄斧就要到班门。用金庸的话来攻击对手，打动金庸这个 评委是再好不过的了。一下子手中的《天龙八部》不再是一部简单的武侠小说，而成了一本 “金庸语录”，我觉得如果不能从这部书中找出可在辩论中大打出手的重磅炮弹，那简直是 对自己的否定。这种心态之下读武侠小说还会那么兴趣盎然吗？所幸的是，我想到了在“人 性本恶”的辩论中《大龙八部》中的“四大恶人”是极好炮弹，算可聊以自慰。
　　更巧的是，见到队友们的第一天就获悉，季翔竟不约而同地用上了这个例子，其落地开 花的效果更是不在话下。这时候才明白什么叫“心有灵犀一点通”，于是便很想唱一句“我 们虽不在同一个地方，没有相同的主张，可是你知道我的迷惘。”
　　25日在新加坡开始第一场比赛，接下来是27日、29日的两场（如果前两场都赢了 的话）。但是在29日之前我一点消息都没得到，我居然还十分地心安理得。我自有我的理 论：倘若赢了则要准备后天的比赛，自然会忙得焦头烂额，电话是决计没空打的；倒是输了 的话，就只能在那边游手好闲，打电话的时间有的是。因此没来电话不正是好兆头叫？直到 29日晚，我正忙着打点行装（次日就要疲于奔命地赶回上海了），才听到电话铃声响起， 王老师在遥远的南方平静地对我说：“我们赢了。拿冠军了。”我问姜丰：“激动吗？”她 说不激动，就觉得应该是我们赢，只能是我们赢。我也一点不激动，我也这么想。
　　这就是我10天的暑假。不管我走得多么远，藏得多么深，我都甩不掉辩论，忘不了辩 论，并且最终还要归心似箭地回到另一个家——辩论队里去。
　　辩论队的四个月，这是段忘不掉的日子，是段无法绕过去的记忆。
　　到校后辩论队有很多工作要总结，分配给我写“辩论队大事记”。找出笔记本、日记本 ，一天天地翻检，不放过任何一个闪亮的日子，任何一点美丽的记忆。但我越来越发觉这个 工作的难做，这段记忆太沉重了，四个月中的每一天都浸满了我们的汗水，都回响着我们的 笑声。它简直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只要一走近它，就会被吸进去，无法自拔，仿佛世界上只 剩下了这么一群人，这么四个月。我想这就是复旦给我的烙印，让我永远记得我曾经为复旦 拼搏，我曾经这复旦骄傲。
　　我想，辩论队不该搞个“大事记”，辩论队里全是些平凡的小事，而最后的辉煌不过是 几个月来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必然结果。水到渠成的事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可言。对于辩 论队的感受也是如此。熟知不等于真知，在别人看来我们的感受也许只是几个练辩论“走火 入魔”了的人在痴人说梦。
　　硬要说感受，我就会想起王老师的一句话。那是有一次队里有好几个人因生病而“前仆 后继”地倒下了，而王老师却依然健康地挺立着，“我自岿然不动”。这时王老师问我们： “你们知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吗？”我记住了这句话，因为无论是在辩论技巧上、个人素质 上还是相互感情上，四个月的经历都在告诉我这个道理：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一　少年不识愁滋味进大学不久就遇上学院里的新生辩论赛。在中学就有过辩论经验的我要披挂上阵了。“ 到复旦去辩论！”这对于中学时代的我，就像能和马拉多纳同场踢球一样崇高，因为88年 亚洲大专辩论赛上的一场“儒家思想不可以抵御西方歪风”已在我心中将复旦建构成了辩论 的“圣地”。请来指导的高年级学兄告诫我们：“辩论是游戏。在复旦尤其是这样。”
　　第二年当我有幸代表复旦参加白猫杯上海市大学生辩论赛时，我已不记得这句话了。那 时候的感觉多好！才一年级，我们竟然代表复旦去辩论了。我眼里辩论的庙堂是那么的狭窄 ，一下子就可以被我膨胀的信心塞满。
　　我们仿佛觉得辩论这头守卫着复旦的荣誉的“阿罗汉神兽”已能被我们驾驭自如了。我 们还要驱使着它去攻城略地，再为复旦建功立业。赢了两场之后，更觉得在我们嘴边挂了那 么久的复旦的光荣与梦想竟像就要实现了一般。
　　而我们最终却输了，尽管总好像有一肚子的不白之冤无处申诉，但我们毕竟输了。复旦 的辩论因为我们而有机会被人轻视。败兵之将安敢言勇，于是大家纷纷说再也不辩论了，这 时候我们又体会到辩论真是项残酷的游戏。我们总以为自己是拿到了复旦辩论的至宝真经的 .我们曾经在图书馆中昏天黑地地查资料，曾经乔装打扮地深入对手学校，颇有一种“不入 虎穴，焉得虎子”的豪情，曾经挑灯看剑，夜以继日地商讨辩题，还曾经茅塞顿开地记下一 个个灵感的火花；在赛场上我们也是纵横捭阖，俨然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但我们却 输了，大概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大概复旦的辩论本也就如此。
　　一年之后在春末夏初这个季节，复旦园又为系际辩论赛而躁动起来。印象中又多了那么 多场的辩论，但感觉仍是如此，复旦的辩论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就像中国的足球，参与的人 成千上万，但马纳多拉就是一个也出不了。想想88年的那支队伍，只好慨叹“此曲只应天 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了。
　　我们总想，辩论这游戏玩得差不多了，胜利的辉煌和失败的残酷都如过眼烟云，我们已 算深晓个中滋味。还能有多少花头，总不成再来一次新加坡的大专辩论赛吧！因此当93年 的春天，听说复旦又要代表大陆参加新加坡大专辩论会时，我觉得是命运在开玩笑。
　　二　众里寻他千百度在得胜归来的总结会上，谢遐龄教授讲出了复旦夺魁的“独门暗器。——搏兔精神：就 像一支猛虎，对待小小的一只兔子也会拼尽全力捕之而后快。复旦在对待辩论赛时就像是老 虎用上了捕兔之力。
　　学校组织的选拔赛真是狮子大开口，直欲将全复旦的乐辩之才一网打尽，然后再好好地 来一番挑肥拣瘦的淘汰，希望能逮住几个可塑之材，好让专家团里的三十几位教授、学者们 精雕细琢，争取慢工出细活，能造就出一个无愧于复旦荣誉的辩论队来。
　　因此尽管学生们都知道进了辩论队就是“人方为刀俎，我方为鱼肉”，少不了要被教练 、专家们“拳打脚踢”、“刀砍斧劈”，仍是一个个都拿出了程门立雪的劲头，硬生生地想 有这么个机会去任人宰割。
　　选拔赛报名的人趋之若鹜。
　　我只觉得是一种不由自主的驱使。原以为等新加坡的辩论简直是件守株待兔的事，而如 今这只兔子竟真的来了，我就是搬起这棵树也得让兔子撞上去啊。
　　一旦参加了选拔就真叫骑虎难下了，谁都没有想到五轮选拔赛对人的考验竟胜过了以往 所有辩论所能带来的痛苦。
　　第一轮演讲赛虽是轻松过关，但已能从一百多名同学或是慷慨激昂，或是磕磕绊绊的陈 辞中感受到复旦学生中蕴藏的火山一样的能量和热情。而接下来的是一场比一场艰难的比赛。
　　两人对辩只给了三天的准备，只好孤注一掷，自己给自己批了个“全脱产”，总算功夫 不负。
　　第三轮的四人组队直逼得人忘乎所以。尽管有近一周的时间，但准备起来便如白驹过隙 ，一点不顶用。先是查资料，请教专家，诚惶诚恐地想临时抱佛脚，得点真传。四个人废寝 忘食地讨论完了，自己还得夜不能寐地思前想后：如何才能崭露锋芒，博得专家赏识。之后 写辩辞时更是搜索枯肠，搁笔后会有油尽灯枯的感觉。好在看到3108教室里人头攒动时 能够自我膨胀起来，辩了个痛快淋漓。
　　第四轮还是四人组队。真像刚跑完了三千米，又要再来个一万米，怎奈欲罢不能，只好 头皮硬焦焦地上，所幸的是在最后的大决赛中我能成为3108教室历史上最热烈的一幕中 的主角。里外三层，水泄不通之类的词用来描述当时的场景已嫌不够生猛有力，反正能看到 的唯一的空地就在正、反方的桌子和主持人的台子间的一块小小的三角地。能在这种场合中 和这么多的复旦人一齐心潮澎湃一次，绝对是虽败犹荣。
　　常可以看到那些在孩子群当中威风八面，山大王一样的孩子头，到了严厉的父母面前， 所有的豪气和勇力只变成了几个寒噤，连抗争的想法都没有了。我们八个自以为是得胜之师 的游侠少年在第五轮当中就尝到这种滋味。
　　第一阶段笔试。在国政系一个会议室的圆桌上展开，专心致志地对付那份叫“百科知识 测验”的考卷。感觉真是叫“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而且我们都是不会水的人。因此但凡 在记忆中寻着了一根救命稻草，便忙不迭地抓牢，希望能带我到胜利的彼岸。《等待戈多》 的作者是谁？康德“三大批判”的第二部是什么？《江村经济》是谁写的？当时真讨厌这些 陌生的名字。第二阶段面试。文科楼的1004房间，十二张沙发围成“门”字形，像十二 星宿摆下的阵势，各由一位教授坐镇，自有一股不可名状的威严。我们则一个个依次滑进这 个阵营当中接受最后的考验。
　　这些专家们早已不是什么慈眉善目的师长了，这在辩论选拔时我们便深有体会，而此时 要指望某专家能对你青眼有加更是难上加难。面对聚合着知识宝藏的十二位专家，你只能觉 得自己是个身无分文的流浪者，只是出于无奈才大言不惭地将自己那点鸡零狗碎的“学问” 交待出来。出来后大家所共有的是一种崩溃感，如同滑铁卢之后的拿破仑。从四轮选拔中千 里走单骑一样地杀出来，本以为自己蛮是那么回事了，怎么一下子又变得好像不名一文。我 们都很愤愤不平地认为专家们过于刁钻的提问起了摧毁我们信心的作用，这不利于我们的成 长。
　　接下来的任务是等候判决。我敢说这是我经历过的最揪心的时候。
　　深深地觉得我是个幸运儿，尤其是四个月之后当冠军奖杯已摆在了复旦的陈列室里再来 回顾的时候。我记得杨福家校长常说的两句话：“一个大学好不好，就看她能否给青年人提 供机会。”“机会只给有准备的头脑。”复旦把一个好机会给了每个人，而我很幸运地把握 住了，就像一个喜爱在海边玩耍的孩子，幸运地拾到了一个美丽的贝壳。他的幸运在于他走 在这么一个海滩上，他面对着这样的一片大海。我们觉得不是我们拾到了贝壳，而是这片海 洋——复旦——选择了我们，她把责任交给了我们。
　　三　雄关漫道真如铁以我们当时的虚弱要到新加坡去夺魁，无疑是件“挟泰山以超北海”的事情，救治的办 法只能是“恶补”，希望四个月下来我们能成为安泰一样的巨人，只要靠着复旦这位大地母 亲身上，就可以力拔山兮气盖世。
　　于是我们首先感到的是：辩论是一项事业，而不仅仅是一场游戏。辩论赛也上升成为了 各大学之间综合实力的较量，而不再只是一场口舌之辩。
　　孔子早就说过“巧言令色鲜矣仁”，而且“有言者不必有德，有德者必有言。”若只有 伶牙俐齿则难免会落得个巧言令色的“小人辩”，讲的也是无德之言，这是辩论上的旁门左 道，显然为“辩林高手”们所不齿。因此俞老师、王老师首先教导我们的就是如何做人，然 后才是如何做辩才。我们要的是“君子辩”，要讲“德者之言”。
　　“德者，得也。”可见这绝不是一日之功。当年禅宗的弟子入门后总要从劈柴、担水之 类的粗活做起，有所谓“生活禅”，才可得以登堂入室。辩论上的修炼亦复如此。世事洞明 皆学问，教练对我们的训练也是从生活中的点档滴滴做起的，而且时不时要来那么几下当头 棒喝。
　　印象最深的是5月20日到本部公开表演的那一次。正好是开始集训的一个月之期，经 过准备，集训队和由另外四名同学组成的陪练队又来到3108教室公开表演。热心辩论， 关怀复旦名誉的同学们憋足了劲要看看集训队的风采，3108教室再次爆满。可惜的是， 我们四个人自以为春风得意马蹄疾，到了场上却心有余而力不足，辩得很勉强；更不足取的 是好几次出现了口误和有人身攻击之嫌的语言。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嘘声便成了我们当晚 收获最丰的东西。之后，集合到党委宣传部的小楼里召开整风会议，俞老师真的来了当头棒 喝，终于使我们明白，完整地尊重他人的人格是赢得任何胜利的前提。辩论队里从此有了新 的作风：迎来送往，端茶倒水，举止言谈，要处处不忘尊重他人。
　　思而不学则殆。辩论是人格气度的较量，也是知识的竞赛。辩论队建立了自己的小书库 ，精读、泛读的书分门别类。泛读的书常是半小时浏览，半小时讨论；或是六个人一人看一 本、评一本，真算得是“好读书，不求甚解”。精读书留作“家庭作业”，我们便借着宿舍 晚上不熄灯的优势，“夜读《春秋》”，房间里读经诵典之声不绝于耳。到了次日要读书汇 报或考查之时，更是活脱脱要拿出悬梁刺股的劲头来。读《孙子兵法》时，我们运筹帷幄， 读《老子》时，我们坐而论道，读《论语》，我们又之乎者也。所谓书山有路勤为径，我们 便是这样从浩如烟海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籍当中觅得了一条探宝之路。
　　老祖宗的话固然是金玉良言，字字珠玑，洋人的学问同样也是汗牛充栋，要通晓无遗非 得拿出皓首穷经的劲头来。好在我们有俞老师这么一位立地书橱一样的学者在侧。俞老师身 为复旦和法兰克福大学联合培养的哲学博士，治学十多年，于西学上可谓融会贯通。因此在 训练时我们的俞总教头常常亲自摆坛讲学，兴起之时可滔滔不绝一个上午地给我们遍讲西方 哲学历代大师。为了充分利用俞总这个资源，我们将几乎所有和俞总在一起的空暇时间用来 提问，俞总自然来者不拒，总能旁征博引地应答自如。我想，后来在新加坡战胜剑桥时备受 评委推崇的博学之气就是俞总风范的生动展现吧。
　　我是一个理科学生，于文科知识的了解只能说得上是蜻蜓点水，仅知道一些浮光掠影的 表面文章，就好像一个只吃过中国面条的外国人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中国美食已到了一种 何等登峰造极的地步。而辩论队则是将我这么个门外汉带入了一条琳琅满目，物华荟萃的美 食街。我记得《西游记》中猪八戒吃人参果时由于急于下咽，来了个囫囵吞枣，却并未品尝 到其中的真味；那么对于这四个月来我们所读的书，听的课，我们几个人都有点八戒的急躁 ——一点都没来得及回味地塞了进去。但我们都知道，塞进去的这些智慧已经成了我们身上 的一个核反应堆，在未来的日子里将会不断迸发出巨大的能量，推动着我们默默争上游。现 在也许到了将这些智慧反刍一下，细细品味的时候，这时更发现，老师们为我开启了一个壮 丽的殿堂，一个崭新的人生境界。从这么一条“美食街”中畅游下来，我虽然成不了技艺高 超的厨师，但起码评点品尝的本事总有了一些，而即便是这点雕虫小技，对于一个理科学生 来说已是一笔巨大的馈赠。这就是复旦，她凝聚了那么多世间最精美的东西——智慧。她还 不仅是个伟大的收藏家，她把莘莘学子们引进了这个智慧的殿堂，无私地将她所有的珍藏与 每一个热爱它们的人共享。
　　五十堂讲座，每一堂讲座都在我们脑海中留下至今仍鲜明生动的印象。从朱维铮教授的 中国文化史到何思广老师的西方美术史，从谢遐龄教授的中国古代哲学到朱明权老师的当代 国际裁军，从基督教到艾滋病，从文化语言学到分子生物学，每位老师都有那么多的如珠妙 语。哲学系王雷泉老师讲佛教时，把我们带到他的书房，壁立的书橱中是《大藏经》、《华 严经》、《法华经》排成的“墙壁”，桌上是一撂子僧钵，我们则围着可盘膝而坐的圆桌听 起佛经来。为了给我们讲环境经济学，经济系已退休的博士生导师张薰华教授特地送我们一 人一本他的专著《生产力经济学》作预习资料。讲课时他冒雨赶来，站在陈旧的长黑板前给 我们展示他那有名的“画圈圈”的分析方法，真让人觉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我难以描述每一位老师的精妙之处，不是说“道可道，非常道”吗？我想这是每个复旦 人都有机会享用到的财富，这些老师们是复旦人所共有的财富和骄傲。
　　一批庸庸碌碌的学生是对老师最大的伤害。面对这么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专家教授，我们 几个自当尽心尽力，希望能以勤奋来弥补以前留下的无可回避的虚弱。钻研精神便不再像以 往只在考试时才偶尔露一回的秘密武器，而成了每天读书听课之必备了。
　　第一次听讲后现代主义是在美国杜克大学著名教授杰姆逊先生在5102作的一个英文 讲座上。两小时下来，我们的感觉基本是如坠五里雾中，只好一个劲地缠着俞老师问。俞总 先从大处下手，连开两讲“现代西方哲学”让我们对从维特根斯坦到福柯的诸位大师初识眉 目。但我们又发现更多的问题。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 ，还有反本质主义，林林总总，究竟各为何物！俞总又请来哲学系的佘碧平老师专题讲后现 代主义，方使得我们茅塞顿开。对于辩才来说，不能光是鉴赏家，自己更要是演奏家才行。 最好的办法就是辩论场上打一场。于是我们为此辩了一场被公认为所经历过的最佶屈聱牙的 辩论，题目是“虚无主义是当代西方文化的根本特征”。
　　一个辩才硬要练好十八般武艺才行，光是学富五车而不能提刀上马，赤膊上阵则未免要 受制于人。因此辩论队的训练从来都不是单向度的，而是丰富多采、寓教于乐，用意无非是 让辩论队员们摸爬滚打都经得起。
　　在辩论队里也看录像，但绝对没有平时自己挤到五教去看时的那份悠哉游武。看《巴顿 将军》我们要从他粗豪沙哑的吼声中感觉出什么叫“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看《刺杀肯尼 迪》则要从盖尔森检察长最后的法庭辩论中领略“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为 了增加语言的表现力我们还特意从电视中录下盖尔森检察长的演讲，跟着听，跟着讲，出口 就是“刚才，一位天才的演员为我们演出了精彩的一幕…　”。
　　洒下的汗水尽管每一滴都是一般的苦涩，而其中蕴含的我们为之付出的艰辛则可谓粒粒 不同，四个月中的每个日子也就是被大家共同的汗水浸泡得都是那么沉重。
　　我们真的不取有懈怠的想法。训练室里小黑板上的倒计时是从“离起飞还有1＃3天” 时写起的，而即使在那时候我们也不觉得1＃3天会有多么遥远，相反只觉得我们要去的路 、要闯的关太多太多。当8月20日上午，黑板上的倒计时变成了“明天就起飞！”时，我 不敢回想这一百多个日子是如何走过来的，我到底跌倒过多少次。想起《约翰·克利斯朵 夫》一书中最后的那段话来：圣者克利斯朵夫渡过了河。…　左肩上扛着一个娇弱而沉重的孩子。…　快要倒下来的 克利斯朵夫终于到了彼岸。于是他对孩子说：“咱们到了！唉，你多重啊！孩子，你究竟是谁呢？”
　　孩子回答说：“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
　　四　漉尽泥沙始到金辩论中的反方有一套常用的招法，叫“综合治理法”，这还是王老师在88年复旦对台 大的决赛中发明出来的，之后被各界辩林人士奉为至宝，沿用至今其生命力仍旺盛不衰，几 乎成为反方立论之定式。其实辩论本身首先就是一个“综合治理”的大工程，在这次的辩论 集训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
　　辩论是一种缘份。辩论队的这群人中，原来或者是素不相识的同学，或者是久仰大名却 不见其人，平素敬若神明的大学者，大领导，而四个月的同甘共苦却将大家凝成了一个快乐 温暖而又如钢铁般坚强的集体。
　　辩论队就是这样一个大家庭，并没有太多轰轰烈烈的故事，但平淡中的真情往往最能持 久。在我们的记忆中——而且还将在今后我们的生活中——辩论队有不少“圣地”，一些校 园里谁都不会多留心的角落，却是我们愿意常去朝拜的地方。政修路上的小面店是王老师第 一次带我们去的。吃的是炒年糕。后来，当我们从南京路完成了采购任务，精疲力尽地回到 复旦时，我们会进去要一碗炒面；当我们想打打牙祭、跑遍了国权路却买不到一只烧鸡时， 我们又会去要一碗炒面，找回那份盎然的意兴。从新加坡回来后，大家又来到这里，在吃炒 面的唏嗦声中来一次“再回首”，眼里都是些平淡的日子。
　　科学楼前是复旦最大的一片草坪，也是暑假里我们每天饭后散步都要到的地方。散坐在 大水池边，我们一同唱歌，说笑，一同看俞总行云流水地打八卦掌。
　　这种地方有多少啊。从南区17号楼出发到文科楼的这一路上，我们每天训练室——食 堂——宿舍的一条线中，散落了多少和辩论队一起喜怒哀乐过的人。17号楼里和善的阿姨 ，南区大门口修车的老师傅，国年路上卖煎蛋饼的小贩，文科楼门房三位老师傅，中灶二楼 的大胖子厨师，辩论也曾经进入过他们的生活。
　　在一起的时候真的不觉得这些感情有多珍贵，特别像我们四个几乎须臾不离的男生，实 在是因为彼此都太熟悉了，一切都太理所当然了，友情不是什么值得标榜的东西，但在辩论 队中我们得到友情绝对是值得纪念的。
　　我们也数不清到底有哪些值得纪念的东西。我们病倒时，不辞路远，深夜从校本部赶来 看我们的朋友，送来的梨子有一种长久的回味。中灶二楼的饭桌上，我们一次次地转动过新 式的“快乐大转盘”。更还有几十个夜晚曲终人散后，我们四个人在训练室打地铺时一次次 的“星星点灯”。我想，最好是彼此之间总也不要说那句“当爱已成往事。”
　　四个月的训练就是在这么一股融融的气氛中进行的。要说训练不苦，不累，那是假话。 但我们体会得到这苦中之乐，就好像游冬泳的人是不会因为水冷，而只一味地临渊羡鱼的。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辩论这个综合治理的工程在生活中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因为 我们念念不忘地要做到一点：将辩论变成本能。我们会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寻找并搜集“妙语 ”，《魔鬼辞典》、《读者文摘》，直至报纸上的广告词。我们会把孔夫子的高谈阔论写在 卡片上，搞得满屋子都是，其劲头不会输给所谓“钻之弥坚，仰之弥高；瞻之在前，忽焉在 后”的颜回。我们会为了一篇好文章一起冲动，一个个地朗读下来，一次次在床上感慨唏嘘 .我们会在每一次辩论前将新加坡的“赛前进行曲”放得山响，在一个抖擞中挺直了腰杆， 仿佛对面就是剑桥或台大。我们每天早上都要把一首首的唐诗宋词抛给窗外的疾风，或是一 齐高呼“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深知“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的我们会在草地上倒立， 在床板上俯卧撑，或对着墙壁打乒乓。我们还遵从俞总所倡导的“清洗派”的养身之道，每 天起床一瓶子水下肚，一天的训练当中总要牛饮掉几大茶缸子，晚上辩论完之后还不忘将王 老师“屠宰”好的西瓜塞胀了肚皮。
　　潜移默化中辩论成了我们的本能，抱着“天下没有不可辩之话题”的坚定革命信念，我 们可以乙一人之力抵挡其余五个一流高手的围攻，负隅顽抗到最后一分钟。我们甚至可以面 对俞、王、林三位的刁钻发问而侃侃辩来，脸不变色心不跳。我们可以就只准备了十分钟的 辩题“癞蛤蟆能吃上天鹅肉”辩上半个钟头，也可以将人家十分钟的侃侃而谈用一句话反驳。
　　7月23日收到新加坡发来的传真，知道了三道辩题和第一场的抽签结果。不到一个月 的时间，我们共要准备应付五个立场的五套作战方案，平均每套方案只有五天。任何亲自上 过辩论场的人都知道，时间太紧，何况是参加这样的国际性比赛。题目又额外的沉重，艾滋 病于我们如海市蜃楼般虚无缥缈，而人性善恶更是让无数先哲们争论了两千年。
　　从此辩论队所有的休息时间都被塞满，读书、讨论、定稿、试辩、修改，每个立场都要 这样一步步定下来。那些天里真叫“辩论的人都一样”：沙发围成圈，外头风急雨骤，窗内 却似浑然不知；身上裹了条大浴巾以御寒，座边放着个大茶缸以供水，热水瓶不时在圈中传 来传去。在训练室里都要脱鞋赤脚（因为那地板到晚上就是我们的床！）以前为了防暑降温 而借来的五个电扇大多闲置在角落里，只有一个还孜孜不倦地对着滚烫的水壶猛吹。对面“ 小库房”里挂着我们换洗下来的衣服，在清冷的风中孤独地舞蹈，底下一筐筐西瓜始终无动 于衷。讨论，下去吃饭，席地而卧，再讨论，又吃饭，辩它一场，再讨论，睡倒。一天就在 这几间房里战斗，浑然分不清究竟是教室还是寝室。我们绝对是把辩论当作了事业，少一分 耕耘就少一分收获。
　　辩论像吃甘蔗，越到根处越是甜；辩论也像淘金，没有千磨万击是弄不到值钱货色的。 现在再有人问我关于辩论，我肯定说我不懂辩论。这是真的，因为我知道真的辩论——真的 君子辩——是达到何等炉火纯青的境界，那是个尚且无人企及过的高峰，是新加坡的奖杯也 证明不了的，我们都只是山坡上的攀登者，怎么敢大言不惭地说“我太知道辩论了”呢！辩 论和书画是一个道理，入了门之后就不再是口舌之争了，而是比文化底蕴、比气质、比智慧 .大书家看了公孙大娘舞剑可参透草书奥义，而书画匠纵使也写得龙飞凤舞，但终究是画龙 画虎难画骨，只能是满纸的匠气。就像瞽者的一双眼睛，再大也不会传神。真正的君子辩是 值得无休止的修炼的，没有绝对的强者，没有最终的胜利者。
　　五　菊花须插满头归送他们上飞机时我已经先行飞回了长沙，迎他们下飞机时，我还在浙赣线上的火车里煎 熬，我始终没到机场和他们共享别离之情和重逢之喜。
　　但一到学校我又马上回到了辩论队之中。辩论队仍然是我们的家。我们还要一起做那么 多的事情：分享成功的喜悦和胜利的果实，回顾总结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王老师提醒我们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但我们不会忘记，我们曾一同走过从前。
　　9月4日，程天权老师如期履约：包饺子为辩论队将士洗尘。10个人又一次有机会“ 同室操戈”，在程老师家的饭桌上你来我往，揉面，擀皮，包馅，配合得天衣无缝。这一聚 是临走前程老师为我们饯行时许下的诺言，“新加坡拿了冠军到我家去包饺子！你们前脚上 飞机，我后脚就去买面粉！”剑桥、悉尼和台大的辩友们哪里知道这饺子的力量啊！这时候 再一起吃饺子，更觉得人生惬意事莫过于此。席间回想起暑假里张老师特为我们烧的鸡汤， 做的白切肉，大家都觉得齿颊生津。张老师则慨然应允，下次再来！
　　9月8日，淞沪路上的小雅餐厅为庆贺复旦辩论队夺冠特举办冷餐会。理由仅仅是：老 板是复旦人，要向为复旦争光的老师、同学表示点谢意。
　　上海的传媒则有了一系列关于辩论赛的节目：9月6日东方电视台“东方直播室”节目 ，上海电台“市民与社会”节目。
　　9月7日上海电视台“三色呼拉圈”节目。
　　9月12日上海电台的“今天我主持”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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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对胜利者的奖赏和报答。
　　我想大家郁没有忘记王老师在总结会上告诫我们的一句话：“今后要夹起尾巴做人。” 因为光荣属于复旦，更多的梦想属于更多的复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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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一华记得三月初，我代表学校第一次发函给新加坡广播局华文时事节目组高级总监朱亮亮女 士，在告之复旦大学将有幸代表中国的大专学府参加“‘93新加坡国际华语大专辩论会” 的同时，还特意加上了一句：“我们准备以最佳的阵容参加这个盛大的文化聚会，像88年 亚洲大专辩论会一样，我们希重取得良好的成绩。”——如果说，这是一句留有余地的吉言 ，那么，当我们优秀的参赛队员姜丰从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手中接过冠军奖杯时，坐在新加 坡广播电视演播厅一角的我，心情更是别样的兴奋和激动。
　　我们的队员是出色的：姜丰、季翔、严嘉、蒋昌建，我们的教师更是一流的：王沪宁、 俞吾舍。我难以找到更确切的语言赞誉他们，只有一句，那就是：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作为此次参赛的联络员，我深感从参赛筹备到得冠军的整个过程，也是我们受到许许多 多热心人士支持、配合以及帮助的过程：——新加坡广播局的朱亮亮女士、林文庆先生，一开始我并不认识他们，可他们给我的 感觉像是合作多年的老朋友。在前期联络中，他们几乎是有求必应，不厌其烦。回国后，我 把与他们的所有来往函件进行了整理，居然有五十余件，还有许多没有记录的电话。本书出 版之际，我又收到了他们用快件寄来的几张珍贵照片，面对他们高效周密的工作，我真是无 法表达感激之情。
　　——新加坡世界科学出版社的潘国驹博士，作为我校谢希德教授的老朋友，他有着谢先 生一样的大家风范，在88年的比赛中，他就曾代表我校进行赛前抽签，并在参赛阶段给予 了许许多多的帮助。此次他又在百忙之中代表我校进行赛前抽签，为我校参赛和取胜创造了 一个良好的开端。
　　——我校校友，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张洪明博士为我校辩论队员送来了参考资料，西洋参 ；另一位校友卞国瑞也送来了水果，关心之处，可谓情至意尽。
　　——中央电视台的潘跃、张元鹏、谢青，对我校参赛队员也倾注了厚爱，每次参赛前后 ，他们都来到我们的队员中间加油、鼓劲。
　　——还有许多新加坡的华人以及中国留学生，我虽然不能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但他们 给予的支持，将永远留在我们的美好记忆之中。
　　所有这些，把它比作一座通向成功的桥梁一点不过分。自我从新加坡回来后，我最大的 感触是：一位成功画家的一幅成功作品，她必然是光与色彩的成功组合，没有光，也就没有 了色彩。复旦之所以有色彩，离不开她周围每一道光芒。本文写到这里，我还要说明一点， 我这次有幸作为随队联络员赴新加坡，从我个人来讲，要深深感谢学校给予的这个极好机会 ，同时也要感谢国家教委外事司赵升元先生、李超然女士对我工作的大力支持。新加坡之行 ，作为我人生中的一段插曲，是非常值得回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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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霭珠这次有幸与王沪宁教授、俞吾金教授、林尚立副教授一起为复旦组队参加“首届国际大 专辩论会”进行选拔和培训工作，在应付各种“杂差”之余，和六位培训队员一起学习、听 课、训练、研讨，耳濡目染，用心体味，受益匪浅。在此谈谈自己对辩论比赛的认识，也是 一份心得和总结。
　　辩论赛集道德涵养、文化积累、知识结构、逻辑思辨、心理素质、语言艺术、整体默契 、仪表仪态为一体，是高水平 的、综合素质的较量，极富魅力，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在青年学生与知识阶层中尤受欢迎， 拥有众多知音。
　　理性的较量辩论赛是一种极富理性的“高水平的智力游戏”。完全不同于为维护个人观点或某个政 党、集团的政策而展开的辩论，后者带有强烈的意愿和感情色彩。
　　为辩论赛所拟定的辩题是“中性”的，辩论中所持的观点（正方抑或反方）由抽签决定 .因此，参赛双方都有构架立论的逻辑、理论、事实以及价值判断等的依据；也都有可能出 现破绽，给对手以可乘之机。前三届由新加坡广播局主办的“亚洲大专辩论会”采取的比赛 规则只以辩题限定正方立场，反方可以自行立论，相对而言，反方的施展余地比正方大一些 .今年八月下旬举行的“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对此作了改进，即在给出辩题的同时，也限 定反方立场。如初赛时剑桥大学为正方，辩题为“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我们是反方 ，必须论证：“温饱不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这种对正反两方论点同时进行限定的做法， 使双方所处地位更显公平，比赛更激烈。
　　正是因为这种对辩论立场的约束，可能导致在辩论中所应维护的观点有悖于本民族、本 地区的道德习俗、文化传统；也可能难以被观众所认同；最不利的是：与辩论队员自身的信 念产生矛盾，这些都会使辩论队员产生情感冲突，限入困境。如屠格涅夫所言：“人应当相 信自己说的话，他才可以说自己想说的话。”因此，在辩论中首先要处理好的就是这个问题。
　　完全是一种巧合，这次参赛我们复旦大学代表队与“反方”结下了不解之缘。其中复赛 一场对悉尼大学代表队，他们的立场是“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我方是“艾 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排除“艾滋病是社会问题”固然有相当难度，但要论证 “艾滋病不是医学问题”就与常理相悖了。
　　难度最大的是决赛，引起的情感冲突也更激烈。我方被指定维护“人性本恶”的立论。 据了解：新加坡是一个崇尚“人性本善”的国家；评判团中大多数专家学者在人性之家的争 论中是“本善”论者，所发表的大量论文专著在学术界相当有影响；赴新之前，我们分析较 透彻、准备较充分的是“人性本善”；从8月27日晚抽签决定正反方，到8月29日下午 比赛，中间只有一天的间隔。“天时、地利、人和”似与我方无缘。最大的困难还在于：我 方队员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人性本恶”，例如，女辩手姜丰同学临行之前说过：根据辩题所 准备的几套方案中最得心应手的是“人性本善”这一个。处于这样的劣势，我方不得不背水 一战。主帅俞老师、军师王老师沉着冷静。指导队员反复剖析辩题，先后三次调整方案，通 过讨论切磋帮助队员在感性与理性的冲突之中向理性倾斜；同时，又以队员感情认同，激发 观众共鸣和说服评判团的需要，制定了决胜方案，即，在“人性本恶”的立场之下，区分人 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把“恶”界定为：本能与欲望的无限制扩张；把“善”界 定为对本能与欲望的有理性的节制。强调后天教化的功能与重要性。表达“人性向善”的价 值观。这一方案使队员们“顺”了气，投入了感情，整场辩论游刃有余，博得多次掌声，杜 维明教授代表评 判团对复旦的表现给予极高的评价，我方以5∶0的绝对优势夺魁。
　　正如上例所说明的，辩论赛是“理性的”，但绝非“纯理性”的。说到底，辩论赛也是 一种表演。没有感情色彩的演出势必苍白、乏味。就像演戏，一个演员所扮演的角色接近其 生活本色，感情自然，容易产生效果；扮演一个与本色反差较大的角色，甚至是反派人物， 也同样要求演员进入角色，塑造丰富的、有血有肉的形象。只有理性对角色的接纳显然是不 够的，必须在感情上完全进入角色的内心世界，想其所想，行其所行。辩论赛不仅要以理服 人，也要以情感人。但感情的投入还得张弛得当。切忌情绪化！一般而言，自由辩论阶段短 兵相接、针锋相对、轮番进攻，情感也进入白热化状态，较难控制感情，把握不当容易出现 各种有损台风的差错，影响整场辩论的效果，功亏一篑。较好的处理应是：用理性制约“本 色”感情，用理性激发“后天”情感，烘托立论的内涵与深度。
　　知识、智谋的较量近来不少朋友（包括不少从未看过辩论比赛的人）对辩论赛的形式很感兴趣，把复旦辩 论队看得很“神”：似乎随时随地，即使临场命题抽签，立即就能来一场精彩的辩论赛；有 的还认为经过准备的辩论只是表演，完全没有比赛的味道。这实在是太大的误会。
　　“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墨子·亲士》）一场有欣赏 价值、能给人以启迪的辩论赛，一定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相当的理论深度，缜密的逻辑结 构，翔实丰富的事实资料。这就要求辩论员具有广博、完整、严谨的知识结构，对所涉及的 学科领域有一定的广度与深度的了解。因此，即使是一个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辩论员，也 只有在作了充分准备之后才能登台亮相，达到高屋建瓴、深入浅出、论辩自如的境界。
　　此次“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共有七场比赛，辩题涉及经济、环境、现代化、卫星广播 电视、教育、人性、道德、安乐死、艾滋病……等诸多问题，可以想象其知识涵盖面之宽。
　　八支参赛队虽都由清一色的炎黄子孙组成，但因为生活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思想意识 、道德观念、宗教信仰、语言习惯差异极大；即使是同一学术领域中的专业用语也不尽相同 .这就要求辩论员和辩论队学习、了解掌握所涉及的学科领域的历史、现状、主要学派、代 表性学者及其主要论点，时空跨度极大。真正做到“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通古 博今，妙语连珠，谈何容易！
　　我国现行的大学教育制度是以专业为基础组织教学的学年（学分）制。近年来，市场经 济发展对教育有很大冲击，确实改造了一批老学科，但越来越讲“实用”和“实惠”，有些 学校专业口径越搞越窄，基础知识的教学不断被削弱，一些传统的基础课被削弱甚至被取消 .学生知识面窄，也缺乏理论深度。许多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学生没有学过“中国哲学 史”，对西方主要哲学流派也是一知半解。不少学生对中西文化的了解几乎达到“盲”的程 度。即使少数涉猎面较宽的学生也不可能达到这种大赛对知识结构、文化积累的要求。
　　此次组队参赛，经过层层筛选、专家面试确定了六名学生参加培训，针对大赛的需要以 及他们知识结构上的缺陷与不足，我们聘请了一批专家学者为他们开设讲座；顾问、教练指 导他们阅读了大量教材、专著（按需要分为精读与泛读两类），查阅搜集了大量资料。六名 同学底子较好，悟性较高，又肯下苦功夫钻研、博闻强记，不仅积累了知识，而且能够融会 贯通，恰当运用，基本到达伸展自如的境界。“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实践中学会做学问 .但是，就是这样，如果要他们进行另一场比赛，也还得根据辩题的需要补充必要的知识， 重复这样一个学习、消化、积累的过程。如果说他们有什么优势的话，只不过就他们已有的 基础而言，这个过程可以比一般人短一些。
　　然而，辩论的知识准备又不完全等同于做学问。对所涉及的学术领域应区分轻重缓急： 有的要学深、学透；有的只要提纲挈领知其要者；有的只需略知概貌。就拿我们参加的复赛 为例。根据辩题“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分析，需要了解的学科领域大致有： 哲学、伦理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宗教理论、管理科学、生命科学、心理学、医学 、系统科学……等等。其中有的学科在辩论赛中是选手必备的知识，如中西方哲学、伦理学 、各个阶段的医学史等。就针对这一个辩题我们为学生开设了有关“基因学说”，艾滋病的 病因、病理、发生、发展、传播途径、研究进展、解决难点、世界各国及国际上建立的有关 组织、采取的措施及其效果等讲座，队员们搜集了各种统计数据以及相关资料；同时还了解 了医学中有关传染病，免疫性疾病方面的内容；并以各地区、民族人民的习俗、生活方式、 同性恋的心理、生理变异等等作为辩论中立论时的辅助材料。通过对系统工程的了解，构建 了“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以系统工程力解决途径”的框架，提出了：“健康 者不感染，感染者少发病，发病者晚死亡，死亡者家属有保障”的治理、解决目标体系。正 是这种前期的、充分的知识准备，使辩手在场上攻防有序，论辩达到一定的深度。
　　“知有智，智有谋，力能任”。辩论比赛有如棋赛，需要有较高的发散（非线性）思维 能力。棋赛之中，走一步看一步必输无疑。高手可以走一步看几步，大师能以一步棋看大半 盘棋，棋圣则能达到窥一斑以见全豹的境界。自然，辩论之中决不能说到哪是哪，抓话不抓 观点。本方固然有一套策略，但在陈辞的展开之中，迅速调动自己的知识，达到“聪者听于 无声，明者见于无形”，尽快抓准对方的“底线”，摸清战略、战术，分析多种可能，见微 以知萌，见端以知末，果断修改本方战术，这就是斗智。比赛场上谁能超前一步，谁就能掌 握主动，能保持主动权就能驾驭整场比赛。智谋就在于事先的谋略，临场的机智与适时的应 变。
　　意志的较量辩论一开始就要先声夺人、居高临下，气贯长虹，始终在气势上压住对方。气势渊源于 自信，靠意志支撑。成功的秘诀在于：不屈不挠，坚持到底。
　　两队争辩有如两军对垒，赛场有如战场：态势瞬息万变，机遇与陷阱同在。列夫·托尔 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一书中曾对战争胜负的因素作过这样的描述：“在战争中考虑得最周 到的计划没有任何意义，一切决定于所遭遇的敌人那种出乎意料的运动方式——那是不能预 见的——也决定于全部问题是怎样处理的，由谁处理。”我不大同意他的第一句话，“凡事 预则立，不预则废”，打无准备之仗谁人还有信心？然而即使在对局势有整体把握的情况下 ，也难以预料可能出现的每一个变化。一个天才的指挥员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能趋利避害，抓 住战机；他的更伟大之处在于处变不惊，临危不惧，善于捕捉稍纵即逝的转机，尽全力，调 动一切智慧，运用一切上量，抓住、利用机会，转危为安，并不断扩大战果，最终战胜敌人。
　　正式上场比赛之前，辩论双方都有在充分审题基础上制订的方案。对对手可能采取的战 略和战术也作多方揣测。比赛时，若能照意图按部就班地展开攻势，诱使对方步入所设陷阱 自然高明。实际上，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不能料事如神，即使是伟大的天才也如此，更 何况凡夫俗子。比赛中谁都想出奇制胜，都在制造“杀手锏”，随时随地想把对方置于“死 ”地。
　　对付这样复杂多变的激烈的竞争，辩论队以及辩论队员的信心与斗志就成为能否进入最 佳辩论状态的关键所在了。只要有认真的审题，精心的准备，对队友的完全信任，对知识能 力的正确估计，就能产生充分的自信。一旦身处逆境，自信受到挑战，这时只有靠坚强的意 志，自己与自己搏斗，战胜自己可能出现或已经出现的软弱。事实上，流水只有在碰到抵触 的地方，才能把它的活力激发。只要能稳定情绪，就能做到急难出智谋，临危出巧计。两军 对垒勇者胜。
　　在与剑桥大学辩论队对垒的一场比赛中，对方四位辩手是清一色的研究生（三名博士， 一名硕士），在构成层次上高我们一个数量级。辩论一开场其一辩选手陈词结构严谨，理论 扎实，论述条理清晰，气势犹如长虹，场上效果极佳。给我方来了一个下马威，压力很大。 但队员们沉着冷静，硬是顶住了这股压力。第一位辩手姜丰同学陈辞亲切感人，逻辑层次— —展开，表现出志在必夺的自信，不畏强手的意志，先声夺人，先入为主，“好的开头是成 功的一半”。其他三位男辩手也表现不凡，整场辩论一气呵成、精彩绝伦。
　　自信靠培养，意志靠锻炼。训练之中要有意识地让队员们经常处于逆境之中，让他们在 实践中学会并掌握辩论中变被动为主动的技巧，有助于增强辩手的自信心与意志。
　　语言艺术的较量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工具，也是人类交流、交往必不可少的工具。新加坡广播局自198 6年起连续举办了三届“亚洲大专辩论会”，今年我国中央电视台与之联手把辩论赛由亚洲 扩大到国际范围，发展为“国际大专辩论会”，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华 语”。
　　辩论赛所用的语言是华语，用普通话陈辞发言。所以华语既是辩论的工具，对华语掌握 运用的水平又是评判的标准之一。悠悠五千年中华文明孕育了汉语，使之达到至善至美的艺 术境界。汉语不仅有丰富的词汇、灵活多变的语法结构；历代积累的典故成语、诗词、警句 、谚语、箴言之丰富堪称世界之最，使汉语在世界各种语言之中出类拔萃、魅力无穷。
　　语言作为一门艺术，包括外形与内涵两大部分。就其外在表现而言，讲究发音准确，吐 字清晰，音色优美，音质醇厚，语速错落有致，语调抑扬顿挫。一般南方人，尤其是海外华 裔的后代，受日常用语的影响，不经专门的训练已无法做到“字正腔圆”了。即使是北方人 ，包括“京片子”在内，也因各种方言土语，能说正宗普通话的人也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语言的优美，实在是一种莫大的遗憾。尽管吐字发音不那么准确，但辩手的发言至少 也要做到“口齿清楚”、“词能达意”。否则辩论也就无法进展下去了。
　　在掌握语言方面应该解决的首先是语言的速率问题。辩论的语速不同于其他使用的场合 .一般来说，朗诵的语速最慢，演讲的语速快于论述性文章的播音。辩论赛规则中对每位辩 手在陈辞中所用的时间，每个队在自由辩论中所用的时间都有严格的限定。因此，有的辩手 以加快语速作为一种策略，以求达到在有限的时间内包含最大的语言容量。诚然，辩论语速 应该快于日常语言的语速，但应快而有当。如果快到像“扫机关枪”，让人听不清说些什么 ，外观上也显得急躁，可谓“欲速则不达”。在咬文吐句清晰的前提下，采用什么语速方才 合适也要因人、因景而异。活泼热情的选手语速可快一点，沉稳、理性的选手语速可慢一点 ；陈词提问时、申诉要点、论据时论速可慢一点，关键字眼可一字一顿加以突出；反击进攻 时语速可快一点，以示锋芒。同一场辩论，就是同一个辩手，语速也应有变化，配上音调， 达到抑扬顿挫的效果。
　　对语调的把握要注意语音、语调、语速三者的协调统一。陈词说理要慷慨激昂，以示立 论基础之扎实；反击进攻要坚决有力，以示信心和力量；调侃幽默时语速、语调可以有大的 起落变化，以演染气氛，调动观众情绪。在把握不大、暂避对手锋芒或不得不应对时，语速 可快一点，语调要干脆利落、吐字吐词果断，不能显露出犹豫或无把握。
　　男女辩手在语言的把握上应有明显的差别。女选手柔而不软，柔而有刚，男选手刚而不 凶，既刚且韧；男选手必要时可咄咄逼人（但不宜过多），多用“势”，女选手宜亲切，多 用“情”；男选手在坚毅中见机智，诙谐调侃，但不能滑，女选手于恬静之中藏机锋，可略 有幽默，不宜调侃。整场比赛刚柔相推，以生变化。
　　这些对语言的外在把握，没有丰富、扎实的内涵底蕴也是做不到的。所以，必须做到言 之有物，词能达意，紧扣辩题，不讲废话。还要做到言而有序，所谓的序就是指要有逻辑层 次，条理分明。辩论进展快，变化大，语言容量大，涉及概念资料多，评委，尤其是观众几 乎没有时间“仔细想”，如果分段分点，有逐步深入的层次结构可以帮助评委与观众理解并 记住论述要点。第三，要“持之有故，言之有理”，也就是所言所辩有根有据，顺理成章， 切勿把辩论变成诡辩。上述三个要求归纳起来，就是：遣词造句要得当，言简意赅。适当应 用成语、诗词、格言、警句，一个恰当的引用，常概括了许多句话表达的，甚至表达不清楚 的意境。决赛之中，我方四辩蒋昌建同学引用了青年诗人顾城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 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作为结束，犹如云层激发出雷电，把我方整场辩论升华到极高的价 值观念境界，可谓气 势磅礴。但是，辩论是理性的，语言的使用不同于抒情散文，形容词不宜过多，更不能浮。 正如莎士比亚所言：“充实的思想不在乎言语的富丽，只有乞儿才能够计数他的家私”。
　　辩论语言要措词得体，尚有许多忌讳。如得理时要讲礼，发急时不能用挑衅性词言，更 不允许人身攻击等等。
　　智慧与智慧的碰撞迸溅出火花，幽默是其中最绚丽的火花，它给辩论增色，给人以愉悦 和启迪。幽默不同于逗笑，更不是哗众取宠。幽默是机智的自然流露，所用比喻紧扣辩论中 心，观众或听众熟悉，而且极富哲理，耐人寻味。此次大赛中我方三辩严嘉同学在这方面有 上乘的表演。如在决赛的陈词中讲到“看暴力片、色情片，是从来没有什么公开的倡导与鼓 励，但为什么总有那么多人要趋之若鹜呢？”又如“按照对方辩友的这种逻辑，那么教化是 非常容易的，每个人都是‘心有灵犀不点通了’”。再如：“……如果人都是本善的话，谁 会拿起屠刀”等等。事实上，只有在赛场上掌握了主动权才能出幽默的效果。
　　语言表达还有赖于辩论员的表情动作和仪表仪态。辩论员的场上形象取决于其气质风度 、思想、知识功底、语言表达能力，它们相辅相成，互为表里。训练有素的演员可以根据剧 情表演的需要，设计适当的动作与表情，但一般人的动作表情是思想与语言的自然流露。我 以为，辩论员在场上只要稳重、大方、机智、灵活，衣着得体，不必为辩词专门设计什么动 作，形象效果也不会受太大影响。但表情动作不宜夸张，否则显得不自然。对于那些有损于 形象的姿态、语言习惯等等，应在训练中及早加以纠正。
　　辩论场上，评委与观众实际上只是听众，与辩手不能作语言上的交流。然而辩论是为说 服评委与观众而展开的，思想的交流只能通过无声的语言——眼神——来进行。所以辩论员 要充分利用自己眼神的变化传达意志与情感，也要通过对评委与观众的眼神、掌声、议论之 声观察，把握会场的气 氛与反应，及时调整自己的语言与表达，以期达到最佳效果。
　　整体配合的较量辩论是一项团体比赛的项目，不仅要求辩论员个人的素质好、水平高，而且要求场上四 个辩手组成一个统一的、和谐的、有机的整体。队员间要相互提挈，相互配合，使整个队达 到最佳竞技状态。也只有在这种状态下，辩手个人才能最充分地展露个人的才华。
　　趣味相投的人未必能组成一支最好的辩论队。由不同风格、不同性格特点、不同性别 （女队员以一人为宜）、不同年龄、不同经历、不同专业特长的人组成的队伍方能五光十色 ，流光溢彩，相映成趣。
　　不同个性特点的人，一般思维方式也有较大的差异；语言习惯，学术观点也不尽相同， 可以互补。但要能拧成一股绳就得有前提：相互尊重、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对辩题有不同 的分析与理解，是正常和积极的，也有助于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分析讨论。教练的任务在于 指导队员在分析研究之中逐步统一认识，构建一致认同的“底线”，从而保证在统一认识的 前提下统一步调。当然这种统一受各人理解的不同的影响，有可能并不十分牢固。这种在协 同中的问题尽可能在预备阶段早暴露、早发现，及时予以弥补。最坏情况是到了辩论现场， 在对手攻击击中要害的时候方才显露。此时若有人动摇，自行调节“底线”，势必造成防守 缺口，一旦对方集中“火力”猛攻，必然乱了阵脚，失去抵抗能力。事实上，作为一种“亡 羊补牢”的规定是：在辩论场上，任何辩论员无权修改“底线”，即使出现不可弥补的矛盾 也只能“死守”。因为没有时间也没有可能重新协调整队的立场。
　　辩论场形势说变就变，在快速应对之中不可能滴水不漏，出现口误与差错在所难免，此 时队员之间的谅解与配合尤显重要，已经说出的话犹如泼出的水，再也无法收回，但却可以 设法补救。
　　各辩陈词有分有合，启承转合相互照应，形成一个完整的、多角度展开的全面方案。自 由辩论最能检验一支队伍整体配合的水平与技巧。突出个人抢发言，会使整体失调，削弱了 战斗力，个人也无法施展才能。当然也不能推诿不前，显得没有斗志。整体配合要达到完全 默契的境界，事先可以有所设计，有所分工，如大致的发言次序，主攻手、辅攻手的分工等 等，以避免抢发言或冷场的局面出现。
　　以上只从技术策略的角度谈到整体配合的问题。实际上真正的默契只靠设计与规定是达 不到的。队员之间要同心协力，有共同的奋斗目标。相互之间还要有深刻的了解，熟知各人 的知识功底、思想方法、思维特点，习惯定势……做到“心有灵犀一点通”。譬如，一个人 发起进攻，其他人及时跟进；一旦重点转移，整支队伍及时调整，时时处处集中“最大火力 ”，发挥最大优势。著名的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先生评 价复旦辩论队具有“流动的整体意识”，大约指的就是这种境界吧！
　　教练是整场辩论的导演与指挥。因此，能否实现默契的配合，队员能否理解教练意图， 尊重教练部署并自始至终贯彻好是至关重要的。当然对教练来说也要把握每个队员的特点， 知人善任。
　　集训以来，我们来自不同专业学科的教师和同学10人，朝夕相处，生活上互相关心， 思想上不断交流，推心置腹，互相尊重，平等待人，教师循循善诱，学生虚心学习，在思想 上达到高度的默契，形成一个团结向上的，凝聚力极强的集体，这是创造“整体流动美”的 基础与前提。
　　心理素质的较量任何人的任何活动都与丰富多彩、生动复杂的心理活动密切相关。上面所论及的理性、 情感、知识、智谋、语言、群体意识……无一不与辩论员临场心理现象息舷相关。这种临场 所表现的心理现象又是日积月累不断磨炼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辩论赛，尤其是大型国 际比赛，实质上是心理素质的较量。
　　心理素质主要包括感觉、知觉、注意、记忆、思维与意志等等方面。就辩论心理素质而 言最重要的是意志，其次是感觉。意志是指顽强的抗争精神、临危不惧的气概、坚韧不拔的 耐久力、实现目标的坚定信念。每个人的意志行为过程都以大脑皮层优势兴奋中心的存在为 前提，表现为克服困难的行动过程，自觉地调节行动以实现预定的目标。它控制着队员的情 感、情绪，支配着辩论过程中的全部心理活动。这就要求辩论队员一进入辩论场立即进入兴 奋状态，建立起“兴奋中心”，并随着辩论的深入逐步提高兴奋度，使之在自由辩论时达到 高潮。四辩选手不同于其他队员，在总结陈词阶段其意志的表现要集全队辩论之精华，达到 顶点。
　　就感觉而言，每位辩手以其素养为基础不断感知，积累反映辩论进程的各种信息，充分 调动运用自己的知识与智慧，正确预见行动后果，通过积极的思维、分析、推理采取最恰当 的行动方案。
　　辩论队由一些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队员组成，每个人的个性在辩论中充分展示，能否相 得益彰直接关系到辩论的成败。个性是每个人都具有的、稳定的、区别于他人的心理特征， 包括了智力、能力、气质与性格四大方面，与各人的思想观念、所属的文化层次、具有的文 化水平、达到的文化素养相关，在先天遗传的基础上，受后天社会环境的价值观、个人所处 地位、接受的教育、人际关系等影响逐步形成，并被社会或集体舆论所强化或削弱。人的个 性是复杂的、立体的，在许多人身上可以同时存在几种类型的个性特征。在辩论取胜的目标 下，在辩论队这一特殊集体中，如何将个性各异的队员组织在一起，达到优势互补、整体最 佳状况，需要教练、老师和全体队员的共同争取。
　　个性具有稳定性与可塑性两大特点。稳定性是指个性中难以改变的特性，所谓“江山易 改，本性难移”吧；可塑性是指人在适应不断变化的客观环境、在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与阅 历的过程中，从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促使某些个性特征的生成、强化或削弱、消失的可能性 .这就是提倡对人的教化与改造，优秀品质可以靠后天培养的依据所在。又因为人生来就有 一种向上的内趋力，促使其追求优势，创造自我。辩论队员在进入训练之后，这种内趋力从 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调动，从而根据比赛任务的需要，调节自己的心理状态 ，抑制个性特征中不利的部分，调动个性特征中有利的部分，纠正不利的部分。教练在作训 练时根据“导人必因其性，治水必因其势”的原则提高训练效果。
　　由于训练目标明确具体，能够充分激发队员创造自我的意愿，从而不断激发队员创造自 我的意愿，而强化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对个人的知觉、思维、学习行为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积极练、学习、消化、积累知识的过程与结果又进一步提高队员的自尊心与自信心，对行为 产生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因辩论比赛是团体组队进行的，个人自我意识的增强与激发应把 握适当的度，过之将走向极端——突出自我。
　　辩论队员共处同一团体——辩论队，必将在心理上产生一定的联系、发生相互影响。在 赛场上可能因一个队员的心理失衡影响到其他队员的情绪；有时又可能因为一个队员的精彩 发言，振奋全队的精神。团体存在的本身就会对队员在心理上产生影响，其效果可以表现在 知、性、意三个方面。一个好的团体使队员产生归属感，使之在情感上有依靠；对团体的认 同感给个人的认识以知识和信念，团体的支持感给人以力量，使团体成员的个人活动得以坚 持不懈。我校辩论队此次能雄辩星岛，连下三城，是因为我们教师和学生10人组成了一个 融洽的集体。在这个集体中每个成员能准确地为自己定位，林尚立老师的顾全大局、全力以 赴；候补队员张谦的机智、聪颖，辩论技巧的独家特点对狮城之胜有不可小觑的作用；候补 队员何小兰积极主动，热诚坦荡无处不在，……正是这样一个积极向上、团结和谐、追求至 善至美的集体充实了我们每一个人。至今，我们还留恋这个像家一样湿馨的团体，深深怀念 为了共同目标艰苦磨练的日日夜夜。
　　作为辩论队，我们对心理干扰的重要性也有充分的认识与体会。为了培养队员抗心理干 扰的能力，平时多作适当的训练，使他们习惯于身处逆境的气氛与压力，产生心理上的免疫 力。同时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一套抗干扰的办法。对于对手，我们则应适当使用心理干扰的 手段，展开心理攻势，促使对手在这种进攻与干扰之下产生畏惧，这种畏惧心理一露端倪就 紧追不舍，使之失去正常的心理控制，轻则贻误战机，重则丧失理智与信心，产生动摇。例 如，在与剑桥队对垒时，我方在自由辩论的第一轮发言中就指出对方把李光耀总理说成总统 的常识性错误，博得满堂的笑声与掌声，迫使对方在以后的应对中不得不小心谨慎。又如， 在对悉尼大学辩论队的一场比赛中，我方二辩季翔同学突然向对方发问：“请问对方辩友， 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口号是什么？”对方四位辩手面面相觑，片刻之后乱编一个应付。又如 与台湾大学队辩论时，四辩蒋昌建同学针对台大三辩“荀子错了”的说法，指出：“你说荀 子错了就错了吗？否则还要这么多儒学家干什么？”
　　……这些都很好地起到了心理干扰的作用。心理干扰大多表现为攻其不备、出其不意。
　　道德修养人格力量的较量古人云：“有德不敌。”又曰：“人之情，心服于德而不服于力。”此理与争辩激烈的 辩论赛也是相通的。
　　辩论赛以其独特的形式——唇枪舌剑的论辩，通过文化的碰撞，达到了解沟通，切磋技 艺，共同提高的目的。尽管有知、有智也有技，无德仍不能使人心悦诚服。我们深知到新加 坡参赛的队伍不仅代表了复旦大学，代表几百万中国大学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大陆 人民。五千年华夏文化的熏陶，知名学府的培养教育，改革开放的影响，岂能没有出类拔萃 的气质、泱泱大国的风范？！
　　我们从实践中也深深地体会到要培养一支优秀的辩论队伍首先要培养好的思想作风，要 教会队员“做人”，做一个大写的、真正的人；要教会他们珍惜难能可贵的机会，懂得人生 拼搏的意义，要学会平等待人、积极进取、一丝不苟、胜不骄、败不馁……。老师们也深深 懂得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作用，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先做到。王沪宁教授放弃、推迟了 自己出国的安排，身为顾问，实际上他全身心投入训练。俞吾金教授家住校外，每天提前到 校，不管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雨，没有迟到过一次，自行车胎坏了，从半路上推着车走到 学校。林尚立老师推迟了自己的博士论文。正是这批优秀的教师，以自己高尚的人格感染着 每个辩论队员。教师们对学生的要求是严格的，为了纠正队员们的某些不良习惯（有的是细 微未节的小事）到了耳提面命的地步。队员们有过委屈，有过不理解，有时还有点无所适从 .但他们毕竟理解了，自觉了，在新加坡展示了高境界的精神风貌，得到舆论界的一致好评 ，他们从内心深处感激这段训练生活。
　　再来谈谈尊重他人的问题。是否尊重他人、尊重他人的人格是通过每个人的言行举止反 映的。语言与表情动作只不过是思维的外衣，与个人的思维方式、思维本质、思维特征相联 系，这一切又无不与个人的道德涵养、人格水准有关。在通常场合，人可以通过理性控制自 己的情感、语言与表现。辩论赛的形势跌宕起伏，变化多端，一旦陷入困难境地，容易紧张 ；自由辩论阶段，针锋相对，你来我往，精神高度兴奋。
　　在这两种情况下意志与意识的作用相对减弱，容易受潜意识控制。所谓潜意识是人们在 不知不觉中，没有意识到的心理活动，是一种本能的冲动。这种本能的反应将直接地暴露一 个人意识深处的各种印迹，一个格调低下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容易出口不逊，贬低对手，讽 刺挖苦，甚至人身攻击。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不仅攻击了他人的人格，实际也贬低了自身的 人格。
　　在辩论场上自然也可能受到来自对方的侮辱，一个素有涵养的辩论员应以“犯而不校” 的态度对待，切勿以牙还牙。如果对方多次“故意”，则要不卑不亢，作有理有节的回击。
　　一个人的道德涵养要完全达到这样的境界是极不容易的，“滴水石穿”，牢固树立尊重 他人的观念，从日常小事入手，修身养性，纯洁灵魂，使思想情操、道德境界达到一个又一 个的高度，不断升华则是可能的。
　　结束语在此，我引用台湾《中国时报》19＃3年8月30日题为“复旦大学再度击败台大” 的报道中对比赛的一段评论作为我的立论“辩论是综合素质的较量”的证明：“事实上，复 旦队仍然承袭88年时的特长。即学术底子较厚，言词清晰，临场反应迅速，整体呈现一种 能言善道、咄咄逼人的气势。因此很快就占了上风，主控了会场的气氛。”
　　辩论赛不仅供人欣赏，给人以启迪，更重要的是一个人在把自己培养成一名优秀辩论员 的时候，所经历的艰苦与磨砺，所付出的汗水与代价将得到最好的报酬：知识、智慧、人格 ……都得到了升华。
　　最后，让我用席勒的一段话结束我的文章：你要看到事业垂成，必须努力向前不可休息，决不可因疲劳而静止；你要认清全面的世界，必须开阔你的眼界；你要认清事物的本质，必须审问追究到底。
　　只有恒心可以使你达到目的，只有博学可以使你明辨世事，真理常常藏在事物的深底。
　　（〔德国〕席勒《孔夫子的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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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吾金作为哲学系的教师，我自然对逻辑、修辞学和雄辩术怀有一定的兴趣。据说，古希腊的 德谟斯忒斯原先患有口吃的毛病，后来发愤苦练，竟至于把石块含在嘴里练习发音，结果成 了古希腊的第一雄辩家；也据说，当时智者派哲学家的代表人物普鲁泰哥拉和伟大的政治家 伯里克利居然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来辩论：究竟是标枪，还是扔标枪的运动员，还是主持竞技 会的人应该对不幸被标枪刺死的人负责。古希腊人的这种论辩的热情尤其表现在苏格拉底的 身上，这位自诩为“雅典的牛虻”的哲学家整天蓬头赤足，到处找人辩论，柏拉图的三十余 篇脍炙人口的对话记录了苏格拉底辉煌的辩论业绩。这些夹杂着滔滔雄辩和奇妙神话的记录 就是在今天看来，仍然是辩论术中卓越的范本，更何况，正是在唇枪舌剑的辩论中，才产生 并发展出对西方文化传统形成经久不衰影响的辩证法精神！
　　然而，哲学上的关注和实践中的参与毕竟是两回事。当我成为19＃3年首届国际大专 辩论会复旦代表队的领队和教练；当我搁下正在研究的数个科研项目，全身心地卷入辩论队 队员的选拔、训练，并带领他们赴新加坡参加辩论会后，我才真正体会到辩论中的种种酸甜 苦辣，在华丽动人的辩论词背后，发现了准备辩论必然会付出的艰辛的劳动。
　　换言之，我在实践中获得了一些辩论经验，虽然是一孔之见，也未经过认真的提炼和总 结，但对类似的辩论说来，或许会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可能是出于专业的限制吧，我自觉地 或不自觉地力图从哲学上来理解并阐明这些实证的经验，于是便有了这篇文章。下面，让我 们逐一讨论在辩论中必然会遭遇到的这十大关系。
　　人格形象与辩论员形象的关系由双方各组织四名队员，确定题目进行辩论，无疑地具有游戏的性质。道理是明摆着的 ：双方都不是为自己所信奉的真理而辩论，他们只是给听众这样一种感觉，即他们都在为真 理而辩论，实际上，双方的立场都是由抽签决定的。比如，“金钱是万能的”这样的辩题， 不管哪一个队只要抽到了正方，就得为它辩护，哪怕每个队员都不认为金钱是万能的，也不 得不维护这一辩题。这很容易使我们想起斯多葛派哲学家克利西浦斯的名言：“给我一个学 说，我将为它找到论证。”所以，在辩论中获胜的决定性因素不在于哪一方坚持了真理，而 在于哪一方能够在理论上自圆其说，能够表现出高超的辩论技巧，尤其当一个辩论队抽到很 不利于立论和发挥的辩题方向时，它的队员不得不采用种种诡辩的手法进行辩论。因此，作 为比赛的辩论和历史上已发生的、为探求真理而进行的辩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也正因为这 种差别，不少人把参加辩论比赛仅仅看作是一种游戏。
　　既肯定辩论比赛从根本上具有游戏的性质，又反对人们仅仅把它看作一种游戏，这是否 是一种逻辑矛盾呢？不，一点也不。这是因为，辩论比赛不光是一种智力上的游戏，从更深 沉的思想层面上来看，也是辩论队与辩论队之间的文化交流；辩论队员在辩论过程中显示出 来的不光是他的卓越的辩论技巧，更应该是他的光采夺目的人格形象，而后者正是一种蕴涵 于辩论之中，但又超越于辩论之上的具有巨大魅力的东西，也是最难能可贵的东西。
　　无论是训练的实践，还是这次参加首届国际大专华语辩论的实践都告诉我们，如果以“ 玩辩论”的态度来对待辩论，难免会“走火入魔”，最后成为辩论的输家。
　　首先，“玩辩论”必然导致对对方人格的蔑视乃至否定。众所周知，一个人的人格要得 到他人的尊重，他首先必须尊重他人的人格，“玩辩论”的人由于把自己和对方都仅仅理解 为辩论员而不是理解为独立的人格，就容易在辩论中说出一些有辱对方人格的话来。在这次 新加坡辩论中有一个辩题是：“现代化等于西方化”，辩论的双方是香港大学队（正方）和 台湾大学队（反方）。在自由辩论的过程中，台大队指责对方关于“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 观点是像哈巴狗一样跟在西方人后面亦步亦趋；港大队在反驳中说出了“天下的男人都是好 色的”这样的句子，虽然孔子在《论语》中也有过“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的说法，但不 管如何，在辩论中出现“哈巴狗”、“好色”这样的词，而且明显地是指向对方的，总是在 人格上不尊重对方的表现。
　　其次，“玩辩论”必然会导致在辩论中的胡搅蛮缠。如前所述，由于辩题的限制，在辩 论中进行某种诡辩是难免的。比如，艾滋病既是医学问题，又是社会问题，但如果辩题要你 证明“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你就不得不采取一定的诡辩的手法进行论证， 但这样的诡辩不等于胡搅蛮缠，后者的涵义是：当一方把问题阐述得清清楚楚时，另一方仍 然听而不闻，继续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到对方的身上。在台大队与我队辩论人性问题时就出现 过这种情况。我方已再三阐明：“恶”就是人的本能和欲望的无节制的扩展，然而台大队却 硬说我们的观点是把恶和人的本能、欲望等同起来。他们先是制造了一辆“风车”，然后就 像唐·吉诃德一样拚命地与这辆“风车”作战，这样的胡搅蛮缠在高水平的评委面前，不但 不会得逞，反而会大大地失分。
　　最后，“玩辩论”必然会导致辩词的庸俗化、贫乏化，使之失去理论上和知识上的丰富 内涵。凡是把辩论看作是技巧游戏的人都不会花力气认真地去阅读有关资料，认真地从理论 上去解剖分析辩题，而是借助一些庸俗不堪的实例和趣味低劣的噱头进行辩论，甚至以感情 取代理论，故作姿态地煽动听众的同情心。偶尔，这种低劣的辩论手法也会得逞于一时，但 从根本上看，它已步入误区，如不幡然醒悟，必将陷入“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窘境。
　　按照我们的观点，辩论队员犹如一棵树，如果他的人格力量是树干的话，他的辩论技巧 不过是枝叶。只有根深才能叶茂，只有具有光采照人的人格力量，其辩论技巧才能臻于游刃 有余的上乘境界。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在训练队员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如下的原则：先 学会做人，然后才学会做辩论员；先学会尊重他人的人格，才学会遵守辩论的规则。这里的 “先”不是时间在先的“先”，而是逻辑在先的“先”。也就是说，不论是在台上还是在台 下，不论是在何时何地参加何种辩论赛，尊重他人人格，保持自己人格的完美都是先决条件 或绝对命令。
　　在训练中，当有的队员使用一些品位不高的实例和语句时，我们就马上进行纠正，我们 甚至不允许队员指责对方“篡改辩题”，觉得“篡改”这个词用得太重，有损对方的人格， 我们主张用“改变”这个中性词，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也只能用“偷换命题”的说法；我们 也不允许队员用“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这样的说法去批评对方；在新加坡参赛的过程中 ，队员们在台上台下都显得彬彬有礼，不失大家风范，给听众和评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 一轮比赛获胜，我们都告诫队员不要骄傲，要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其他参赛队的队员。
　　在平时的许多生活琐事上，我们也努力要求队员们尊重他人，学会做人。
　　赛事结束后，好几位队员都有这样的体会，即在选拔、训练和整个参赛的过程中，不光 学会了如何辩论，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如何做人，而后面这一点是终生享用不尽的。所以，辩 论比赛虽然具有游戏的性质，但是我们却不能用纯然游戏的态度去对待它，只有确立起良好 的人格形象，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有魅力的辩论员。
　　自我表现与听众接受的关系我很同意王沪宁教授打过的一个形象的比喻：辩论好比是捧在两只手中间的一汪水，如 果每个队员的表现都很出色，水是不会漏掉的；反之，如果每个队员的表现都很差的话，捧 在手中的水就一点点漏掉了。从这个比喻中可以看出，每个队员表现得是否出色，关系到辩 论的胜负。
　　那么，一个辩论队员表现得是否出色，又以什么衡量呢？众所周知，在辩论过程中，在 台上表现的是双方八个队员，而在台下观看的则是评委和听众，评委当然也是听众，但是特 殊的听众，他们的评分将决定对垒的哪个辩论队取胜。评委主要根据双方队员的表现，如立 论是否严密，陈述是否条理清楚，语言是否形象、幽默，姿态是否大方、潇洒等来打分；但 事实上，评委在对辩论气氛和双方队员表现的感受和理解中，常常受到听众情绪的影响。听 众好比“无冕的评委”，他们虽然无权给队员打分，但可以通过自己的影响在一定范围内左 右评委的打分。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队员的自我表现是否出色，并不依据于他自己的感觉， 而是依据于评委和听众是否接受并认可了他的表现。正如人们不会根据某个人发表的宣言去 评价这个人一样，评委也不会根据辩论队员自己的感觉去评价他们。
　　当然，在理论上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是很困难，但要在实践中做到这一点却并不容易。在 一个辩论经验尚不丰富的队员身上，最易见到的是以下两种冲动：一是自我表现的冲动。
　　队员在上场前已经准备好一套辩词，他上场后的第一个愿望就是把辩词统统倾倒出来， 特别是对辩词中他自认为是比较精彩的部分，总是希望能在场上说出来。打个比方，这种心 情就像一辆装满了黄沙的翻斗车，一开到目的地，就迫不及待地把车上的黄沙全部卸下来， 卸完之后，十分轻松，便觉得目的已经达到了。我们不妨把这种心理称之为“自我表现中心 主义”；二是说服对方的冲动。既然是辩论，每个队员都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试图说服对 方的意向。殊不知，对方队员是不可说服的，他们既然来辩论，就一定会把自己的观点坚持 到底，即使他们的观点已陷入矛盾之中，也会千方百计地进行辩护，甚至进行诡辩。所以， 在辩论过程中虽然对对方的基本立论要进行有力的打击，但要说服对方放弃自己的立论却是 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我把这种冲动称之为“说服对方中心主义”。无论是“自我表现中心 主义”还是“说服对方中心主义”，其共同的错误都是以自己在辩论中的主观意向去取代评 委和听众的评价意向，这常常会导致场上的失误。
　　这两种中心主义有点类似于托勒密和亚里士多德的“地心说”，把自己置于中心的位置 上，把评委和听众看作是围绕自己旋转的行星，事实上，我们应当像哥白尼的“日心说”一 样把这种关系完全颠倒过来，即放弃“自我表现中心主义”和“说服对方中心主义”，确立 “评委和听众中心主义”的新思路。
　　在训练过程中，我们十分注重引导队员们完成这一观念上的“哥白尼转变”，从自我表 现的立足点转向评委和听众接受的立足点，从我想说什么转向评委和听众希望我说什么。“ 自我表现中心主义”和“说服对方中心主义”的解构既能使队员们迅速适应场上的气氛，对 自己的陈词作出切合评委和听众理论取向的改变，又能达到相互之间的密切配合，使团队精 神达到最佳的发挥。
　　在与台湾大学队的决赛中，我方的立论是“人性本恶”。在国内准备这一辩题时，我们 已撰写了陈述词的初稿。这一初稿主要从我方立论的主观意向出发，片面地强调人性中的恶 根，比如，在分析历史中的恶行时，辩词中有这样的话：“纵观历史，又有哪一页是用玫瑰 色写成的？”辩词初稿给人的印象是，我们对人性本恶的论证是有力的，但似乎把人性看得 漆黑一团，有一种强烈的悲观主义情调，这显然不利于听众和评委的接受。在新加坡决赛的 前一天，我们拟出了“人性本恶”辩词的第二稿，这一稿较多地加入了人性通过教化可以后 天地向善的内容，虽然冲淡了初稿的悲观主义的味道，但是走向另一个极端，人性本恶的主 题反倒显得语焉不详了，这当然也不利于评委和听众的接受。最后，从评委和听众的最广泛 的接受性出发，我们斟酌出第三稿，即把辩题分成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是事实层面，在这个 层面上，我们主要讲事实，讲真理，理直气壮地把人性本恶阐释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二是价 值层面，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主要讲价值，讲理想，大声疾呼要通过好的教化来使人性向善 的方向发展。把这两个层面有机地结合起来，既突出了人性本恶这一鲜明的主题，又表达了 我方抑恶扬善的主张，从而使评委和听众觉得，我方的立论是合情合理的，更易于接受的。 相反，台大队在立论时，只是一味地颂扬孟子的人性本善说，对荀子的人性本恶说则予以简 单的否定，这就使评委在接受他们的立论时，心理上产生了阻挠。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摆脱“自我表现中心主义”和“说服对方中心主义”的影响， 确立“评委和听众中心主义”的视角，乃是辩论取胜的重要前提。
　　知己与知彼的关系确立了“评委和听众中心主义”的思路，并不等于可以完全撇开对方 ，我行我素。辩论不同于唱歌之类纯表演艺术，它毕竟是两个队的对垒，要是在场上回答不 出对方提出的问题，在理论水平和气势上压不住对方，怎能赢得辩论的胜利？如前所述，要 说服对方是不可能的，但使对方理屈词穷，明显地处于劣势却是可能的。
　　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军事上是如此，辩论上也是如此。然而，要在辩论 前真正地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先说“知己”。这里的“己”当然不仅是指每个辩手自己，而且是指整个辩论队本身。 毋庸讳言，每个队员都弄清楚自己在辩论过程中说什么是很重要的，然而，每个队员作为“ 小我”更重要的是把自己融入辩论队之“大我”之中，是对“大我”的一切意图都了如指掌 ；同时，每个“小我”对其他“小我”的意图也要有充分的了解。
　　为了达到“知己”这一境界，我们主要进行两个方面的训练。一是角色流动和定位训练 .四个辩手就是四个不同的角色，从理论上看，一、二、三、四辩要起到起、承、转、合的 作用；但从实践上看，当四个队员站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要马上确定哪个队员充当哪个角色 显然是很困难的。这就需要让每个队员都有机会去充当一、二、三、四辩手，“角色流动” 有一个好处，即让每个队员对一、二、三、四辩的角色的地位和作用都有充分的了解和体验 .在“流动”的基础上再来“角色定位”，已定下来的角色（如第二辩手）就不光知道自己 这一“小我”，而且对第一、三、四辩手之“小我”也能了如指掌，这样，相互配合也就比 较容易了，而每个辩手在有利于自己担当的角色位置上，又能更好地把自己的辩论技巧和才 华表现出来。
　　二是整体配合训练。这里说的“知己”主要有以下几项内容：第一，对辩题的基本概念 获得一致的理解，如“人性本恶”这一辩题的基本概念有“人”、“性”、“人性”、“本 ”、“恶”五个，每个辩手对每个概念及概念之间的关系都应有确定的、一致的认识；第二 ，对辩题立论和思想境界的一致认识，如“人性本恶”的立论是：人性先天地、与生俱来地 是恶的；思想境界则是：人性本恶是一个事实，但我们并不鼓励恶，我们主张抑恶扬善；第 三，对自由辩论中的主要战场的一致认识：如我们设计哪几个战场？这些战场的次序如何？ 由哪位辩手开辟哪个战场？等等。为了使队员们做到透彻地“知己”，每次辩论前，我们都 要求每个队员把我方立论、思想境界、基本概念涵义、自由辩论的战场等独立地表述一遍， 凡有模糊不清之处，马上进行纠正。由于每个队员对我队在辩论中的总体意图都有明确的、 一致的认识，真正做到了“知己”，因而团队精神发挥得比较好，队员们在场上能做到“心 有灵犀一点通”。比如，在与台大队辩论“人性本善”时，台大一辩引证了一段康德的语录 ，这段语录对康德的人性理论作了断章取义的理解。我方二辩和三辩几乎同时把自己做下的 关于康德人性理论的另一段语录卡片递给我方一辩，供其反驳时使用。更有趣的是，为了论 证“人性本恶”这一辩题，熟读金庸小说的我方二辩引证了《天龙八部》中的“四大恶人” ，而这一点，未能赴新加坡辩论的一名候补队员居然也想到了。可见，由于我们在“知己” 上下了较大的功夫，四个队员都配合得十分密切，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只要听到一位辩 手说什么，就马上知道他（她）的意图和下文是什么了。”
　　总之，“知己”是十分重要的。一般说来，训练有素的队伍在这方面都做得比较好，刚 组成的队伍则明显地比较差，有的队员只关心自己的陈词，对其他辩手的陈词漠不关心，他 们在陈词中出了错也不马上去弥补，这就很容易给对方队抓住矛盾，各个击破。当然，光是 “知己”还是不够的，还得“知彼”，方是真正的取胜之道。如果只对自己的情况了如指掌 ，一片光明，对对方的情况则一无所知，漆黑一团，那对方只要提出一个新概念，使出一个 新招，我方就会招架不住。
　　在场上最忌讳、最令人难堪的情况是：对方提出的问题、概念或资料，我方压根儿没有 考虑过。碰到这样的情况，不仅失分，而且会失大分。
　　与“知己”一样，“知彼”的难度也是很高的。在“知彼”中，最核心的问题是要了解 ：对方可能采用怎样的思路来立论？如我们和剑桥大学队辩的题目是：“温饱是谈道德的必 要条件”。剑桥队是正方，我们分析它可能以下面三条不同的思路来立论。第一条思路是“ 欲望理性说”。这条思路认定，在前温饱阶段，支配人类相互关系的主要是欲望，也就是说 ，欲望压倒了理性，所以在这样的阶段不可能谈道德；等到温饱实现了，基本的生存问题解 决了，这时谈道德才变得可能，因为在这一阶段，人的理性已压倒欲望，占据了主导地位， 而道德作为自觉的理性意识才可能真正地确立起来。这一条思路的前提是：当人们为生计所 迫而谋求温饱时，谈道德是不现实的；其弱点是：在前温饱阶段，如果欲望支配着一切，人 人都能心想事成的话，恐怕连人类社会都已不存在了，又何言温饱状态的来临。第二条思路 是“道德认同论”。这条思路主张，在前温饱状态，每个人面对的直接问题是生存问题，当 时不可能形成具有整体社会性的道德学说，于是，谈道德也无从谈起。达到温饱状态后，体 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出现了分工，这时，才可能出现真正的道德学说和观念，在这种情况下， 谈道德才是真正可能的。这一思路的前提是：真正的道德学说是在温饱的前提下形成的，所 以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前提；其弱点是：“谈道德”的“道德”并不一定是系统的道德学说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道德”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但作为 维系人际关系的道德观念，却是人类一诞生就已有了的。把这一点澄清，对方的立论就不攻 自破了。第三条思路是“习惯——人格——道德论”。根据这一思路，道德是主体的自觉意 识，在普遍的独立人格形成之前，换言之，在独立的主体确立之前，是不可能存在真正的道 德的；在前温饱阶段，维系人际关系的是外在的风俗习惯，因而严格意义上的道德只有在达 到温饱，确立普遍的人格后才能谈。这一思路的前提是风俗习惯不等于道德；其弱点是：把 道德概念窄化了，用一种比较高级的道德学说（如受主体良心制约的康德的道德学说）取代 了一般的道德概念，其实，道德同时也是受外在社会舆论制约的，所以，虽然风俗习惯不等 于道德，可是，在它之中却包含种种道德观念，所以在前温饱状态我们仍然可以谈道德。
　　由于我方充分地设想了对方可能采取的三条思路，因而在辩论过程中能够从容应对，不 为对方所乱。“知彼”还不止于了解对方的基本思路，还要了解对方对辩题基本概念的认识 .在“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的辩题中，涉及到“温饱”、“谈”、“道德”、“必要 条件”这些基本概念，出于论题的需要，对方会把“温饱”的概念无限扩大，特别是把“温 饱”和“生存”等同起来，而我方则要确定“贫困”（相当于“生存”）、“温饱”、“富 裕”三大生活状态，尽量把“温饱”限制在确定的意义上；同时，对方又必然会把“道德” 的概念无限窄化，从而为“谈道德”设置种种障碍，而我方的目的则是把“道德”概念尽量 宽泛化，从而为我方之立论，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够谈道德创造条件。
　　最后，“知彼”还要分析清楚对方在自由辩论中可能采用的战术。第一，“温饱是谈道 德的必要条件”这一辩题比较接近于唯物主义和经验论的立场，对方可能用马克思关于经济 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来驳难我们，于是，我们在这方面作了充分的准备，主要是肯定 马克思也强调道德对经济状况的反作用；第二，对方力图把辩论纳入到“温饱”的前提下， 我方则竭力把讨论扩大到“前温饱”和“走向温饱”状态，从而扩大自由辩论的空间；第三 ，对方可能引入“禁忌”、“风俗习惯”、“自然法”、“自然宗教”、“人权”、“伦理 ”等新概念，与“道德”对应起来，而我方则要强调，所有这些概念都蕴涵道德，谈这些东 西，也就是谈道德。
　　我们还全面地分析了剑桥队队员的年龄和知识结构。他们的年龄总和比我方大22岁， 因而擅长说理，但说多了，很容易把自由辩论的时间早早用完；另外，年龄大了，学历高了 ，相互之间又不易统一，相互之间会出现矛盾，反应也不一定会很敏锐。钟对这些情况，我 们采用了相应的战术，比赛的结果自然是比较理想的。
　　一言以蔽之，“知己知彼”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只有对双方的情况都了然于心，才 能真正地确立获胜的信心。
　　知识积累与辩论技巧的关系如前所述，从根本上看，辩论赛是一种游戏，因而辩论技巧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一个 人即使有丰富的知识积累，但如果不善于表述，不熟悉辩论技巧，在场上是不可能表现得很 出色的。反之，一个人如果光有辩论技巧，但其知识底蕴很差，可供调动的东西很少，那就 会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纵有最高超的辩论技巧也无法展示出来。所以，把知 识积累与辩论技巧结合起来，是十分重要的。
　　先讲知识积累问题。在选拔辩论队员的过程中，我们碰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队员在知 识结构上都比较弱，他们可能对本专业的问题比较熟悉一些，但一走出专业的范围，就有邯 郸学步，寸步难行的味道。一个人如果知识很弱，去参加辩论，就像一个没有钱的人去做生 意一样，是很难成功的。如何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解决好知识积累的问题？这是我们在训练阶 段中考虑较多的问题。我们主要采取如下的措施：第一，通过专家讲座的形式增加背景知识。人们常常把文科的知识比喻为一座金字塔， 不了解宽泛的知识背景，想在某一专业领域里做出鲻类拔萃的成绩是不可能的，想在辩论中 运用自如、应答如流也是不可能的。然而，作为知识背景的学科非常之多，如哲学、历史、 伦理、政治、经济、宗教、艺术、逻辑、修辞、生态、社会学、医学、文学等等，如何才能 迅速地完成知识积累工作呢？光是一门学科，就可以讲上几个学期，通过一、二次讲座，队 员们能把握住吗？“知识快餐”可能吗？实践证明是可能的。在每次讲座中，我们要求专家 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来讲：1.本学科的基本概念；2.本学科发展的基本历史线索； 3.本学科研究在当代的热点问题。把这三个问题用简明扼要的话讲清楚了，队员们就能从 理论、历史和现实三者的结合中迅速地了解一门学科的概况和问题之所在。这样一来，也就 有了关于这门学科的背景知识。采用这种方式，我校的三十多位专家为队员做了五十多次讲 座，大大地拓宽了他们的知识视野。
　　第二，分析有可能入选为辩题的当代热点问题，重点理清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在当今世 界上，热点问题是不少的，如民族冲突与战争问题、生态环境问题、东西方文化融合与发展 的问题、世界政治新格局问题、南北和南南关系问题、当代新儒家问题、亚太经济圈问题、 艾滋病问题、安乐死问题、联合国作用问题、人口问题、传统与现代化关系问题、市民社会 问题、后现代主义问题、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等等。就这些问题，我们一方面组织一些专家讲 座，有针对性地讲；另一方面，也借阅了一批图书和刊物，供队员们阅读，使他们对这些问 题尽快获得感性认识。
　　第三，精读《四书》。考虑到辩论赛作为华语推广活动，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 是比较重视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理应多做些准备。我们除布置队员熟读《四书》外，还要 求他们熟读《孙子兵法》、《道德经》等重要著作。
　　有了这样的知识积累，队员们在辩论时从容多了。刚开始参加辩论时，他们常吵出现口 误，主要是背景知识不熟悉，对方提一个比较深入的问题，就无从应对了。现在，可调动的 知识积累多了，队员们在辩论时就能左右逢源，自出机杼，旁征博引，滔滔不绝，给评委和 听众留下知识面很宽的印象。另外，在每次讨论辩题时，如果我们发现哪位队员的知识有不 准确之处，就马上进行纠正。在训练时，除了一些共同的项目，我们也根据各个队员知识结 构的特殊情况，分别对待，缺什么补什么，使队员们的知识积累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新 加坡辩论凯旋后，队员们对专家们的知识讲座始终怀着感激之情。另外，在国际大专辩论赛 的辩题下来后，我们还请一些专家进行“会诊”，进一步强化了专题知识，从而在辩论中能 达到引经据典、挥洒自如的境界，获得评委和听众的一致好评。
　　知识积累是重要的，但不讲究辩论技巧，它仍然是空的，它或许适用于作学术报告，但 却不适用于辩论。剑桥队之所以负于复旦队，问题主要不是出在知识积累上，而是出在辩论 技巧上。尤其在辩题上不利于某一方时，这一方如果在技巧上不能高对方一筹，是很难取胜 的。在辩论技巧上，我们以为，以下几点是比较重要的。
　　1.攻其要害
　　在辩论中常吵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双方纠缠在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例子或表达上争论 不休，结果，看上去辩得很热闹，实际上已离题万里。这是辩论的大忌。一个重要的技巧就 是要在对方一辩、二辩陈词后，迅速地判明对方立论中的要害问题，从而抓住这一问题，一 攻到底，以便从理论上彻底地击败对方。如“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这一辩题的要害是 ：在不温饱的状况下，是否能谈道德？在辩论中只有始终抓住这个要害问题，才能给对方以 致命的打击。在辩论中，人们常吵有“避实就虚”的说法，偶尔使用这种技巧是必要的。比 如，当对方提出一个我们无法回答的问题时，假如强不知以为知，勉强去回答，不但会失分 ，甚至可能闹笑话。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机智地避开对方的问题，另外找对方的弱点攻过去 .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的是“避虚就实”，“避轻就重”，即善于在基本的、 关键的问题上打硬仗。如果对方一提问题，我方立即回避，势必会给评委和听众留下不好的 印象，以为我方不敢正视对方的问题。此外，如果我方对对方提出的基本立论和概念打击不 力，也是很失分的。善于敏锐地抓住对方要害，猛攻下去，务求必胜，乃是辩论的重要技巧。
　　2.利用矛盾
　　由于辩论双方各由四位队员组成，四位队员在辩论过程中常吵会出现矛盾，即使是同一 位队员，在自由辩论中，由于出语很快，也有可能出现矛盾。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应当 马上抓住，竭力扩大对方的矛盾，使之自顾不暇，无力进攻我方。比如，在与剑桥队辩论时 ，剑桥队的三辩认为法律不是道德，二辩则认为法律是基本的道德。这两种见解显然是相互 矛盾的，我方乘机扩大对方两位辩手之间的观点裂痕，迫使对方陷入窘境。又如对方一辩起 先把“温饱”看作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状态，后来在我方的凌厉攻势下，又大谈“饥寒”状态 ，这就是与先前的见解发生了矛盾，我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对方于急切之中，理 屈词穷，无言以对。
　　3.“引蛇出洞”
　　在辩论中，常吵会出现胶着状态：当对方死死守住其立论，不管我方如何进攻，对方只 用几句话来应付时，如果仍采用正面进攻的方法，必然收效甚微。在这种情况下，要尽快调 整进攻手段，采取迂回的方法，从看来并不重要的问题入手，诱使对方离开阵地，从而打击 对方，在评委和听众的心目中造成轰动效应。
　　在我方和悉尼队辩论“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时，对方死守着“艾滋病是 由HIV病毒引起的，只能是医学问题”的见解，不为所动。于是，我方采取了“引蛇出洞” 的战术，我方二辩突然发问：“请问对方，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口号是什么？”对方四位辩 手面面相觑，为不致于在场上失分太多，对方一辩站起来乱答一通，我方立即予以纠正，指 出今年的口号是“时不我待，行动起来”，这就等于在对方的阵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从而 瓦解了对方的坚固的阵线。
　　4.“李代桃僵”
　　当我们碰到一些在逻辑上或理论上都比较难辩的辩题时，不得不采用“李代桃僵”的方 法，引入新的概念来化解困难。比如，“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这一辩题就是 很难辩的，因为艾滋病既是医学问题，又是社会问题，从常识上看，是很难把这两个问题截 然分开的。因此，按照我方预先的设想，如果让我方来辩正方的话，我们就会引入“社会影 响”这一新概念，从而肯定艾滋病有一定的“社会影响”，但不是“社会问题”，并严格地 确定“社会影响”的含义，这样，对方就很难攻进来。后来，我们在抽签中得到了辩题的反 方，即“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完全否认艾滋病是 医学问题，也会于理太悖，因此，我们在辩论中引入了“医学途径”这一概念，强调要用“ 社会系统工程”的方法去解决艾滋病，而在这一工程中，“医学途径”则是必要的部分之一 .这样一来，我方的周旋余地就大了，对方得花很大力气纠缠在我方提出的新概念上，其攻 击力就大大地弱化了。
　　“李代桃僵”这一战术之意义就在于引入一个新概念与对方周旋，从而确保我方立论中 的某些关键概念隐在后面，不直接受到对方的攻击。
　　辩论是一个非常灵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施展的技巧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技巧。 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使知识积累和辩论技巧珠联璧合，才可能在辩论赛中取得较好的成绩。
　　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关系在辩论中，逻辑思维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使思维显得严谨、条理，使立论变得牢不 可破。但逻辑思维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它使语言变得枯燥、抽象，如果没有另一种思维—— 形象思维紧密配合的话，场上的气氛就会显得过分凝重，缺乏活力和幽默感。德国人本主义 哲学家费尔巴哈就说过，我在黑格尔的《逻辑学》面前颤抖，如同生命在死亡面前颤抖一样 .只有在辩论中融入形象思维，整个辩论过程才会充满活力，辩论赛也会真正地具有观赏价 值。
　　先来看逻辑思维。这种思维的功能是多方面的：第一，必须运用逻辑思维透彻地分析辩题，明了辩论双方的真实的逻辑地位和逻辑困难 .如“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正方）和“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 ”（反方）的辩题在逻辑上都把“医学问题”和“社会问题”割裂开来，因此任何一方都不 可能去攻击对方的这种逻辑上的割裂，因为对方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指责我们。又如“温 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这一辩题中的“必要条件”在逻辑上的含义是“无之必不然，有之 不必然”。所以，正方在这一辩题中的逻辑困境显要证明：没有温饱就绝对不能谈道德。也 就是说，反方只要举出一个例子，说明人们在不温饱的状态下也能谈道德，正方在逻辑上就 已被打倒了。明了双方在辩题上的逻辑关系是确定对方立论之要害的前提之一。
　　第二，在表达上必须讲究逻辑层次。许多辩论新手在刚上场时，观点的条理和层次常常 是不清楚的，把几层意思混在一起说，评委和听众听了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感觉。重视 逻辑层次，每个辩手的陈述稿都应层次分明，第一点讲什么，第二点讲什么，第三点讲什么 ，条分缕析，清清楚楚；同时，四位辩手的陈词在总体上也应体现逻辑层次，如一辩从理论 上阐明立论，二辩从历史上阐明立论，三辩从现实上阐明立论，四辩总结陈词，既有分工， 又有合作，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四个人的陈词合在一起，犹如一篇文章，给人以气 势宏大、错落有致的印象。从评委和听众的接受心理来分析，他们常常有一种惰性心理，即 希望辩手把问题的层次阐述得非常清楚，不用自己再花力气去整理、归类。所以，辩手们的 表达愈是井井有条，就愈是容易为评委和听众所接受。
　　第三，必须善于进行归纳。一个辩手如果不能用简明扼要的话来阐明自己的见解，一说 就是一大套且不得要领的话，他在辩论中是很难占到有利位置的；同样地，一个辩手如果不 能用简明扼要的话来迅速地归纳对方的见解，他常常会在辩论中随波逐流，甚至迷失方向。 只有在逻辑上善于归纳的人，才会在辩论中紧紧抓住对方的要害，有针对性地打击对方，使 对方真正陷入被动的局面。必须补充的是，对于第四辩手来说，归纳法具有更突出的意义， 因为他不仅要迅速地归纳出对方四位辩手的基本见解，予以总体上的驳斥，而且要迅速地归 纳出本方的基本见解，清清楚楚地陈述出来，从而赢得评委和听众对自己的支持。
　　第四，恰当地使用归谬法。所谓归谬法就是沿着对方的逻辑把其观点推向极端，使其荒 谬性明显地表现出来，从而予以否定。比如“经济发展了，文化才能繁荣”这个命题建立了 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之间的简单的逻辑联系，如果我们对这种简单的、线性的逻辑关系进行 归谬的话，就可以说，“按照对方的逻辑，只要把经济抓好了，即使没有人去搞文化，文化 也会自然而然地繁荣起来，这岂不是把经济和文化等同起来了吗？”也可以说，“根据对方 的逻辑，凡是经济不发展的国家，文化一定是不会繁荣的，哪又怎么解释古希腊的文化是在 其城邦经济和制度走向衰退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呢？而十八、十九世纪的德国虽然在经济上 比较落后，在哲学文化上却成了‘第一小提琴手’了呢？”
　　对方的逻辑错误本来是不明显的，使用了归谬法，就使其错误明明白白地摆在评委和听 众面前，从而能帮助他们迅速地判明对方的逻辑弱点。当然，归谬法的使用要注意适度性， 如果用得过多过密，反而会给人以强词夺理的感觉。比如，在辩论艾滋病问题时，悉尼队有 这样一个逻辑，既然称艾滋病为病，它当然是医学问题。我方马上对这一逻辑进行归谬：“ 政治病、社会病也是病呀，但是否是医学问题呢？”这种方式的归谬只要点到即可，不宜多 用，否则过犹不及，适得其反。
　　在分析了逻辑思维的一些主要表现形式后，下面，我们再来看形象思维的问题。形象思 维注重的是用具体的东西去打动评委和听众，其主要表现形式如下：第一，用形象的类比取代抽象的说理。在与悉尼队辩论“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 问题”的题目时，我方必然要指责对方把艾滋病这么大的问题局限在医学问题的小范围内， 如何形象地表达我方的见解呢？我们采用了夸张地加以类比的表达手法，比如，“请对方辩 友不要让大象在杯子里洗澡”、“花盆里是种不下参天大树的”等等，使听众和评委形象地 感受到对方的理论错误。
　　第二，用具体的数据取代经院哲学式的说教。在辩论中，准确无误的数据往往起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为了说明艾滋病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列举了以下的数据：到19＃3 年5月底，全世界的艾滋病感染者已达1400万，患者达250万，到2000年，感染 者将达5000万—1亿，患者将达1400万。不用更多地说理，这些天文数字已表明， 艾滋病已成为当今世界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能用数字说明的地方要尽可能用数字，因为数字 只要准确是无法驳斥，也是无法否定的。
　　第三，用生动的事例取代烦琐的论证。俗话说，事实胜于雄辩。准确无误的事实和数据 一样，在辩论中是最有力的东西。比如，在论述“人性本恶”的辩题时，我方举了不少例子 来阐明这一点，如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知人知面不知心”等等； 又如曹操说：“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路易十五则说：“我死后哪怕洪水滔 天”；又如在历史和现实中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谋杀、抢劫、绑架、欺诈、伪善等等。难 道不都是“人性本恶”的表现形式吗？生动的事例不仅使我方的立论显得丰满和充实，而且 也易于为评委和听众欣赏并接受。
　　第四，用幽默感人的语言取代贫乏枯燥的陈述。在辩论中语言运用的优美与否，是评委 打分的主要依据之一。在我队的辩论经验中，对语言优美的刻意追求，乃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比如，为了驳斥剑桥队的“温饱决定论”，我方三辩对裴多菲的诗作了如下的改动：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温饱故，两者皆可抛。
　　这一幽默的驳斥在场上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又如，在辩论艾滋病问题时，我方三辩又 幽默地说：“如果哪个人给艾滋病‘爱’上的话，恐怕会‘此恨绵绵无绝期’吧！”，在批 评对方把艾滋病局限于医学领域，必然会延误治疗，从而给全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时，我方 三辩又机智地引证了柳宗元的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从而生动地刻画出对方在理论上孤立无援的窘态，为我方赢得了长时间的笑声和掌声。
　　语言之幽默当然不仅仅表现在语言之诗化上，也表现在机智的应对上。在辩论“温饱” 问题时，剑桥队的第四辩手一口气向我方提出了三个问题，可是，他在讲话中错误地称李光 耀为新加坡的“总统”，我方第四辩手站起来，立即指出了他的这一常识性的错误，引起了 长时间的掌声。
　　把严谨的逻辑思维与生动的形象思维结合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训练中，我 们既设置了对辩题进行严密的逻辑分析的项目，又设置了形象地表达思想的项目，从而使队 员们善于把这两种对立的思维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整个辩词显得严谨而又生动，条理分 明而又感情充沛，从而得到了评委和听众的高度评价。
　　预定陈述与临场应对的关系辩论中的全部台词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一、二、三、四辩手预先准备好的陈 述词，可以说是“死的东西”，另一部分是一、二、三、四辩手在陈述前和自由辩论中灵活 应对的东西，可以说是“活的东西”，辩论的一个重要的艺术就是要把这两部分东西有机地 结合起来。
　　我们知道，一、二、三、四辩手发言的时间分别是3、＃＃＃＃4分钟，自由辩论单方 累计4分钟，单方共有发言时间17分钟，假设一、二、三、四辩手分别留出0.5、 0.5、＃＃＃＃1分钟用于临场辩护和驳斥，加上自由辩论的4分钟，共有灵活应对的时 间约6.5分钟，占总发言时间的38％左右。换言之，从时间上划分，17分钟中有1 0.5分钟是陈述“死的东西”，而6.5分钟则陈述“活的东西”。这两部分交接得是否 好，是辩论中的关键问题之一。
　　先来看预定的陈述。这部分内容是在辩论前已准备好的、队员已熟读乃至背诵出来的东 西。我们对这部分内容的要求是：在集体讨论、明确总体思路的情况下分头写出来，务求立 论鲜明、说理透彻、语言形象、境界不俗。这部分内容不能草率地形成，而应在反复斟酌辩 题的基础上，在反复权衡各种思路的基础上撰写出来的。因此，在辩论过程中，不管对方的 论点和论据出现什么变化，也不管对方提出了哪些出乎我方意料的新概念、新问题，我们都 要求，辩论队员无权擅自改动其中的内容，因为：第一，不管临场组织起来的语言如何好， 在逻辑严密性、语言的条理性和华美性上都不可能超过已经形成稿子的、精心准备的东西； 第二，如果任何一位队员有权在场上擅自改动已准备好的陈述词，弄得不好就会把整个辩论 队的思路、立论和底线都搞乱，后果不堪设想。
　　当然，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陈述词并不是教练的“硬性命令”，而是辩论 队员自己已接受的东西。如果教练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队员，队员上场后的表现不可能是很 出色的，因为他们有心理障碍，他们讲的不是他们所想的，这就难免出岔子。所以，在准备 陈述词时，队员们的任何一个疑问都应得到回答和解释，要鼓励他们提出各种顾虑，竭尽全 力予以解决。总之，一句话，要使陈述词成为每个队员自己的东西。这样，他们在场上不但 信心十足，而且也不会擅自去改变陈述词。当精心准备的陈述词能完整无遗地表达出来的时 候，它远比那些“急就章”更能打动评委和听众的心。
　　再来看灵活的应对。如前所述，辩论的任何一方可灵活支配的时间是6.5分钟左右。 这一时间是短暂的，但又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双方的激烈交锋就发生在这一段时间里。灵活 应对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辩论的胜负。从评委和听众的接受心理看，这部分“活的东西”具有 更大的观赏价值，因为它是敏捷的才思和机智的应变能力的集中体现。乍看起来，这部分内 容似乎是完全不可捉摸的，其实，是有规律可寻的。一个人的知识面愈是宽广，可供调动的 事实和素材愈是丰富，他对某个辩题的准备愈是充分，对可能出现的各种交锋想得愈是深入 ，临场应变的余地就愈是大，出语愈能惊人。
　　对灵活应对的东西，我们的要求是：第一，准确性。即用于临场应对的语言、事实、数 据、典故必须准确无误，不能出半点差错。一个人名的偏差、一句话的口误、一个典故或引 证的差错、一个数据的不实，都可能是致命的，如果对方穷追不舍的话，就有可能把我方击 败。第二，针对性。即必须重点攻击对方陈述中的基本概念、问题和观点。对方辩手在陈述 中也许会出现许多问题，有不少“小辫子”可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这些问题逐一进行 驳斥，一是会影响陈述的时间，使已经准备好的陈述词无法完整地说出来；二是多中心等于 无中心，抓的问题太多，注意力就被引到与主题无关的细枝末节上去了，结果是“捡了芝麻 ，丢了西瓜”，那就太惨了。因此，强调针对性，就是要使我们的队员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削除枝蔓，着力于抓住那些根本性的问题（包括对我方立论有根本威胁的问题）实施坚决 的打击。第三，效果性。凡是灵活应对的内容，尤其要注意场上的效果。如果出语不惊人， 即不可能构成对对方立论的有力打击和对我方立论的有效维护，那就应当换一个角度进行进 攻，千万不可在这段宝贵的时间内说一些没有效果的废话。举例来讲，在与剑桥队辩论“温 饱”问题时，我方在短短4分钟自由辩论中引经据典，出语幽默，竟赢得了15次掌声和笑 声，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大致界定陈述和自由应对的时间比例是容易的，困难的是在辩论过程中真正地使两者水 乳交融，换言之，是把握好两者关系的“度”的问题。有的辩论队偏重于陈述词而对灵活应 对部分缺乏认真的准备，在场上会给人留下过于呆板、僵硬的感觉；也有的辩论队过于重视 灵活应对部分而轻视陈述词，给人的感觉是在理论上缺乏系统性和深度，且有支离破碎的感 觉。显然，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只有同时重视两者并以最佳的方式把它们结合起来，才 能在辩论中立于不败之地。
　　正与奇的关系《孙子兵法》强调在军事上要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要兵不厌诈，这里涉及的正是“正 ”与“奇”的关系问题。拿破仑用兵如神，被他打败的将领都抱怨他打仗不遵守规律，实际 上他并不是不遵守规律，而是用兵已达到庖丁解牛、游刃有余的自由境界，因而能出奇制胜 .在辩论中，也涉及到“正”与“奇”的关系。
　　所谓“正”，也就是对立论、自由辩论的设计都合乎常规；所谓“奇”就是在整个设计 中植入出人意料之外的东西，往往使对方在辩论中措手不及，从而陷入被动的局面。在辩论 中应当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如果只讲“正”而不求“奇”，会给人以呆板的感觉；反 之，如果一味求“奇”，失了正确的方向，也会“走火入魔”，陷入歧路亡羊的窘境。我们 的看法是：辩论应以“正”为基础，应从大处着眼，作充分的准备，然后在可能的条件下， 即在不损害立论，不哗众取宠的前提下，力求“奇”的表达方式，以有效地打击对方。
　　比如，就“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这一辩题来说，当然重点是讨论“温饱”与“谈 道德”的关系。根据对方的设想，我方在立论中将会割裂“温饱”与“谈道德”的关系，可 是，我方的立论却有出奇不意之处。我方并不否认温饱了可以谈道德，我方否认的仅仅是把 谈道德局限在温饱条件下的观点。另外，道德不光与人们的经济情况有关，它的部分内容 （如性道德）与人们之间的性的交往方式密切相关。即使在非温饱的状态下，只要人们之间 存在性关系，就会有相应的性道德。这是我们原来在设计自由辩论时准备的一只“杀手锏” ，后来由于时间关系在场上没能打出来。如果打出来的话，对方一定猝不及防。
　　又如，在“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的辩论中，我方准备了一个出奇不意的 问题：“艾滋病的发生究竟是社会出了问题，还是医学出了问题？”这个问题模棱两可，对 方很难回答。如果对方回答是社会出了问题，那我们就说艾滋病是社会问题；如果对方回答 是医学出了问题，那我们又可以进一步责问对方：同性恋、吸毒等都是医学问题吗？我们还 准备了另一个十分刁钻的问题：“如果一位老太太给一辆车撞倒了，肇事者已逃之夭夭，另 一个人把她救了起来，那么，这个事故的责任应该由哪个人来负呢？”言下之意，老太太被 撞伤了，当然要通过医学手段给她治疗，但事情的起因却在社会上，应是社会交通事故，即 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在辩论中突然提出来，对方要马上理清思路，进行回答是困难的；如果 贸然回答，则可能被我方思路“套住”，陷于被动。
　　再如，在“人性本恶”的辩题中，我方估计对方为了针锋相对地强调人性中的善根，肯 定会提到“人与动物相区别”的问题，因为常人，包括我们的好多理论家在内，也常常会提 出这个问题。然而这个问题中蕴涵的逻辑错误是：人和动物的概念是重迭在一起的，动物是 人的种概念，而人则是动物中的一类，尽管是最高级的一种，但归根到底，人仍然是动物。 不管我们给人下怎样的定义，如“政治动物”、“社会动物”、“制造工具的动物”等等， 这些定义的最后两个字总是动物。由此可见，“人与动物相区别”这个提法就是错误的，因 为它在逻辑上否认了人是动物。正确的提法应是，“人与人以外的动物相区别”。如果抓住 这一问题，出奇不意地攻击对方的话，这对我们将是十分有利的。在自由辩论中，对方果然 提到了这一问题，遗憾的是，我方未能及时抓住这一问题，予以展开。这是应当加以总结的 重要经验。
　　综上所述，在辩论中把“正”和“奇”结合起来是十分重要的。在每场辩论中都要准备 一些“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问题，才能在心理上震慑对方，并乘机突破对方的防线，长 驱直入，战而胜之。
　　规范与描述的关系当我们对任何一个命题进行分析时，都会涉及到一些基本概念，如“人口控制必然导致 人口的老龄化”这一辩题，就波及到“人口”、“人口控制”、“老龄化”、“必然”、“ 导致”这些概念。在通常的辩论准备中，人们总是通过查阅词典的办法试图给这些概念下定 义。这当然是必要的，然而这样做也有它的负面效应，因为下定义的方法，即规范的方法， 常常会出现漏洞，从而被对方抓住。如“老龄化”这一概念，先得分析什么是“老龄”，六 十岁以上，还是七十岁以上，这是很模糊的问题；而“老龄化”到底是指人口总数中老年人 占多少百分比才算得上呢？这又是一个新问题。总之，我们在平时的谈话中提到各种概念时 ，它们的含义仿佛是很清楚的，但一对它作具体的分析，特别是下一个恰当的定义，就变得 十分困难了。比如，当一个古希腊人把人定义为“没有羽毛的两足动物”时，另一个人很幽 默地把一只拔去了毛的光鸡扔在他的面前，问他这是不是人，他无言以对。
　　可见，在辩论中，热衷于给一个父概念下明确的定义并不是明智的做法。在有的辩论队 中，第一辩手的任务就是给辩题中出现的所有的概念下精确的定义。这样做看起来是理所当 然的，要辩论总得先澄明概念的涵义，然而，规定同时也就是否定，规范概念的结果常常为 对方提供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炮弹。中国人有句古话叫“水清无鱼”，把辩题和概念交待得太 清楚了，就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其实，第一辩手的任务并不是把一切都和盘托出，他 （她）的任务应是双重的，即既要说出什么，又必须隐藏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不对概念下 定义，而是采用描述的方法就显得很重要。所谓“描述”，也就是不进行概括和规范，不揭 示概念之本质涵义，只是从现象上对概念进行描述，甚至是同义反复的描述。
　　比如“温饱”这个概念，听上去意思很明白，可下定义却很困难。如果我把它定义为一 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社会的大部分人都无衣食之困”，对方马上就可以追问我：“你 的‘社会’概念的内涵是什么？它指一个团体、一个民族、还是一个国家？”也可以问我： “你的‘大部分人’的含义是什么？是人口的60％、70％还是80％？”对这些问题， 假如我继续回答，就会暴露出许多新问题，从而完全陷入被动应对的局面。只要我们不采取 规范的方法，而用描述的方法取代之，上述局面也就不会产生了。什么是温饱？我们的回答 是：“温饱就是饱食暖衣”。这个回答实际上是同义反复，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东西，但它给 人的感觉是，我们已清楚地阐释了这个概念，而对方又抓不住任何把柄实施攻击。这样，在 以后的辩论过程中，当我们对“温饱”这一概念作出新的补充和说明时，我们就显得比较灵 活、自由，不至于给对方抓住什么矛盾。
　　又如，“人性”这一概念人们已争了数千年，各种观点纷然杂陈，要对它下定义自然也 是十分困难的。于是，我们采用了描述其特征的方法，我们在辩词中指出：“人性是由人的 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组成的；自然属性是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则是通过教化和社会化获得 的；人性本恶是指人的自然属性具有无节制地扩展的倾向，而人的社会属性或是对这种倾向 推波助澜，或是抑恶扬善，把人的自然属性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这种描述性的方法往往 使对方处在一片雾霭之中，他们什么都听到了，但什么都抓不住。
　　描述性的方法也和本世纪西方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倡导的反本质主义思潮密切相关。维 特根斯坦不主张运用概念去规范事物的本质，而是主张描述事物的具体特征，他认为事物之 间只存在着“家族类似”，不存在所谓共同的本质。比如你问我：“什么是游戏？”我不会 给你一个游戏的定义，我会告诉你乒乓、篮球、扑克是怎么玩的，因为这些都是游戏，我只 是小心翼翼地描述它们，而尽量避免用抽象的论述进行概括。其实，这种反本质主义的思潮 在孔子那里已见端倪。孔子的学生问“仁”，孔子并不千篇一律地答复他们，而是根据问的 人的不同情况，作不同的回答。所有这些，对我们进行辩论都是有启发的。由于尽量避免下 定义，我们在辩论中始终比较主动，对方摸不到我们的实处。
　　当然，我们说，尽量避免用规范或下定义的方法，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在所有的情况下 都拒绝下定义。在某些辩论中，个别必须明确地表达出来的概念仍然要求助于下定义的方法 .比如，在辩论“人性”问题时，我们把“恶”定义为“人的本能和欲望的无节制的扩展” .如前所述，我们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对方把人的本能与恶简单地等同起来。但这一定义确实 像任何其他的定义一样，包含着受攻击的危险。要是对方抓住“无节制”这一概念做文章， 我们是很难回答的。他们可以这样向我们提问：“如果一个人的胃口是吃一个饼，但由于某 种饼特别好吃，他吃了一个半，这是不是一种‘恶的行为’呢？”他们也可以问：“中国历 史上的许多农民起义目的是推翻暴政，遏制统治阶级欲望的无节制地扩展，但为什么不少人 反倒称农民起义为‘恶’呢？”这些问题都是很棘手的。当然，在该下定义地方，不管会发 生什么问题，我们还是要硬着头皮下定义。同时，在下了定义之后，又要对可能遭受到的攻 击作充分的准备。这样做才可能避免被动的地面。
　　总之，要准确地使用描述和定义的方法，两者不可偏废，但要尽量多用描述的方法，从 而达到既讲清某些问题，又隐蔽另一些问题的境界，使对方不能迅速地判断并抓住我方观点 中根本性的东西。
　　收敛与发散的关系在辩论中常常会发生两种极端化的现象。一种现象是，拘泥于辩论内容本身，不越雷池 一步，尤其当辩题比较枯燥乏味时，整个辩论过程就显得毫无生气。比如，“中国加入关贸 总协定利多于弊”、“道德是法律的基础”这样的辩题，要是只限于专业知识进行辩论，那 听众就会索然无味。另一种现象是，在辩论中双方都开“无轨电车”，结果差之毫厘，谬以 千里，愈辩愈跑题，愈辩愈离谱，评委和听众接受的只是一堆杂乱无章的文字。无疑地，这 样的辩论也是缺乏观赏价值的。
　　要避免这两种现象，除了在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关系上做文章外，还要努力处理好收 敛性思维方式和发散性思维方式的关系。所谓“收敛性思维方式”，也就是在整个辩论过程 中必须始终扣住辩论的主题和基本问题，避免辩论滑入到细节问题或与主题无关的问题上去 ；所谓“发散性思维方式”就是在辩论中敢于把问题撒出去，离开枯燥晦涩的专业语言，扩 散到日常生活、历史事实、文学作品、典故轶事、奇趣异闻等上面去，从而大大地打开知识 视界，给听众和评委以知识和美的享受。这两种思维方式应该互补，如果坚执于第一种，可 能失之偏狭，缺乏情趣；如果坚执于第二种，也可能失之宽泛，缺乏论证的严密性和严肃性 .只有把这两种思维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使整个辩论过程既紧扣主题，又汪洋恣肆； 既层次分明，又妙趣横生；既如一篇立论严密、一气呵成的论文，又如一首跌宕起伏、回肠 荡气的史诗，令辩者意气风发，令评委和听众留连忘返。
　　在训练时，我们要求每个队员在场上都应达到把这两种思维方式辩证地结合起来的境界 .我们安排了一些训练，如要队员在20分钟时间内快速翻阅一本书，然后用简炼的语言概 括出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要紧扣书的主题来说，不允许说废话；我们也要求队员快速读完一 篇文章，立即对这篇文章的主题思想进行批驳，驳斥要有力，不允许停留在枝节问题上。这 些训练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队员们的收敛式思维能力，他们善于迅速地把握并扣住主要问 题进行辩论。另外，我们也安排了一些锻炼队员进行发散式思维的训练。我们会出一些古怪 的题目让队员们的想象力自由驰骋，如“克拉利佩奥的鼻子生得短一些，世界历史会发生什 么样的变化？”“如果希特勒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目前国际政治格局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如果你见到外星人，你想告诉他什么？”“如果一个人在一小时后将会死去，你认为 他将想什么？”“如果南极洲的冰山溶化了，地球将发生怎样的变化？”等等。这些稀奇古 怪而又妙趣横生的问题，促使队员们展开想象的翅膀，到处翱翔，从而丰富了自己的联想和 跳跃式思维的能力。这些训练的结果是，队员们在场上常能很好地把这两种思维方式结合起 来，并熟练地进行运用。
　　比如，在辩论“温饱”问题时，我方四辩机智地注意到减肥小姐“温而不饱”的特殊情 况，从而提出了一个发散性的问题：“按照对方辩友的观点，如果温饱了才能谈道德的话， 那么减肥小姐的俱乐部岂不成了拳击场了吗？”因为小姐们既然未达到“温饱”状态。当然 就可以不谈道德了。这一问题提得既出人意料，又合乎情理，从而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又如，在辩论“艾滋病”问题时，对方提出了一个很刁钻的问题：“如果医学能治好艾 滋病，难道它还是社会问题吗？”我方二辩立即作了发散性的回答：“要是使用‘如果’的 概念，我也能把巴黎装进一个瓶子里去。如果人类不存在，那我们还有什么可能在这里讨论 艾滋病问题呢？”乍看起来，“把巴黎装进瓶子里”与“艾滋病”问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可在这里，这种发散式的回答却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听众报之以热烈的掌声。另外，当对 方强调艾滋病毒是在医院里发现的，因而只能是医学问题时，我方二辩又提出了一个发散性 的问题：“按照对方辩友的观点，如果在医院里发现的东西都是医学问题的话，那要是有人 在医院里捡到了一把钥匙，这把钥匙也成了医学问题了？”从表面上看，“拣钥匙”与“艾 滋病”也是毫无关系的，可在这里却达到了巧妙的结合，把辩论推向了新的高潮。还有，当 对方辩手提出：“母婴传染是艾滋病传播的渠道之一，请问，对刚生出来的婴儿如何进行性 教育？”这个问题也提得比较刁钻，但我方三辩运用发散式思维从容应对：“对不懂事的婴 儿当然无法进行性教育，但对母亲难道不能进行性教育吗？”听众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因 为我方三辩把回答从“婴儿”发散到“母亲”的身上，自然使对方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再如，在关于“人性”问题的辩论中，对方强调人人有善根，因而能放下屠刀，立地成 佛。但我方三辩立即提出了一个对方未曾想到的，也难以回答的问题：“如果人性本善，人 们怎么可能拿起屠刀？”从“放下屠刀”发散到“拿起屠刀”，思维的跳跃是何等神速，在 对方张口结舌之时，场上立即爆出了热烈的掌声和笑声。
　　使每个队员都兼具收敛式思维和发散式思维的方式是很重要的，但光停留在这一点上又 是不能的，因为整个辩论过程瞬息万变，万一有队员矢之偏颇，就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也 就是说，辩论队作为一个整体，它在整个辩论过程中应当在收敛式思维和发散性思维中保持 必要的张力。
　　于是，我们确定二辩手在整个辩论过程中起好“收敛”的作用。从“起、承、转、合” 的角度看，二辩手之“承”起 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因而由二辩手担当“收敛”的角色是很合适的。当然，担任这一角色的 队员最好比较沉着冷静，不会听凭自己的激情到处驰骋，而是善于把全队的激情控制在确定 的轨道上，从而起到辩论队的“灵魂”的作用。他的使命主要有两个：一是在对方一辩手， 至多再加上二辩手陈述后，能迅速地把握住对方立论中的基本论点和问题，并为以后的辩手 指明攻击的方向。在平时的辩论中常吵出现这样的问题，由于二辩手抓不住对方立论的要害 ，只抓住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从而把整场辩论引向歧路。所以，这方面的收敛作用是十分 重要的，它直接关系到辩论的成败与否。二是在自由辩论中起好收敛的作用。一般说来，自 由辩论表现为一个即兴的、相当灵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个辩论队如何保持一种“流 动的整体意识”，始终紧紧地扣住主题进行辩论，这是一项高超的艺术，而在这一艺术中， 起关键作用的正是那位担当收敛角色的队员。他的脑子中始终保持着一个清醒的念头—　“ 使辩论回到主题上去”，每当自由辩论像无根基的浮萍飘向枝节问题或跑题的时候，他就要 站起来发言，把问题重新捡回到主题上来：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跃吧。
　　老实说，二辩手要起好收敛作用是很不容易的。有时对方一讲话就暴露出许多问题，从 而会产生一种力图去驳斥这些问题的“诱惑”，二辩手应当绝对地战胜这种诱惑，紧紧地抓 住最根本的问题实施攻击，从而使整场辩论纳入到我方设定的轨道中去。
　　光确定“收敛者”是不够的，我们还指定另一名队员担任“发散者”。“发散者”的使 命就是在他本人的陈述和自由辩论的过程中起到谈笑风生、纵横捭阖的作用。乍看上去，他 的发言似乎常吵游离于辩题之外，其实，是采用迂回的方法阐明本方的题旨和攻击对方的立 论。“发散者”最好由处在“转”的位置上的三辩手来担当，担当这一角色的队员不仅要知 识面宽，联想能力丰富，而且要思想活跃，善发刁钻之论。
　　如果具有这样的特质，他在场上常常表现得十分活泼，挥洒自如，如入无人之境，从而 在听众和评委中营造出一种新的气氛，并给对方辩手施加心理上的压力，使之措手不及，茫 然不知如何应对。“发散者”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因为他能拓展出一个新的知识空间，拓展 出辩论赛的深度和广度，然而，归根到底，“发散者”应当服从“收敛者”，紧紧扣住主题 来辩论，离开主题来发散，“流动的整体意识”就瓦解了，代之而起的已是五光十色的语言 碎片，这乃是辩论之大忌。
　　正如在科学研究中一样，在辩论中，保持收敛式思维和发散式思维之间的“必要的张力” 也是至关重要的。
　　辩论运思与哲学运思的关系众所周知，辩论运思的根本特征是追求表达的严密性、一贯性和明晰性，辩论语言常要 求能体现出巨大的逻辑力量，犹如章鱼之足把对手、评委和听众紧紧地抓住，使他们乖乖地 跟着辩手的思想走。而哲学运思则不同，特别当它达到思辨的境界时，它追求的是一种差异 或对立的沟通和融合，常常会体现出辩论运思所达不到的思想高度，使评委和听众产生一种 豁然开朗的感觉，即他们不仅在听辩论，而且在思想上接受了某种新的感召。如果说，辩论 运思旨在取胜，因而是一种求器的意识的话，那末哲学运思则旨在展示一种思想意境，因而 是求道的意识。
　　当然，要是在辩论中只停留在抽象的、思辨的哲学运思中，这样的辩论是很难吸引普通 的听众的，然而，如果完全缺乏哲学运思，这样的辩论也会显得索然无味。哲学运思不仅能 体现思想的深度，显示思维的伟力，也能帮助辩论运思更透彻地分析并领会辩题。我们不妨 把见之于辩论运思中的哲学运思称作为“辩论中的辩证法”。这一辩证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关 系上。我们先来看辩论双方的辩证关系：
　　1.正方与反方
　　人所共知，在每一场确定的辩论中，正方和反方都是确定的。一般说来，正方是在明处 ，辩题已经规定好了，其任务是对辩题本身进行论证，而反方的见解又不得而知，很难进行 有针对性的准备。所以，正方一般说来比较被动。反之，反方在暗处，其立论不易为正方所 把握①。比如“人性本善”
　　这一辩题，反方如果可以自由立论的话，至少有以下三条思路：第一，人性本恶；第二 ，人性有善有恶；第三，人性无善无恶。因而反方的立场是很难捉摸的，而正方立论在明处 ，反方可给他有力的进攻。所以，在辩论过程中，反方的主动性常常是比较强的。但反方也 有弱点，由于受到进攻正方的“诱惑”，对自己的立论的严密性常常缺乏缜密的思考，一旦 正方反守为攻，反方就不易防守。
　　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用辩证的目光来看待正方和反方。如果抽到正方，较易产生防守 心理，为了克服这种心理，可以把自己看作是“反方”，把对方看作是“正方”，这样就能 强化进攻心理，不满足于单纯的防守；反之，如果抽到反方，在进攻心理的支配下，较易忽 略防守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设想自己是“正方”，对方是“反方”，于是，防守意识就 增强了。
　　总之，从哲学上看，正方和反方的概念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不能把它们抽象化、孤立化 ，要善于把对方的心理优势集中起来，以便牢牢地把握辩论的主动权。
　　2.强队与弱队
　　①从本届国际大专辩论赛开始，辩题反方也被明确规定，这样一来，反方原来的优势不 但被取消了，而且由于在自由辩论中正方先发言，而四辩总结又把正方放在最后，因而正方 立场显示出愈来愈多的优势。
　　一个辩论队是强队还是弱队，是比较容易判别的，这从队员的素质和他们在场上的表现 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一般说来，碰到强队，人们既会产生害怕心理，又会扎扎实实地去准 备，务求在比赛中得到较好的成绩；反之，如果碰到弱队的话，人们常常掉以轻心，准备也 不会很认真，因而常会发生“阴沟里翻船”的事件。所以，在辩论中碰到强队未必是坏事， 碰到弱队则未必是好事，要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
　　在新加坡辩论中，当我们在初赛中遇到剑桥队这一强劲的对手时，一方面，我们扎扎实 实地做好准备工作，严阵以待；另一方面，我们又深入地分析了该队的弱点，如年龄大，反 应不快，学历高，观点不易统一等，使队员们看到他们“强”中有“弱”，因而确立了必胜 的信念。在半决赛中遭遇到的悉尼队可以说是比较弱的，但只看到对方“弱”的一面，我方 的斗志就会松懈下来，这是很危险的。于是，我们及时地给队员分析了悉尼队的优点，如一 、四辩手陈词恳切，有很大感染力，辩题也有利于他们立论。这样一分析，队员们认识到， 悉尼队既是“弱队”，又是“强队”，决不可大意失荆州。
　　上述辩证的分析，使我们处在强队面前“不馁”，处在弱队面前“不骄”，从而在三场 辩论中过关斩将，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3.辩护与反驳
　　在辩论双方的关系中，辩护与反驳是一对基本的关系。我们在辩论中经常见到两个极端 ：或是只讲辩护，结果辩来辩去，战场都在自己一方，对对方的立论根本不构成任何威胁； 或是只讲反驳，对对方提出的问题采取避而不答的态度，这也会给评委和听众留下这样的印 象，即反驳者从来不敢正面回答对方的问题，至少是心理上胆怯的表现。
　　显然，这两种极端都是于辩论不利的。正确的做法是把辩护和反驳有机地结合起来。在 这两者的关系中，辩护是基础。当对方追问我们一些枝节问题时，我们固然可以避而不答， 但当对方对我们的基本立论提出疑问时，采取“绕着走”的方式却是很失策的。在这种情况 下，我们必须简明扼要地回答对方的问题，立即进行自我辩护。辩护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澄明 我方的基本立场。这样的辩护正是反驳的必要的阶梯，如果抽去必要的辩护，反驳就会显得 强词夺理，苍白无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辩护也就是反驳。当然，我方在作了必要的辩 护后，对方如果继续纠缠不清，或对方提出的问题，我方在前面的陈述中早已说得明明白白 ，那就没有必要重复地进行辩护，而是要迅速地转移到反驳的层面上，把矛头指向对方的基 本立论和要害问题。
　　反驳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是进攻性的，而进攻乃是辩论取胜之道。这就像踢足球一样， 光是防守的话，至多不过是对方进不了球，但球却不可能滚进对方的球网中去，只有反驳和 进攻，才有可能把“球”踢进对方的球网中去。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反驳是最有效的辩 护。然而，从辩论的全局来看，既应当有辩护，也应当有反驳，两者的结合才能显出理论上 的从容、严密和大度，也能显出作风上的沉着、儒雅和宽容。
　　在分析了辩论双方和辩论方式上的辩证关系后，我们再来看看辩题分析中的辩证关系。
　　1.可能与现实
　　在辩论中，常常会涉及到一些可能性方面的辩题，如19＃0年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决 赛的题目是：“和平共处是人类可能实现的理想”。这一辩题之要害是“可能”这一概念， 南大是正方，台大是反方。台大举了现实生活中许多关于战争、扩军的例子来驳斥南大，其 实，“现实”是无法驳倒“可能”的，因为可能的东西是尚不存在的东西，现实的东西是已 经存在的东西，后者怎么能够驳倒前者呢？比如，在飞机发明之前，人能飞到天上去仅仅只 是一种可能。当时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人从未飞到天上去过。我们能用这样的“现实”来 否定飞机发明的可能性吗？
　　这层逻辑关系对于台大来说是致命的，可惜的是，南大未能及时抓住这层关系，等到后 来意识到时，已经太晚了。这就告诉我们，在分析辩题时，一定要搞明白，辩题所要论证的 是可能性问题，还是现实性问题。如要论证现实性，大谈可能性就没什么用，反之亦然。
　　2.偶然与必然
　　当我们面对着一个必然性的命题，如“教授‘下海’必然导致教学质量的下降”时，我 们一定要认清“必然”这一概念的涵义。所谓“必然”，也就是无条件地是如此。也就是说 ，反方只要举出一个特例，比如某某高校的某某教授“下海”后反而提高了教学质量，就可 把上述命题否定掉。正好像“一切天鹅都是白的”这一命题，我只要举出世界上某处存在着 哪怕一只黑天鹅，这一命题就被攻破了。
　　这就告诉我们，面对着“必然性”的辩题时，作为反方，只要抓住一个偶然的实例，就 足以在逻辑上摧毁正方。当然，如果在辩论前抽到了正方怎么办呢？这就需要为这一“必然 性”的命题设置一些条件，从而弱化其在逻辑功能上的极端性，但这常常要借助于一定的诡 辩手段才能做到；同时要大大强化正方立论在理论、事实层面上的说服力，以弥补这一逻辑 上的弱点。
　　3.主流与支流
　　有许多辩论题目会涉及到主流和支流的关系问题，如“卫星电视的发展利大于弊”（正 方）和“卫星电视的发展弊大于利”（反方）就是这样的一个辩题。不论是哪一方，总要把 自己为之辩护的方面作为主流，把另一方则视为支流。对这层逻辑关系，在整个辩论的过程 中应当保持清醒的认识。
　　对这层关系，现实生活中有不少形象的例子可以加以说明。如在吃饭的整个过程中，“ 吃下去”是主流，“打噎”是偶尔发生的事情，是支流，我们当然不能“因噎废食”；又如 ，生小孩，小孩的诞生是主流，生小孩中带出一些脏东西则是支流，能因为这些东西的存在 就拒绝生小孩吗？再如，交通发展了，便利了大家，这是主流，每年发生的交通事故则是支 流，能因为交通事故的存在就下令所有的车子都停开吗？显然不能。自觉地意识到主流和支 流的关系，就能对这类辩题应付自如。
　　上面，我们简略地分析了哲学运思在辩论中的作用。显然，辩论运思还停留在形式逻辑 的层面上，而哲学运思则超越形式逻辑，达到了辩证逻辑的高度，因而能探幽触微，充分显 示出思想的穿透力。
　　上面谈的十大关系是我们在辩论中必定会遇到的，但并不等于把辩论中所有的问题都言 穷了。辩论是一个活生生的、永远开放的过程，辩论的经验也可以在实践中不断地创造出来 .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是常青的。”我想，辩论经验和辩论实践之间的关系 也应该如此。也正如黑格尔在批判康德时说的，在岸上学游泳是学不会的，只有跳进水里， 才有可能真正地学会游泳。因此，对有志于辩论事业的青年人，我们不妨提出如下的劝告：大胆地走向辩论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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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新加坡辩论感想 王沪宁 一　狮城之旅新航806号班机飞速地冲出跑道，冲向蓝天。眼下是一片无尽的汪洋大海，碧波万顷 .我们离开了新加坡，我们离开了狮城。九天的紧张生活结束了，复旦大学的辩论队取得了 “首届国际华语辩论赛”的冠军，战胜了台湾大学的辩论队，似乎重演了1988年的景象 .1988年，复旦大学派队来狮城参加辩论，在决赛中遇到台湾大学队，双方就“儒家思 想可以抵御西方歪风”这样一个命题展开激烈的辩论，唇枪舌剑，最后战胜台湾大学队，获 得冠军。
　　此次来狮城辩论，复旦大学队由领队兼教练俞吾金教授带队，由姜丰（担任一辩）、季 翔（担任二辩）、严嘉（担任三辩）和蒋昌建（担任四辩）同学组成辩论队。学校命我担任 辩论队的顾问，这大概是1988年曾担任过复旦大学辩论队教练的“副产品”。在新加坡 一共九天时间，连续辩论了三场，搞得人困马乏，精疲力尽。第一场与实力强大的剑桥大学 队辩论“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我们是反方，要论证“温饱不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 .取胜后，与悉尼大学队辩论“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我们又是反方，再次 取胜。
　　最后，决赛与1988年的老对手台湾大学队辩论“人性本善”，我们还是反方。这次 辩论，我们戏称是“一反到底”。新加坡 报纸在比赛前曾经发表评论说：这一次是复旦大学队重演历史呢？还是台湾大学队雪耻呢？ 大家拭目以待。虽然言重了一点，因为毕竟是一场辩论赛，没有那么大的“社会意义”，但 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队的心态和人们的期望值。结果，队员们战胜了台湾大学队，夺 得冠军。我想起杨福家校长有一次来看我们的时候说：“这件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当然是对队员们的严格要求。事后才能说，同学们没有辜负大家的殷切希望。
　　新加坡，是一个我有许多美好回忆的地方。认识新加坡，完全是因为辩论。1988年 ，我第一次踏上新加坡，就是来参加大专辩论的，当时由伍贻康教授作领队，我做教练。我 也算是对这块土地有一种特殊的“辩论情结”吧。新加坡是一个小国，但是是一个现代化后 的国家。到了新加坡，你就会惊叹这20年中新加坡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我们从上海虹桥 机场搭乘东方航空公司的班机抵达新加坡新建的樟宜机场，据说这是亚洲第一大、第一流的 现代化机场。我匆乙看了一下，其宽大、富丽、电子化的程度，不亚于旧金山机场、纽约的 肯尼迪机场或法国的戴高乐机场。上海的机场相比之下就逊色很多。新加坡的城市建设也是 亚洲一流的，摩天大楼此起彼伏，街道整齐。高速公路、立交桥、地铁都是现代水平的。最 典型的建筑是乌节路两旁的建筑，所有的旅馆、购物中心、写字楼等都按计划建成，美观大 方，很有气派。西方国家的一些旧城区，还不能与之相比。难怪许多来自西方的观光者说： “这不是东方，这是西方，这完全是西方的文明！”有一位新加坡的知识人士对我说：“为 什么这不能是东方的？过去许多西方人认为，东方人在文化上落后于西方，不可能创造西方 式的文明。”今天的世界已经打破了这种说法，新加坡就是一例。
　　新加坡人对现代化的成就颇引以为自豪，在这方面，交口称赞政府在这方面干得不错。 让我们来看看几个统计数字吧。1960年，新加坡国民生产总值为21亿美元，1985 年达到163亿美元，25年间增长7倍。1985年人均国民收入为6600美元，19 92年达到16，000美元，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在新加坡有身份的人，家里的陈设和装 饰与欧美无多大差别，一般都拥有私人小汽车。据说下层的人生活达不到这个水平，但也不 差。1988年，新加坡广播局一位负责接待我们的二十几岁的小姐，自己有一辆轿车。有 一次开来一辆乳白色的豪华“奔驰”轿车，带我们去看市容。她说这辆车是她父亲的。我想 在欧美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买得起这种名牌轿车的。很多人还是开着大众型号的车子。当然 ，新加坡人也非人人买得起私车。新加坡人有一句戏语，叫“私车是第二个太太”。言指私 车开支太大。但从一般情况看，有车的人为数不少。
　　新加坡的市场也是异常繁荣，商店里五光十色，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各类商品应 有尽有，供应充足。由于新加坡经济发展快速，周围国家纷纷向其输出商品，市场上的水果 大多来自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有些海鲜来自日本。新加坡币可以自由兑换外币。这就形 成一种效应，有了新加坡 币就等于有了美元等外汇。所从许多人向新加坡输出商品。美国战后的迅猛发展，实际上与 美元的世界地位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总之，从各方面观之，新加坡都是一个现代化了的社会 ，与西方国家差别不大，在有些方面还略胜西方某些国家一筹。
　　可惜的是，两次去新加坡，均是为了辩论，紧张的辩论使我们无暇顾及深入地考察和分 析这个社会。大家基本上是旅馆、餐馆和辩论场“三点一线”。每天晚上讨论和分析辩题， 直搞得面如土色，在外面还要强打精神。搞辩论这种事，如同穿上了“红舞鞋”，欲罢不能 .初赛之后，要准备复赛，复赛之后，要准备决赛，间隔只有两天。而被淘汰的队伍，虽然 心有戚戚焉，但也如释重负，可以轻松地去看新加坡这个美丽的城市。新加坡广播局特意组 织各队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去参观，我队未能前往；到名字十分浪漫的圣陶沙去，我队也没能 去。我只能开玩笑地说，以后回上海，到南京路上的圣陶沙饭店去体会一下吧。以至最后离 开新加坡的那天早上，我突然发现我的箱子里除了我的衣服之外，没有什么当地的东西。所 幸是脑子里充满了对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的印象和感觉。
　　决赛之后，我们与复旦大学在新加坡的校友张洪明博士一起登上我们下榻的五星级饭店 ——文华饭店的顶楼，畅饮啤酒，疏散一下几天来积累的劳累。望着外面五彩缤纷的霓虹灯 ，望着在辩论中有精彩表现的队员们，望着漫天闪烁着的星斗，在我的思绪中，萦绕着辩论 中那些感人至深的话语：复旦一辩：古语说：“人无好恶是非之心，非人也。”人有理性，能够谈道德，这正是 人和动物的区别所在。无论是饥寒交迫还是丰衣足食，无论是金玉满堂还是家徒四壁，人都 能够而且应该谈道德。（第一场陈词）
　　复旦二辩：人性本恶是古往今来人类理性认识的结晶，早在两千多年前，所谓人类文明 的轴心时代，荀子的性恶论与犹太教原罪说便遥相呼应。而到近代，从马基雅维利到弗洛伊 德，无一不主张人性本恶，这难道仅仅是历史的巧合吗？不。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一语道破 了天机：“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性本善是说出了一种伟大的思想，但他们忘记了，当他们说 人性本恶时，他们是说出了一种伟大得多的思想。”（第三场陈词）
　　复旦三辩：认识到人性本恶，实际上不是人类的耻辱。真正应该反省的，是面对着真理 ，却不敢去正视它。其实，人类社会演进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人的尊严这种虚假的 虚荣被不断剥去的过程。我们看到在神学的灵光笼罩之下，人类曾经是相当的夜郎自大。但 是，哥白尼的日心说抹去了人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达尔文的进化论揭示了人与动物之间必 然的内在联系；而弗洛伊德则披露了，在理性的冰山尖之下，人的巨大的本能冲动与欲望。 今天，我们只有真正认识到人性本恶这一基础，才能做到抑恶扬善。（第三场陈词）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是胜利了，但是我队今日胜利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学 生们巧舌如簧吗？是学生们在场上突然有超人的发挥吗？还是对方没有有力地攻击我们呢？ 所有的辩论均结束了，但是这些问题却显然比所有的辩论更重要。
　　二　人格之力回答这样一些问题并不容易。我们这次胜利了，当然我们可以说许多话，因为胜利者总 是有理的。但是，我想还是要平心地来分析这个问题，即要找出即使失败了也能站得住的说 法。关于辩论，实在有许多技术性或理论性的问题可谈。我想我不多谈这些，而是谈一谈一 名顾问的一般感觉。也许能对回答以上问题有所裨益。
　　辩论，首要是要有出色的辩手。应该说，我们这次选出的辩手是出色的，优秀的，难得 的。但是，没有人是天生的辩论家，都有一个磨练和成长的过程。什么叫一名合格的辩论队 员，什么叫一名优秀的辩论队员？不是一个很好答复的问题。我是很喜欢我们的这些队员的 ，包括辩论队的替补队员张谦和何小兰，以及作为陪辩的我们国际政治系的研究生们。作为 一名老师，我一直说，最大的愿望就是教几名好的学生和写几本好的书。时下，老师们常常 怀疑有没有好学生——参与辩论赛，告诉我一个最生动的事实，那就是在复旦的校园里，在 中国的土地上，我们有绝对优秀的学生，不比任何世界著名学府的学生差。
　　第一次到新加坡广播局试音的时候，我方几位队员简单地讲了几句话，为的是调试音量 .韩昌建一开口，他那特有的男中音和有魅力的嗓音，就吸引了大家。新加坡广播局的郭奕 好小姐，就向我这里看，并伸出大拇指。意思说你们的队员不错。我摇了摇手，意思是不敢 过早下结论。在第一场与剑桥大学队辩论结束后，听众对复旦大学队颇有好感。中央电视台 这次是主办单位之一，他们来的三位先生，谢青、张元书和潘跃，对我们的队员也很有信心 .这一切均是他们自己人格的力度，主要是这个，而不是能说会道。
　　在比赛的日子里，我反反复创地比较了我们的学生和其他队的学生，我觉得各国和各地 的学生各有千秋。我们的学生有自己鲜明的特点。这些特点体现在他们的知识结构、心理特 征、思维方式和处世为人上，体现在他们的辩论技巧、理论基础、世界认知和理性能力上。 一句话，体现在他们的人格上。所以，如果给我自己提出的问题一个最抽象的回答，那就是 辩论的胜利是人格的胜利。这个回答也许太大而无当了。
　　但是，我的确是这样认为的，也相信这是一个最能表达我的意思的概念。我不是说他们 的人格已经无比伟大了，而是说他们在这个校园中、在这个社会中、在这种文化中、在自己 的人生旅途中，形成了自己的人格，阶段性的人格。在辩论中，则构成了自己的“辩论人格 ”。
　　任何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都不能摆脱世界加于他的竞争和压力。在这个纷繁的 世界上生存的基本依据是什么？从人本身来说，从现代的观念来说，基本的是人所有的人格 .世界是如此，社会是如此，人生是如此，辩论也概莫能外。
　　实际上，一支炉火纯青的队伍，一些辩才无碍的辩论队员，最重要还是能回到“本能辩 论”的境界上来，这才是最好的队伍和辩才。所谓“本能辩论”指的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训 练和自己的刻苦磨练之后，能够把学得的知识和技巧变为自己本能的东西，能够随心所欲地 加以使用，而不再拘泥于教条的原则和理论。辩论是有一定的技巧的，而且这些技巧也不是 那么容易掌握的。真正掌握了辩论技巧的，应该使这些技巧成为自己的本能，即可以在辩论 场上不加思索地运用，可以自如地运用，不需要在场上多思考在什么情况下应该用什么样的 技巧。对于辩论所需要的其他方面，也一样，如知识、情感、逻辑、材料、反应、幽默、机 智等等。我常常想，当一个辩论队员的自然表现就是设定表现的时候，当一个人的设定表现 就是自然表现的时候，他就进入了辩论的佳境。所谓“设定表现”可以说是训练要求的表现 ，或者说辩论要求的表现。所谓“自然表现”指的是一个人的“本能的”表现。
　　只有当辩论发展至“本能辩论”的时候，才可能会有机智和幽默，有知识的最恰当的运 用，有灵敏的反应。我一直十分欣赏在选拔赛的时候，一位队员的反应。当对方一位同学说 “毛驴没有污染，但是你能骑着它走上杨浦大桥吗？”这位队员的反应是“难道你认为毛驴 真的没有污染吗？”引起了听众的热烈反响。这一回合，不能说特别的精彩，但是一种“本 能辩论”的最好的反映。“本能辩论”要求能够把自己身上每一条辩论神经均迅速地调动起 来，迅速动员自己大脑皮 层的每一个兴奋点，这里的时间往往只有一、二秒钟，甚至更少的时间。没有这样一种反应 ，在辩论中就很可能陷入被动。
　　与本能辩论对应的是“机械辩论”。“机械辩论”就是不能把辩论的所有要素变成自己 的东西，只能刻板地、僵化地使用辩论的要素。从辩论来说，基本的要素包括：逻辑思维的 能力、理论分析的能力、事实使用的能力和价值判断的能力。逻辑主要是对辩题的分析，或 者说叫审题，主要是为了更好地确定自己的阵地和进攻路线。理论是为了加强己方立场的基 础和立论的可信度，是为了说服听众和评委。事实的运用指的是驾驭材料的能力，运用材料 来论证和辅佐自己的理论和观点。价值判断实际上是辩论中的一个核心环节，即对一个问题 我们的基本信念是什么，没有这样一个价值判断，整个立论就有可能立不起来，或者立得不 高，只有具备较高的价值判断，辩论才能有确定的信念和充分的感召力。新加坡式的辩论虽 然不是辩论真理，但是整个理论必须合情合理，引人入胜，不然就没有辩论的骨架。
　　这些要素，能不能在辩论中得心应手地得到应用，在辩论状态下，是不是进入到呼之欲 出的状态，对辩论来说至关重要。“本能辩论”就是所有这些要紧的使用都达到随心所欲的 临界点，针对辩论场上的风云变幻、起伏跌宕，可以从容应付，游刃有余。进入到这个境界 ，一切的技巧和辩论格式的说教均苍白无力，发自内心的本能辩论是势不可挡的。这就是人 格的力度。
　　说到人格的力度，我想它是由多种因素组合成的。辩论的人格力度也一样，最有优势的 辩论队伍是，一上场大家就被你们的人格所吸引，所折服，无形中发散出一种力量，一种气 势，一种能量。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是难上加难的。人格的力度包括了以上各种要素，其中 价值判断是关键，即对一个问题的基本信念是确立人格的核心。我们在三场辩论中，队员们 均确定了自己基本的价值判断。尽管立场是抽签决定的，但是对一个不能选择的立场，我们 还是必须确定自己的信念：
　　第一场：温饱不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
　　复旦一辩：雨果说过，“善良的道德是社会的基础。”道德是石，敲出希望之火，道德 是火，点燃生命之灯，道德是灯，照亮人类之路，道德是路，引我们走向灿烂的明天。（第 一场陈词）
　　第二场：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
　　复旦四辩：当艾滋病给人类造成巨大的威胁的时候，它向人类社会的发展提出了一个严 肃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我们有物质昌盛的时候，人类的精神家园究竟在哪里呢？我 们说，我们对这个要有一个价值判断。我们应该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依归，来修复已经饱经沧 桑的精神家园，使他们的生命搏击出生活的健康、理性和美丽，这才能安慰成千上万长眠于 地下的艾滋病患者屈死的灵魂，才能启示将接济人类文明火种的子孙后代！（第二场陈词）
　　第三场：人性本恶
　　复旦二辩：尽管我们承认人性本恶，但并不意味着人类的前途一片黑暗。人之所以能成 为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并不因为他白璧无瑕，完美无缺，而在于他有认识自己的勇气 ，承认人性本恶。人有判断是非的理性，能够扬善抑恶。（第三场陈词）
　　三场中，第一场我方比较容易确定价值判断，因为立场是正面性的；第二场基本上是一 个中性的辩题，也不属太难；困难的是第三场，人性本恶，在这样的一个立场上，如何来确 定自己的价值分析，对整个辩论的取胜和队员的心态，有着纲举目张的作用。我们经过仔细 分析之后，认为虽然是要讲人性本恶，讲人性中的阴暗面，但是还是要确立起较高的价值判 断，我们决定在谈人性本恶的同时，强调教化的作用，突出抑恶扬善。这样就确定我们的价 值分析有一定的水平，可以在辩论中进行居高临下的作战。
　　辩论当然讲究辩论技巧，技巧分为个人技巧和整体技巧。但是所有的技巧只有变成本能 的辩论的时候，才是内在化的东西。逻辑、知识、理论、技巧、幽默、机智、材料、推理、 表达、反应等等，这一切构成了人们的辩论人格。有了辩论人格，也就有了个人的魅力和风 格。这组成了辩论人格的重要部分。辩论的一大部分，是对听众的吸引力，或者说是要征服 听众，没有这样一个反应的群体，辩论的效果便不会产生，辩论本身也没有情趣。征服听众 有多种方面，理论、陈述、表达均是一端。但是，不能忽视的一个基本力量是辩论队员的个 人魅力和风格。个人的魅力和风格只有在进入了“本能辩论”的时候，才能淋漓尽致地表现 出来。19＃3的的队伍，大致有一个风格的设计，或者说叫“风格主义”。辩论必须是有 风格的，不能千篇一律，一个模式，这样既不利于整体的力量的发挥，也不利于队员个人的 能力的发展。根据我方队员的基本特点，我们大致有一个风格上的构想：姜丰是“静美”， 季翔是“重力”，严嘉是“俏活”，蒋昌建是“儒博”。这些设计基本是根据每个人的特点 ，也根据一支辩论队搭配的需要。在实际的辩论中，他们很好地表现了自己的风格，显得整 个队伍既整齐，又各有千秋。
　　在辩论中，队员表现出了一定的人格的力度：剑桥四辩：……第二个问题，我们李光耀总统当初推行道德建设的时候，是不是也同样 发展了经济建设，不然哪会有今天丰衣足食的新加坡社会。
　　复旦四辩：首先指出对方一个常识性的错误，李光耀是总理而不是总统。（掌声、笑 声）我方认为“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我请问对方一个问题： 贫困的社会中有没有道德？（掌声）（第一场自由辩论）
　　剑桥三辩：对方一直回避这样的问题：超道德行为到底是不是道德行为？请对方回答。
　　复旦三辩：超道德当然不是道德。但如果按照对方的逻辑，那么裴多斐的《自由与爱 情》诗大概就得改成：爱情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温饱故，两者皆可抛了。（长时间的 掌声）（第一场自由辩论）
　　悉尼二辩：那么我想请问对方同学：如果一个1—2岁的婴儿被感染，你对他进行性安 全教育是必要的吗？
　　复旦三辩：……至于说到婴儿，当然我们不能进行性安全教育，但是对他的母亲当然要 进行教育，这样才能防止艾滋病的母婴传染啊。（掌声）（第二场）
　　悉尼三辩：那我倒要问对方同学，如果我们今天发明一种可以控制艾滋病的疫苗，那会 有什么社会问题呢？
　　复旦二辩：如果的话，整个巴黎可以装在一个瓶子里，如果人类不存在，艾滋病还有没 有啊？（掌声）
　　复旦三辩：我们不能仅仅让医学来参与！在非洲许多地方，艾滋病已经导致了“千山鸟 飞绝，万径人踪灭”，还要让医学这个“孤舟蓑笠翁”来“独钓寒江雪”吗？（第二场自由 辩论）。
　　台大四辩：我倒想请问对方辩友，在人性本恶之下，我们为什么要法律，为什么要惩治 的制度呢？
　　复旦一辩：对呀，这不正是我方观点嘛！（笑声，掌声）如果人性都是善的，还要法律 和规范干什么？（掌声）
　　辩论辩到这种境界，虽然远不能谈绝顶，但也是很不容易的。我深切地体会到，辩论的 胜利是知识的胜利，智慧的胜利，智商的胜利。在整个辩论中，队员的人格的力度是那样的 重要。队员的人格，当然不是仅仅在辩论中和在训练中获得的。一个人的人格的形成，是一 个复杂的社会过程。有社会的熏染，有个人的耳濡目染，更重要的是个人的修炼。有人问我 ，怎样才能训练出好的队员，我的回答是：“首先要告诉队员如何做人，因为训练是一时的 ，而做人是一辈子的。”因为，以滋养一辈子的人格来支撑辩论的话，这才是最有力度和力 量的。
　　三　逻辑之辩逻辑，是辩论中的核心部分，没有清晰的逻辑设计，遇到一支强大的队伍的时候，是不 能战而胜之的。逻辑设计，是一个骨架，本身没有太多的内容，不如理论那样高雅，不如事 实那样多样，不如价值那样感人。但它，却是辩论中的灵魂。我方的一辩基本上在每场均承 担着说明逻辑设计的任务。因为每一次的逻辑设计均较为复杂，要花不少时间来表述，这样 就可能影响一辩本人风格的发挥。有时，一辩往往是在痛苦之中的。但是，为了整体的气势 ，必须为之。我很内疚的是，有时老师们要强制性地执行，显得面目狰狞。这充分说明了逻 辑设计的重要性，实际上是辩论的生命线。
　　一般人看辩论，不会过多地去分析其中的逻辑设计，但是，对于谙于辩论的人来说，最 重要的一环就是看逻辑设计。水平高的评判也是首先注意这个问题。逻辑是骨架，就像造高 楼大厦一样，先要有钢骨和架构，然后才能有墙，有层，有装饰，有其他种种设计思想的实 现。辩论也一样，先要有骨架，然后才是理论、事实和材料的组合。当然，在分析逻辑关系 的时候，也要有理论、事实和价值的参考系，因为逻辑不是凭空而来的，是以对理论、事实 和价值的掌握而来的。
　　我这里讲的是逻辑设计，因为这里有基本的逻辑原则，但是不完全是逻辑原则的反映。 因为这种辩论一般情况下讲的逻辑，包括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但是，辩论有时是一种设定 的立场，那就要有一点辩论的逻辑，或者说是“诡辩的逻辑”，这可真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了 .所以只能说是逻辑设计。关键是自己的立场要能自圆其说，建立一个牢固的防线，固若金 汤。同时要分析对方可能的逻辑，设计进攻的路线，分析对方可能的进攻路线，进行防御， 这就是逻辑设计的意思。虽说是逻辑设计，但是主要的是一般逻辑原则的运用，万不得已才 能使用“设计”。因为，辩论要合情合理，要以理服人，不能单靠诡辩，这样是不能取胜的。
　　辩题下来之后，辩论队进入了最紧张的阶段，因为对三个题目的五个方面要进行逻辑设 计，这很繁重。那几天，大家均患了逻辑病。每天在想“逻辑设计”。整天围坐一圈，讨论 逻辑设计。从一个点开始，画逻辑的圈，什么地方画不圆了再寻找新的点，再画，直到画圆 为止。有时，今天画正方的逻辑的圆，明天就画反方的逻辑的圆。这是一种痛苦，不断地换 脑子，洗脑子，如果不这样，就会跟不上讨论。有时，如坠云里雾里，自己也弄不清是在讨 论正方还是反方。好在大家集思广益，确定了三场辩论五方面的逻辑设计。其他的不说，来 看以下我队实际运用的三套逻辑设计。
　　第一场辩题反方的分析
　　总体：人存在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人有理性，理性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谈道德，走向温饱的过程中尤其应该谈道德。
　　审题：温饱——社会总体上无食之困（贫困——温饱——富裕三个发展阶段）
　　谈道德——个人修养社会弘扬政府倡导谈——道德教育、道德宣传、道德鼓励、道德舆论、道德研究、道德讨论等必要条件——（正方）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逻辑准备：能不能——事实判断应不应——价值判断不能够——不应该不能够——但应该能够——应该能够——但不应该应该——但不能够应该——也能够不应该——但能够不应该——不能够总体逻辑设计是这样的：道德被规定为一种人类社会的群体规范，因为有人产生时道德 就产生了，它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道德基于人的理性，而不是基于人的肠胃，因 而有后来辩论中反驳“肠胃决定论”。因为谈道德是基于人的理性，而人存在就有理性，有 理性就有条件，因而在任何情况下均可以谈道德。后面一项是价值判断，即在贫困的社会中 尤其应该谈道德，实际上也是间接地攻击对方的立场。审题的逻辑设计是：温饱是辩论中显 然会发生争论的概念，对方会压低温饱的内涵，把温饱等同于贫困甚至生存，这样有利于他 们的立场。而我方认为温饱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状态，不同于贫困，更不同于生存 .所以，规定了社会总体上的，而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这是一种逻辑上的防线。后来的辩 论中，果然对方是用生存来代替温饱的概念。谈道德，我方也放得比较宽泛，包括个人、社 会和政府，在这三个层面上，任何一个谈了道德，就是谈道德，那么这里的事例数不胜数。 谈，我方也规定得比较宽泛，也是为了做一个大的筐子，来装对方的逻辑设计。后面，也做 了比较复杂的分析，主要就可能和应该的关系如何来辩论。因为对方可能说：在温饱以前的 情况下谈道德是应该的，但是是不可能的，也就是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问题。如果这样进 攻的话，我方还是要有准备，因而排了很多的关系，准备与对方打逻辑大战。
　　第二场辩题反方的分析
　　总体：艾滋病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远远超出了医学问题，艾滋病在社会中发 生和发展，必须用社会系统工程加以解决，因而是社会问题。
　　医学对艾滋病无能为力，人们不能坐以待毙，医学只是参与了控制艾滋病，但参与不等 于就成了医学问题。
　　审题：艾滋病——获得性免疫能力综合缺损症，由H1V病毒感染引起，无论从产生、 发展和解决途径看，它都不能脱离社会整体的力量。
　　是——“属于”和“归属”的意思。
　　医学问题——从产生、发展和解决途径看都属于医学的问题。
　　社会问题——从产生、发展和解决途径看都属于社会的问题。
　　第二场的辩论题目看上去比较一般，但实际上也很不好整。因为这个题目规定的立场太 死，因为要说艾滋病不是医学问题，只是社会问题是不合一般常识的。怎样在逻辑上自圆其 说，十分重要。总体的逻辑设计是：艾滋病给社会带来的危害超过了医学范围，医学解决不 了，要用社会系统工程来解决，因而是社会问题。逻辑是从问题的产生、发展和解决途径来 确定的，我方把艾滋病的产生、发展和解决与社会密切结合起来，谈到生活方式、价值观念 、现代社会的理念、治疗需要的社会手段、艾滋病患者的生活问题，等等。把艾滋病引起的 问题扩大，而正方要把艾滋病限于病本身。这是双方可能激烈交锋的地方。这里，我方用了 比较多的“辩论逻辑”。如后来反问的：艾滋病究竟是社会出了问题，还是医学出了问题。 我方还举例说：当一个老人被汽车撞倒之后，要送到医院去医疗，那它也是医学问题，不是 交通事故了？！以及如果医生参与就是医学问题，那么战场上有医生，战争也成了医学问题 .等等。这里讨论的是“问题是什么”的问题，逻辑上有点搅。有的时候，要搞到对方混乱 我方清楚，那就占了优势。当然，第二场的基本价值判断是：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根治艾 滋病，大家共同来制服这个“世纪恶魔”。
　　第三场辩题反方的分析
　　总体：人性是由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构成的，人性是本恶的，通过后天的教化，人性可 以改变，甚至产生伟大的人格，因为人有理性。
　　审题：人性——由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构成的，自然属性指人的无节制的本能和欲望本——本来的、先天的恶——本能和欲望无节制的扩张，善是对本能的合理节制事实层面——人性本恶价值层面——人性向善第三个辩题比较难，因为这个问题在理论界争论了这么多年，也没有结果。后来在最后 的告别晚会上，遇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位教授，他说题目是他出的，出的时候也没有多 想，想到就出了。我说你可苦了我们了。大家一笑。从总体上来说，我方认为人性包含了自 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部分，自然属性本来是恶的，但后天可以向善。这里的问题要设计： 人性是可变还是不可变的，经过分析可能还是可变比较合情，主要是要对很多的环境因素对 应。人性可变，教化的作用就可以突出来，也可以说我方不是悲观主义者。而恶，我方规定 它是人的欲望和本能的无节制的扩张的倾向，而不是欲望和本能本身。这是有本质区别的。 后来辩论中台湾大学队没有弄清这一点。合理的欲望和本能也是可以接受的，不然我方会陷 入被动。而无限扩张的倾向才是恶。但是，人不同于动物，人有理性，可以向善。这里又提 出事实层面和价值层面的问题。
　　逻辑上我方要解决的难题是：（1）恶花如何结出善果。我方的逻辑设计是：如果人人 皆自利，无人能自利，因此在冲突中产生权衡和制约，这就是最早的善源。因为我方的理论 是对无节制的欲望和本能的合理节制就是善，那么有了节制，就有了善。（2）什么是恶。 开始罗列了不少恶的行为，如占有、攻击、自私等等，但是后来发现太具体的恶反而不好辩 ，因为所有的具体的恶都是在后天的社会中发生的。最后归纳到上述那个抽象的恶的概念。 （3）教化如何能改变人。我方的逻辑设计是：人是有理性的，有理性就能接受教化。在设 计这个逻辑时，要防止对方的反驳，即理性已经表明人不是本恶的，因为理性这个概念有一 些模糊性，通常人说这个人有理性，是讲的一种善。所以队员们在讨论中，又对可能来的攻 击作了准备，这就是这里说的理性是人这种物种的能力，而不是社会和文化意义上使用的理 性。它是人的一种推理和接受的能力，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所在，但它是一种机能性的东 西，要在后天的社会中才能发挥作用。这样的一个逻辑防线，又可以抵挡对方攻击我方不能 区分动物和人的可能性，因为我方对于人性和恶的规定性中均谈到自然属性的本能和欲望。
　　限于篇幅，我不能在这里长篇大论地来分析逻辑设计，点到为止吧。逻辑设计，说到底 ，就是做一个大筐，把对方的逻辑包括进来，这样的逻辑设计就有利。如果你的逻辑设计被 对方包括进去了，你就会被动。关键是这样一个大筐如何来做。每次辩论都不同，每个场合 都不同，还是要应变。
　　对于辩论队员来说，一以贯之的逻辑推理和逻辑分析的能力当然是至关重要的。场上辩 论，什么叫反应快，那就是在最短的时间里把握对方的逻辑关系，我一直开玩笑说，在场上 ，要求像一台一秒钟能运算几百万次的大规模计算机，这样才能反应过来。同时，抓住对方 的逻辑缺口，予以攻击，叫作“打蛇要打七寸”。如果在逻辑上没有把握住对方的设计，这 个“七寸”是打不到的，打不到就打不狠，打不死。场下的逻辑设计固然重要，但是关键还 是队员个人的逻辑能力。真要练习辩论的话，就要多练自己的逻辑分析问题的能力。不过， 逻辑能力又不是孤立的，与一个人的总体素养休戚相关。
　　四　幽默之竞辩论中很重要的一点，或者说新加坡这种形式的辩论，要求人们在辩论中有较敏感的幽 默神经。辩论，一是要说理，要“理”来“理”去，二是要有说服力，征服评判，征服听众 ，这就需要有一定的幽默，要“幽”来“幽”去。在辩论中，有没有幽默，大不一样。幽默 有几大好处：一是可以鲜明地表达你的观点，可以使大家在一种舒畅的心情中认同你的观点 ；二是可以营造场上的气氛，获得优势，使观众倾向于自己这一方；三是可以给对方产生压 力，一旦一个幽默发生了效应，场内的气氛就会转化，转化到对我方有利的一边来，这样对 方就容易产生心理上的紧张。一般来说，在场上，队员经常发生这样的问题，如果对方在幽 默方面得到的掌声超过了自己，就会有心理上的压力，就会觉得整个士气有所低落，如果没 有很好的心理素质，很可能就会打不起精神来；四是可以给自己一方鼓劲，如果在辩论中有 不少幽默获得了效果，自己的情绪也会高涨，会越战越勇，越战越精。一般在辩论中，大家 均是力图运用幽默的。1988年的时候，我们已经把这种战术称为“幽默炸弹”。每次上 场，个人均要带一些“幽默炸弹”，来轮番“轰炸”。
　　这次辩论中，应该说，队员在幽默战术的运用上是成功的，大家的幽默神经是灵敏的。 在场上，往往能在这个方面取得主动，赢得场上的观众。观众往往被队员的幽默所征服。
　　他们说的一些话，可以说非常精彩：复旦三辩：请大家想一想，看暴力片、色情片，是从来没有什么公开倡导和鼓励的，但 为什么那么多的人趋之若鹜呢？（掌声、笑声）（第三场陈词）
　　复旦四辩：在评选模范丈夫时，你能告诉我：“这个模范丈夫本性是好的，就是经不起 美色的诱惑”吗？（掌声、笑声）（第二场自由辩论）
　　复旦一辩：要知道医学这个狭小的概念是装不下艾滋病这个“世纪恶魔”的，对方辩友 ，请千万不要让大象在茶杯里洗澡。（第二场陈词）
　　复旦二辩：在医院里发现的就都是医学问题吗？在医院捡到别人丢的一把钥匙，这把钥 匙就成了医学问题喽？（掌声、笑声）（第二场自由辩论）
　　幽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许多书都谈幽默，似乎有许多的理论，但是从书本上学到幽默 的人是很少的。幽默是一个人的综合素质的反映。我总觉得，幽默是来自人对一种事物的高 超的把握，是对一种知识的随心所欲的驾驭，是对一种材料的透彻的认识。只有你觉得自己 在一个方面的把握绝对高于对方的把握，你就有了幽默的可能。另外，幽默要与一定的场景 结合起来，要了解人心和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包括历史、社会、文化、风土、时事等等各个 方面的知识。有时可以取材于大家熟悉的事情，如地名、歌名、人名或者什么掌故、材料等 等。如：复旦四辩：我们多次问对方，善花里如何结出恶果，对方说要浇水，要施肥呀。那我就 不懂了，大家都承蒙这个阳光雨露的话，为何有那么多的罪行横遍这个世界呢？难道这个水 、那个肥还情有独钟吗？为何要跟恶的人做一个潇洒的“吻别”呢？（掌声、笑声）（第三 场陈词）
　　这里取了著名的香港歌星张学友的一首流行歌曲的歌名。更深一层的背景是：在第三场 比赛开始的时候，台湾大学队的四辩在试音的时候，提出要给大家唱一首《吻别》，也是为 了拉一点观众，或者说做“秀”吧。但是，主持人说时间不够，没有让他唱。这里我方四辩 运用了对方想要告诉大家的一个意境来做这个幽默，同时也调动了大家熟悉的东西，引起了 很好的反响。
　　复旦三辩：日本可算是富甲天下了吧？但是政坛丑闻却不绝于耳。竹下登被贿赂蹬下了 台，宇野宗佑被美色诱下了水，而金丸信呢？终究未能取信于民。（掌声，笑声）（第一场 陈词）
　　这里运用了时事中的材料，也正好是日本政坛风云震惊世界的时候，大家均很熟悉，但 对日本政治中这些现象感到不可谓不了解，报纸上也渲染得厉害。讲了以后，大家有一种共 鸣。再加上巧妙地把日本政治家的名字中的字用谐音与政治丑闻联系起来，使人觉得耳目一 新：还可以这样来玩文字游戏。另外，深层的历史背景是：东南亚国家对日本感情上有障碍 ，主要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给东南亚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谈谈日本的弊端容易 赢得观众。88年时，我方在反驳对方赞扬日本的论述时，也曾说过：“日本不仅没有抵御 西方歪风，反而带来了东洋歪风。”也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复旦二辩：我方从来不反对温饱时也能够谈道德。但是，今天对方讲道德，就因为十年 前吃过一碗“莫莫咂咂”吗？（笑声，掌声）（第三场自由辩论）
　　“莫莫咂咂”是一种马来西亚的食品。我方队员过去也不知道，也是这一次在新加坡广 播局的招待会上才知道的。在这里一用，效果当然比说吃一碗面或吃一碗山西泡馍要好得多 ，因为当地的听众熟悉这个名称，否则不会有效果。88年决赛时几次效果比较好的幽默， 也与这种方法有关：如说不能把儒家思想当做正红花油乱涂乱抹，说要等到乌节路上的“彩 装少年”变成“彩装老年”才抵御西方歪风，说不能驾驶着秦朝的铜车马走上薛尔斯桥等等 .这些也是容易产生幽默的地方。
　　在场上比赛的时候，大家均会积极地使用幽默战术，因为这不是一个秘密武器，所有的 队都知道这一点，都会在这个方面下功夫。遇到对方的“幽默炸弹”轰炸的时候，怎么办？ 这是一个大大棘手的问题。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不能退缩，退缩肯定会失去优势。只有进 攻，最好的进攻就是以幽默对幽默，比他还幽默。当然，这对队员的要求就高得多了。这里 已经不是一种静态的幽默，而是一种动态的幽默，要有准备，更重要的是要有临场的机智和 反应。我们常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在辩论场上，这条原则在很多情况下是用得上的，在幽 默之竞上，尤其用得上。我方在这一次辩论中，多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台大三辩：照对方辩友那样说的话，人性本恶，我们要教育干什么？因为“师傅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这句话早就不成立了，应该是“师傅领进门，教鞭跟你一辈子”了。（笑 声，掌声）
　　复旦三辩：按照对方辩友的这种逻辑，那么教化应该是非常容易的，每个人都是“心有 灵犀不点通”了。（掌声，笑声）（第三场自由辩论）
　　剑桥三辩：我方的观点对方没有任何批驳，所以我方的定义已经成立了。
　　复旦二辩：你的论点不是自己说成立就成立了，不然还要评判干什么？（全场大笑，掌 声）（第一场自由辩论）
　　幽默也要有一定的格调，特别是在一个知识和理论气氛很浓的辩论场上。如果举的例子 不雅，太俗，反而没有效果，甚至会产生反效果，我想起有一次在辩论场下发生的事情。在 与剑桥大学队辩论完之后，他们邀请一些队员一起喝咖啡，各大学的队员去了不少。席间大 家做游戏，开始演节目，有的唱歌，有的讲故事，有的讲笑话。台湾大学队的一名队员讲了 一个笑话，说的是一个用一般人眼光来看也觉是庸俗的笑话，我觉得现在写下来都不够雅观 .本来是想博得一点笑声的，但是在他情绪饱满地讲完之后，本以为会引起大家的哄堂大笑 ，但是场面上是鸦雀无声，大家都觉得太俗，这样的“荤故事”在一般场合下都不合适，不 要说在公共场合。结果，他很窘迫，还是他们的教练帮他解了围。这样的幽默不但没效果， 反而有反作用。所以，幽默也有一个格调的问题。
　　幽默是一个辩手素质的表现。但是幽默是一种最难以掌握的本事。幽默能不能准备？还 是可以准备的，因为我们有一个辩题，也有对辩论的环境的认识，同时有对对方可能的立论 的分析和判断。这样的话，有相当的材料是可以在准备中加工的。对材料的加工十分关键， 有没有幽默感是加工材料的关键。可以说，很多材料关键在于加工，同样的材料，没有幽默 感的话，是加工不出“幽默炸弹”来的。88年的时候，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加工，如对孔子 说的“父母在，不远游”，加工成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就来不了新加坡了，还谈什么辩论抵御 西方歪风。在这次辩论中，我方也有不少精巧的加工，如我方四辩指出对方还没有论证过如 果温而不饱怎么办，紧接着说减肥中心按照对方的逻辑要变成拳击场了。效果不错。同样的 几个日本政治家的名字，如何加工才能有幽默感就有讲究了。在辩论艾滋病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方三辩说到大量的艾滋病患者死于非命，连安乐死都没有享受到，这里之所以出效果， 是因为安乐死是前一天台湾大学和马来亚大学辩论的题目。材料加工的重要性，不能忽略。 我一直记得张谦在模拟赛中说的一段话，可以说妙趣横生。他说：中国古时候，有一个卖军 火的个体户，他拿着自己的盾说，没有一个矛能戳穿它，它又拿着自己的矛说，没有一个盾 它不能戳穿…　。实际上讲的是中国的成语故事“自相矛盾”。但是，“卖军火的个体户” ，可以说是神来之笔，使这个古老的故事立即充满了幽默。这一类的加工，在准备中是可以 好好思量的。
　　在辩论的过程中，不是所有的辩辞均可以准备的，许多场合要看辩论队员在场上的反应 和发挥，这是很不容易的。我方在辩论中，关于李光耀是总理不是总统的反击，关于要给患 病的婴儿的母亲进行防艾滋病的教育分析，关于立论要由评判团来决定的反击，均是既有力 量又有幽默的反应。应该说场上的反应更加困难一些。
　　幽默，不是人人都有的，也不是不能培养的。辩论中的幽默不是空穴来风，不是一蹴而 就的本事。我想，一个人的幽默感，最基本的来源是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态度。一个人在日 常的生活中，能否对多边的世界，对自己不能左右的事务，对自己的成功和失败，对待一切 ，持一种幽默的态度，是一个人的幽默感生长的基础。在我们这支队伍里，我们慢慢造成了 一种浓厚的幽默的生活气氛：从“俞总”、“林副统帅”、“讲（姜）逻辑”、“记（季） 理论”、“加（嘉）事实”、“昌（倡）价值”这些绰号，到食物中毒时大家只当是休整放 假，住院时当作住有空调的宾馆，酷暑时把训练场当做电风扇展销地，每天切西瓜时都当作 是在做高难度的外科手术…　如此等等。我们在生活中所持的态度，会反映在我们的辩论之 中，也会反映在我们的其他方面。当然，在辩论中养成的幽默感，如果能反映在我们以后长 久的生活中，那就大有收益了。
　　五　知识之争辩论中，精彩的话语比比皆是。这些话语的力量在哪里，或者说感动人心的力量在哪里 ，不完全在表达时生动的语气，或者说用一些华丽的语句，而在于它们中间蕴涵着理性的力 量，体现了人类知识的一种基本的方向。新加坡的这种辩论，可以说是在形式上非常讲究技 巧的辩论，因为每一方确定的立场，是抽签决定的，即不论自己对这个题目是什么看法，在 抽签之后必须维护自己抽到的立场。因而对每一个辩论队的技巧的运用要求很高。同样的材 料和理论，要能够用来维护自己的立场，攻击对方的立场。有时可以说，新加坡的这种辩论 是一种“技巧密集型”的辩论。与平常的辩论不同，一般的辩论总是围绕自己相信的立场来 展开。但是在新加坡，如果单单这样认为，是不能取胜的。技巧虽然至关重要，但是理论、 逻辑、事实和价值分析是技巧不能取而代之的。立场尽管是抽签决定的，也就是我们经常说 的“不是探讨真理”的辩论，而是技巧性的辩论，不过，一支队伍的理论和逻辑必须是科学 的，事实必须是严格无误的，价值分析必须是有吸引力的，不然是不能战而胜之的。这种辩 论不是探讨真理，因为没有人会因为对方说得有理，而闭嘴不语，但是，有一位同学说得明 白，“要把自己的立场当做真理来维护。”
　　从这个角度讲，辩论又是“知识密集型”的辩论——可能更本质的是“知识密集型”的 辩论。这种辩论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陈词，二是自由辩论。两个部分均对辩手的知识有很高 的要求。一是自己要高屋建瓴，有理有据；二是要能够对对方的理论和逻辑进行攻击，如果 对方使用的理论和论据我方从来没有听到过，在场上目瞪口呆，不能有效进攻，那就输了一 半了。场上这样的激烈场面屡见不鲜，试举几例：剑桥三辩：……其次，法律不是道德。法律规定了离婚，离婚是道德的吗？法律可以规 定公司破产，公司破产是道德的吗？所以法律不是道德，它是代表最低的道德水平加上风俗 习惯及强制力。法律等于道德是苏格拉底那时候的观点，对方有两位学法律的应该知道。谢 谢。
　　复旦二辩：法律中难道没有道德观念吗？从《汉谟拉比法典》到《大清律例》，从宋 《刑统》到《权利法案》，请对方告诉我们：哪一部法律中不包含道德观念？（掌声）（第 一场自由辩论）
　　剑桥二辩：……请问对方刚才说了英国民众在二次大战中发扬道德精神，但是要知道， 英国当时所处的社会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所处的经济地位是世界上领先的，而且据最近的资料 表明，二战中英国人民的温饱程度是有史以来没有过的，营养价值在当时食物平均分配制度 下是最好的。因此你不能通过这个例子来否认它是在温饱程度上讲道德的。
　　复旦三辩：《邱吉尔传》告诉我们，那时好多穷人是怎么去填饱自己肚子的呢？是去排 队买鸟食，还买不到啊掌声）（第一场自由辩论）
　　台大一辩：哲学家康德主张，人不分聪明才智、贫富美丑，都具有理性。孟子认为人性 本善，所以进一步又加了一句，每个人都有恻隐之心。而佛家说，一心迷是真身，一心觉则 是佛。
　　复旦一辩：我首先要指出的一点是，康德并不是一个性善论者。康德也说过这样一句话 ：“恶折磨我们人类，时而是因为人的本性，时而是因为人的残忍的自私性。”对方不要断 章取义。（第三场陈词应接）
　　这三个回合均是自由辩论中发生的，也就是说要靠临场反应和平时的知识积累。第一个 回合是专业性的知识，可以说是十分专门的知识，我方的反驳坚强有力，对方在这个问题上 就缩了回去。第二个回合是“杂家”的积累，应该说对方提出这个问题很棘手，他们来自英 国，材料确凿，如果不是用“硬材料”来反击，效果不会太好。而我方恰恰举了英国二战期 间最有发言权的人的见证，是不容反驳的，就把对方的观点压了下去。第三个回合，辩论到 高深的哲学理论，不那么容易，但是我们的学生还是有备无患。所有这些，没有平时的积累 就不能迅速反应过来。
　　最精彩的一个回合，可以说是知识最密集的一个回合，是在第三场的自由辩论中发生的 .第三场的辩论主题是一个千百年来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要在几十分钟的辩论中来说明它 自然是难上加难的。而且人性问题方面的资料、理论、观点汗牛充栋，不堪准备。对方会说 什么，会引用什么，“空间”很大。没有相当的知识方面的积累，这场辩论难以取胜。
　　在自由辩论中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交锋：台大一辩：如果人性本恶的话，到底是谁第一个去教导人要往善呢？
　　复旦二辩：我们已经不想再次回答同一个问题了。我倒想请问，孟子不是也说过“形色 ，天性也”嘛？请问，什么叫天性呀？
　　台大三辩：对方辩友，请您回答我们，荀子说的是性恶说，还是性无善无恶。
　　复旦三辩：这点都搞不清楚，还来辩论性善性恶吗？（笑声，掌声）我想请问，孔子说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像这样的圣人都要修炼到古稀之年，何况我们凡夫俗子呢 ？（掌声）
　　台大四辩：对方辩友，所有的问题，都不告诉我们答案。我倒要请问对方辩友的是，康 德的主张到底是有没有道德？
　　复旦一辩：不是我们不告诉对方，是我们一再一再地说，你们都不懂。（笑声、掌声） （前面已经回答过）
　　台大三辩：对方辩友这句话回答的是什么，我们实在没有听出来。不过，我想告诉对方 辩友解决一下性恶的问题吧！荀子说：“无为则性不能自美。”说性像泥巴一样，它塑成砖 就塑成砖，塑成房子就塑成房子，这是无恶无善说啊！对方辩友。
　　复旦四辩：荀子也说过：后天的所谓善是在“注错习之所积耳”。什么叫“注错习之所 积耳”呀？
　　台大三辩：荀子说错了！荀子说他看到什么是恶的，还是说没有看到善，你就说是恶的 .没有看到善是不善，不是恶，对方辩友。
　　复旦四辩：你说荀子说错了就说错了吗？那要那么多儒学家干什么？（掌声、笑声）
　　台大三辩：儒学就是来研究荀子到底说了性善还是性恶嘛！复旦二辩：荀子明明白白地 告诉我们：“人性恶，其善者伪也。”
　　在最后我方二辩说了这句话之后，这一回合就告结束了。我方可以说提出了有力的论据 ，阻挡了对方精心策划的进攻。不难看出，如果我们对荀子的理论不甚了解，或者所知甚少 ，这一回合对方就会占上风。当然，我们也是利用了对我方有利的理论和论据，关于荀子本 人的学说，还要做更深入的考量。
　　辩论之中，技巧之上，往往是知识的竞争和较量。高水平的评判团也往往会这样来要求 每一个辩论队。如决赛的评 判团，也是好汉一群，有著名的儒学第三期复兴的代表人物、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杜维 明先生，著名的、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先生，新加坡东亚研究所前所长、 新加坡儒家思想教育的主要设计者吴德耀教授，以及当地著名的律师许庭芳先生和传播学院 的院长郭振羽教授，这样一个高水平的评判团，会用更加严格的尺度和更高的知识要求来衡 量两支队伍。有没有知识的底蕴，他们是能明察秋毫的。
　　在辩论中，每一句话，都有可能有深刻的知识背景，有一本甚至几本书垫底。引证的方 法基本是两种，一种是明引：复旦二辩：对方辩友，难道你还要对着《天龙八部》中的恶贯满盈、无恶不做、凶神恶 煞和穷凶极恶这四大恶人谈什么人性本善吗？（掌声、笑声）
　　复旦二辩：所以，不管人类处在哪一个阶段上，谈道德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应该的。 《礼记·礼运篇》中记载的“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不正是中国远古时代道德状况的生动写照吗？《圣经·旧约》里的亚当和夏娃偷食禁果和 原罪的传说，不也表明了道德的最早起源吗？（第一场陈词）
　　第一段话点了书名，因为金庸就坐在下面当评委，大家又十分喜欢他的武侠小说，引起 场上热烈的反响。第二段话也点明了书名，以增加论据的权威性。另一种是暗引：台大一辩：如果人性本恶，那么我们只有两种选择：第一个是生活在一个“老大哥”无 时无刻不监督我们的世界当中，第二个是我们人类社会将是彼此不再相信。（第三场陈词）
　　复旦三辩：在贫困的条件下，完全可以谈道德。鲁哀公六年，孔子和他的学生“在陈绝 粮”，困境之下，孔子是否就不谈道德了呢？不！孔子对子路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 矣。”其实，在中国历史数千年的流变过程中，从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到北海牧羊的苏武 ，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到拒斥嗟来之食的朱自清，众多的仁人志士无不以其言行甚至 生命，驳斥了认为只有在温饱过后才能谈道德的“肠胃决定论”。（第一场陈词）
　　台大一辩很显然暗指的是《1984》这本书，他们在这里提出这本书有没有政治用意 ，不得而知，但是明眼人一看，就可以掂出其份量。我方三辩的这段话涉及到《论语》和许 多历史典籍。第三场我方四辩有段话，实际上体现了很多本书的背景，“花果飘零”是当代 儒学大家唐君毅教授的独到用语，“一阳来复”、“从他律走向自律，从执法走向立法”都 是杜维明教授的提法，而最后那句话，又是当代一名诗人的佳句。前面提到的“轴心时代” ，是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用语，也是不少当代大学者欣赏的观念。
　　台湾记者徐宗懋先生我是1988年认识的，他是一个有着很深的“复旦感觉”的人。 1988年，与我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后来多次到复旦来，总有许多的回忆。这次，在新 加坡 又遇见他，他是来采访新加坡正在举行的总统选举的，同时也来看创辩论赛。他说，他在台 湾刚刚遇到从美国到那里去访问的鲍勇剑，两人在酒吧里喝酒，畅谈多时，有很多的感慨。 鲍勇剑是1988年复旦大学队的三辩，是当时的校学生会主席。1988年之后，中国和 世界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每个人均有一番心路历程。徐宗懋问我：“有什么看法？”我说 ：“作为一个老师来说，有好的学生是人生的一大乐趣。只要有了好的学生，一切的人世烦 恼都可以化去。这大概是一位教师最想得到的东西。社会之发展，关键还在年轻人的身上， 中国大概也是如此。”他沉默不语。回去后，他在《中国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我们 有较好的评论：“复旦队仍是承袭1988年的特长，即学术底子较厚，言词清晰，临场反 应迅速，整体呈现一种能言善道，咄咄逼人的气势，因此很快就占了上风，主控了现场的气 氛。”我觉得，他是一个懂得辩论之义的人。
　　整个辩论给我留下一个深刻的认识：时下世界的竞争，是一种知识的竞争。辩论场上是 这样，社会上也是这样。辩论场只不过是社会特性的一种反映。如果认为单有能说会道，就 能取得胜利，那是一种误解，至少是一种浅见。辩论取胜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是知识。而知识 从哪里来，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读书。我们的学生均有大剂量的读书计划，也有大面积的涉 猎，他们是优秀的学生。辩论是一种“知识密集”和“技巧密集”的智力活动，绝对不是简 单的“口腔”活动。杜维明教授在对辩论发表自己见解时说的一番话，可以说是鞭辟入里， “明察秋毫的视德和从善如流的听德，才是雄辩的基础。能说善道固然很好，巧言令色就背 离了仁厚的核心价值了。”辩论，是一种高密度的知识竞赛，是对人们自身知识潜力和贮存 的最无情的考验。由此，我想到我一直非常喜欢的一句话：知识能使一个人在本质上真正超 过他人。
　　六　整体之势一般来说，在新加坡的这种形式的辩论，基本技巧上有的与其他形式的辩论相仿佛，有 的不同。从组队形式来说，它不是“一对一”的辩论，而是“四对四”的辩论，这里就有一 个要求集体或者说整体配合的问题。这是“一对一”辩论中所没有的技术要求。但是，这种 辩论同时要求每一个队员有娴熟的个人辩论技巧。我们可以把新加坡式辩论的技巧性问题分 为整体技巧和个人技巧两方面。
　　整体技巧是指整个队伍集体合作或者集体力量才能运用的技巧，这在组队辩论中是十分 重要的。有的时候，尽管一支队伍每个人都是出类拔萃的，但是往往因为没有较好的整体技 巧，而使个人的优势不能发挥出来，或者是有的人异军突起，有的人无用武之地；或者是相 互抵消，不能各尽所长。一支强的辩论队伍。首先必须有比较强的、灵活的整体辩论技巧。 在队伍的组织和训练方面，整体技巧往往是要花费较大的力量。整体技巧包括了很多方面。 这里仅举几例——第一，“启承转合”。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章法中的一种基本的格式。因 为新加坡辩论是四人组队，因而正好对应了这样一种四段论的公式。另一方面，这样一种格 式的确能够较好地使一支队伍的基本观念表达得比较清晰。1988年时，在复旦队训练的 过程中，我们就慢慢梳理出了这样的一种基本模式。在1993年的辩论中，基本上仍然是 使用这样的基本程式。当然，基本程式只是一种结构，其内容和形式可以千变万化。启承转 合的基本含义是：启，即把我方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清清楚楚表达出来，并说明我方的基 本逻辑关系，以及我方以后三位的基本思路，也就是开题；承，即在一个特定的角度来深化 我方的基本立场和理论，展开论述我方的核心观念；转，即在对方的立场的理论发表之后， 根据我方的立场予以反驳，并在确凿的材料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我方的立场；合，则是总结 ，是把我方的所有观点放在一个新的高度，并加以概括，然后对对方的理论和观点进行总体 的反驳，有一种登高一呼的味道。这次在新加坡的三场辩论，我们基本是按照了这个程式。 其他队伍也有采用这个程式的，如决赛中遇到的台湾大学队。正如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在 总结时所说的：“今天下午正反两队似乎都直持或间接地采取了在古文章法中的启承转合这 种策略。”
　　第二，“板块分工”。启承转合只是一种程式，还没有具体的内容设计。要使启承转合 能够发挥好作用，必须在内容上有一个好的设计，经过我们的反复琢磨，后来确定了这一次 辩论在内容上的基本结构。内容的基本结构，不是每次都一样的。辩论中，贵在变。没有战 略和战术的变化，这支队伍是不能打主动仗的。这一次我们的基本内容结构是：一辩侧重逻 辑，二辩侧重理论，三辩侧重事实，四辩侧重价值分析。由于形成了这样的结构，我们经常 用的术语也就格式化了，叫“姜（讲）逻辑”，“季（记）理论”，“嘉（加）事实”，“ 昌（倡）价值”，主要是对应姜丰、季翔、严嘉和蒋昌建他们四个人的位置，以及他们各自 所起的作用。这一次，针对我方的三场辩论，基本上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我方辩论中的实际 分工：辩题：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一辩：（逻辑判断）
　　说明底线温饱的概念道德和谈道德的概念必要条件的理解，设定对方立场交代我方辩论格局二辩：（理论判断）
　　道德的起源道德的本质道德的目的道德的功能道德的层面三辩：（事实判断）
　　自古美德出自饥寒饱暖思淫欲之类经济发展需要谈道德四辩：（价值判断）
　　重申我方基本立论道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保证今天全人类更需要谈道德道德是今天世界的旗帜最后的引证：康德其实每场均有这样的分工，有时为了不暴露自己的意图和内部的分工，我们不指明我们 的具体分工，有时我们是说得比较的明白。在这些分工中，当然有的部分，比较有利于队员 的发挥，因为有比较大的发挥的余地，有的就不那么有利于队员自己特色的显露，因为自己 发挥的余地比较少，主要是为了完成整体所要求他完成的角色。如在整个辩论过程中，一辩 的位置比较困难，困难在于个人发挥的余地比较小，主要要完成逻辑的分析和对辩题的认识 ，这是整体辩论的起 点。辩论虽然对队员的要求很高，但这种高度的要求有一个特点，就是在设定的角色中发挥 自己的特点和潜力，或者说是在划定的范围里做道场。这对一个辩论队来说，尤其对一个每 位队员均较强的辩论队来说不是一件很容易协调的事情。关键的问题是个人的特点和长处如 何融合到整体的力量中去，个人怎样在整体中获得平衡，从而达到整体的平衡。
　　第三，“整体配合”。作为一个要求集体作战的辩论赛，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各个队 员之间能够有效地配合。整体配合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包含了很多的内容。前面说的启承转 合和板块分割均是一种整体配合，但是更重要的整体配合是在辩论的过程中，各个队员之间 如何来达成配合。辩论往往激烈紧张、瞬息万变，投入到辩论之中以后，人们往往会忘记自 己，忘记整体配合的战略，这是主观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客观的因素，辩论是十分精彩 的，也是知识高度密集的，各个队员不可能在事先就商量好怎样来应付对方会说的每一种观 点、每一个事实和每一种理论，这就要看临场反应。
　　每个队员的知识结构不同，术业有专攻，选拔队员的时候，人们一般也会考虑如何来搭 配不同的知识结构。1988年复旦大学的辩论队，一辩是学管理的，二辩和四辩是学新闻 的，三辩是学国际政治的。19＃3年的辩论队，一辩是学美学的，二辩和三辩是学法律的 ，四辩是学国际政治的。每个队员不但知识结构不同，而且风格和气质也颇为不同。所以， 在对方提出一个观点或一个事实的时候，可能不是所有的队员均能马上反应过来的，可能只 有一个队员先反应过来。或者，因为发言总是一个一个讲的，不可能四个人同时讲话，总有 一个人先回答对方的提问，或反驳对方的理论。在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其他队员有敏感的 配合意识，形成整体的攻击力量和方位力量。在第三场对台湾大学队的辩论中，自由辩论时 有一次非常精彩的整体配合的例子。关键的问题涉及到对方的基本立论。对方的立场是人性 本善，那么我方最好的攻击点就是，要对方说明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恶端是从哪里来的？我们 在这个问题上的整体作战路线是：复旦二辩：……我想请问对方辩友，你们的善花是如何结出恶果的？（掌声）
　　台大一辩：我想请问对方同学，你的教育能够使你一辈子不流露本性吗？如果你不小心 流露本性，那我们大家可要遭殃了。
　　复旦三辩：所以我要不断地注意修身自己呀！曾子为什么说：“吾日三省吾身”呢？所 以，我再次想请问对方辩友，你们说的内因没有的话，那恶果为什么会从善花里产生出呢？
　　台大四辩：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会有，这是因为教育跟环境的影响嘛。我倒想请对方辩 友直接回答我们的问题，到底人世间为什么会有善行的发生，请你告诉大家。
　　复旦一辩：我方明明回答过了（我方三辩在陈词之前回答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对方辩 友对此听而不闻呢？到底是没有听见，还是没有听懂啊？（笑声，掌声）
　　台大三辩：你有本事再说一遍，为什么我们听了，从来没有听懂过呢？我想请问对方辩 友，你说荀子说性恶，但是所有的学者都知道荀子是无善无恶说。
　　复旦四辩：我第三次请问对方辩友，善花如何结出恶果的？第一个所谓的恶的老师是从 哪里来的呢？
　　台大一辩：我倒想请问对方同学了，如果人性本恶，是谁第一个教导人性本善的？这第 一个到底为什么会自我觉醒？
　　复旦二辩：我方三辩早就解释过了。我想第四次请问对方同学，善花是如何结出恶果的？
　　台大四辩：我再说一次，善花是如何结出恶果的。有善端，但是因为后天的环境跟教育 的影响，使他做出恶行。对方辩友应该听清楚了吧。我想再问对方辩友，今天泰丽莎修女的 行为。世界上盛行好的行为，为什么她会做出善行呢？
　　复旦二辩：如果恶是由外部环境造成的，那外部环境中的恶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台大二辩：对方辩友，请你们不要回避问题，台湾的法师救济安徽的大水，按你们的推 论，不就是泯灭人性吗？
　　复旦三辩：但是对方同学要注意到，8月18号《联合早报》也告诉我们，这两天新加 坡的游客要当心，因为台湾出现了千面迷魂这种大盗。（笑声，掌声）
　　台大三辩：我们就很担心人性本恶如果成立的话，那样不过是顺性而为，有什么需要惩 罚的呢？
　　复旦四辩：对方终于模糊了，我倒想请问，你们开来开去，善花如何开出恶果，第五次 了啊笑声，掌声）这一番唇枪舌剑，你来我往，颇为精彩。从我方来说，很好地体现了 整体作战的能力。四位辩手均集中在追问一个核心的问题：善花如何结出恶果。在二辩首先 提出这个致命的问题之后，其他辩手均能心领神会，主动配合。一共进攻了五个回合。在对 方给出一个外部环境的答案之后，立即加以反驳，追问环境中的恶是从何而来的。对方在第 二个层次上，没有能够逻辑地回答我方问题，所以我方继续追问是正确的，有力的。而对方 也厉害，他们追问的逻辑是一样的，即恶花中如何结出善果。在陈词的时候，对方已经提出 这个问题，我方三辩明确分析了我方的逻辑关系：人人皆自利，无人能自利，冲突和平衡产 生制约，这就是最早的善端。这个回答符合我方的逻辑关系，我方设定的逻辑是：对本能和 欲望的合理的制约就是善。产生了制约，就可以认为产生了善。而对方对我方的这个逻辑的 解释，没有做第二层次的反驳，还是停留在第一层次上，显得不够有力和有理。当然，在实 际的辩论过程中，整体配合包括众多方面，如合作立论、相互论证、相互补台、时间划分、 材料运用等等，林林总总，难以——道来。不过，有一点不言自明，这样的组队辩论，没有 良好的、或者说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整体配合，要取得胜利是难以想象的。
　　这里我只说纯粹的辩论的整体，至于辩论的大整体，那就宽泛得多了。我常常觉得，要 说整体的话，可能是整个复旦这样的一个群体，用时兴的话来说，一个“复旦部落”。从校 长到党委书记，从所有的副校长到所有的副书记，从顾问老师到陪练队员，从校长办公室到 党委办公室，从电教中心到总务处，从团委到学生会，从图书馆到人事处，从外事办公室到 宣传部，等等，大家均尽心尽力，来自我们的要求，没有二话。与我们同去的张一华，作为 国家教委的联络员，总揽了辩论队在那里的一切“外务”和“内务”，每天也只能睡几个小 时。有一次，我对他说：“你去拜访一下新加坡电视台的人。”他说：“好。我马上去。” 他出了门。过了一会儿，我出去，看见他坐在电梯旁的沙发上，脸色不好。我说：“怎么了 ？去过了？”他说：“没有。刚才突然觉得心脏不舒服，吃了药，在这里休息一下。”我吓 了一跳，说：“那你赶快休息。”他说：“没事，我这就去。”说完就走了。我因为忙于准 备，也没有多管。现在想起来也有些后怕，更是内疚。我那时的态度，似乎是那样地没有人 情味。所有这一切，要说的话，真是太多。没有这样一个整体的力量，比赛的成功是不能想 象的。我回来对扬福家校长说：“我是真的体会到了什么叫‘复旦精神’。”
　　我总觉得，辩论是种集体的游戏，从辩论中得到的是一个难得的精神上的快乐——就是 认识到集体的价值，认识到人是生活在集体之中的，人在集体中能够发挥更大的能量。有一 句话可以很好地表述这一境况：整体的力量大于部分之和。
　　七　制宜之策辩论，还要因地制宜，尽量获得天时、地利、人和。由于辩论的立场是抽签决定的，有 时抽到的立场不利于天时、地利、人和。如1988年，复旦大学抽到的是“儒家思想不能 抵御西方歪风”，这和新加坡政府主张的观点恰恰相反。如果不能确定一个合情合理的策略 ，就会失去这些重要的环境因素。
　　辩论一定要有制宜之策，或者说叫“辩论生态学”。我们的辩论在新加坡进行，因而认 识新加坡的风土人情和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就十分关键，尤其是文化氛围，这可以决定 一个队的基本理论是否有利。新加坡是一个强调儒家思想的社会，是一个尽力抵制西方消极 影响的社会，也是一个在现代化发展中面临一些基本困境的社会，因而我们在辩论中要充分 注意这些方面，尤其是对文化背景。同时，新加坡广播局举办辩论赛的目的，在于弘扬华语 的优美，这里潜在地要求我们对华夏的文化和文明有深入的认识，并且能在辩论中展现其壮 观与优美。这是一种期望。
　　我方在第三场辩论中曾经说：复旦四辩：在历史的坎坷之中，人类并没有自取灭亡。尤其是在彬彬有礼、亲切友善的 新加坡朋友面前，我们更有理由相信，人类的明天会更好。
　　这其中我们要感谢新加坡孜孜不倦地建立起他们优良的社会教化体系。
　　这是基于新加坡辩论环境的认识的说法，也是一种客观的分析。要说这样的话，当然是 要对新加坡本身有历史的反观。
　　第三场辩论结束后，大家正在等评判团的决定。中央电视台的几位朋友关切地走到我面 前，说：“今天我们队的气势好像有点落下来了，不像前两场那样有气势。怎么样啊？”在 评判团没有给出评决之前，我也不能说什么。我说：“大概没有太大的问题，我们是研究过 的，针对着新加坡的气氛和评 委的特点来设计的，应该说理论和观点上是有优势的。”实际上这里是一个对当地社会文化 分析的结果。在前一天，杜维明教授就来到前一场复赛现场体验。俞总和我就和他谈起来， 讨论一点学术上的问题。他是我校历史系朱维铮教授的老朋友，大家可以“叙旧”。他最后 说：辩论既要讲究技巧，也要讲究理论，两者要兼顾。我们是在这个结构下来设计第三场的 辩论的，主要也是因为面对着一个强大的评判团，一个素养很高的评判团。
　　在新加坡，对华人传统的倡导，近年来才被推上首位。过去并非如此，据新加坡大学的 一位学者介绍，新加坡从全面自治开始到独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政府的主要工作是3C ，即“反殖、反共、反种族纠纷”。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不少人对“中华文化”持有戒心 .另外，由于长期殖民统治的遗风和现代化的驱动，新加坡是倾向于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 .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必然会伴随着对西方文明的认知和判定过程。现代化过程，可以 说表现为西方工业文明的介入过程。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知道，西方文明不仅仅是工业文明 ，工业文明只是西方文明内在精神导致的产物。很难说只接受工业文明，不要其源头活水。 况且，西方文明的传入必然是一个完整的运动，各类因素均会一齐进入，精华和糟粕是交合 一体的，问题是怎样扼制糟粕，而非怎样回避糟粕。
　　从更为哲学化的角度分析，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与华夏文化不同。西方现代文明是以个 人主义和物质主义为基石的。在这种核心精神的推动下，社会物质文明蓬勃发展的同时，家 庭制度改观了，紧密的亲属关系松散了；社会制度改观了，有机的调解体制解体了；情感的 伦理关系风化了，严格的道德观念消散了；目标价值改观了，外部奋斗的信念淡薄了。这里 没有价值判断，只体现了一个社会运动的过程以及必然产生的结果。华夏文化的基本精神是 集体主义和理念主义的，当然这是大而论之的看法。这种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化绝然不同。 在西方文化传入之后，这两种基本精神必然会较量、冲突、融合、取代。在传统精神主导下 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会解体，新的模式悄然而生。面对这种现实的运动过程，人们必然要 有所思考，有所判断，有所选择。这是华人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新加坡在现代化发展到一 定阶段时，便强烈地感到了这种冲突带来的种种后果。因此，须得做出新的选择。
　　现代化后的新加坡社会，产生了西方社会的种种“社会病”。这些与华人社会的传统大 相径庭。时值今日，新加坡依然在大力反对现代化帝来的“副产品”。如功利主义和享乐主 义的膨胀，个人主义的上升，这些因素消解了凝固华人社会的因素。如家庭观念的淡漠，青 年走出大家庭，独自生活，不愿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个人主义的膨胀，使以集体主义为基 础的华人社会松散。传统的社会体制慢慢失去力量。这个过程，有时也被视为必要的过程。 有的学者认为，没有这个过程，传统社会便不能被改革，现代化便不能实现。而现代化后华 人社会面临的问题是，旧的社会协调体制式微之后，有什么东西可取而代之？否则社会便要 陷入紊乱。
　　我们在新加坡的时候，报纸上时有关于强奸案的报道，这被归因于纵欲主义的结果。青 年颓废现象也有存在，如“彩装少年”，即穿着奇装怪服，无所事事而游荡街头的青年人。
　　新加坡各报把“彩装少年”当作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有较为广泛的讨论。再如从西方 传入的同性恋现象，新加坡也存在，称为“人妖”。新加坡毕竟是华人社会，对这类现象是 不能容忍的，绝不会发生美国同性恋者成群结队游行的事情。但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还是 存在的。其他，包括社会责任感的漫漶，工作精神的沉落、伦理观念的下降，都是现代化后 产生的一些社会问题。面对这些“社会病”，新加坡采取了措施，加以克制和防范。最根本 的，他们认为“社会病”的病根在人的内心世界，在人的精神领域。西方纵欲主义和个人主 义的歪风使人精神空虚，无所寄托，结果失落了自我。要使个人充实起来，便需要一种文化 主体。作为华人社会，可行的选择依然是华夏文化的传统。新加坡的想法是，用华夏文化的 精华抵御西方纵欲主义和个人主义，使现代化物质文明与华人传统精神文明有效地结合起来 .当然，对这种选择，世人有多种评说，有的赞成，有的反对。不论怎么说，现代化后的新 加坡，作了这种选择。这与其开国之初的选择显然不同。
　　新加坡首要的选择便是恢复提倡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政府把儒家思想当作在现代 化后社会重建道德伦理规范的价值核心。新加坡不仅在舆论上大力宣传儒家思想，同时制定 了系统的教育计划。新加坡课程发展署召集专家制订了《儒家伦理》的课本，从小学开始进 行灌输。课本编得非常系统，包括学生课本、作业和教师用书等，颇为系列化。课本中多讲 内圣外王，仁智勇礼义信，中庸，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理想人格等。课本 分中、英文两个版本，可供华语学校和英语学校选择。1984年开始在十五所中学试教， 1985年课本正式出版，供全国各中学采用。新加坡之所以采用儒家思想，基于儒学的“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学说。如中学四年级的《儒学伦理》课本开宗明义地说：“儒 家伦理是基于真实的人性所发展出来的人生哲理。这一套人生哲理，可以帮助我们建立完美 的人格和正确的人生观，以达到修养自己、造福人群的目的。”
　　这种思路基于前面的分析，即西方现代文明可以带来物质繁荣，但不一定造成人格升华 .人格塑造得依靠华人社会的文化传统。只有这样，才能将华人社会的美德与现代西方物质 文明结合起来，不致堕落。
　　当然，新加坡对儒家思想的解释也是现代化了的，其宗旨是“把适合我国社会的儒家伦 理价值观念灌输给年轻的学生”。如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解释，是领导人要像 领导人，属员要像属员，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这里已经没有封建伦理关系的色彩 .再如，在儒家对民众的看法上，也做了选择，多讲“先富后教”，少讲“民可使由之，不 可使知之”，“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等。其实新加坡妇女对这些说法颇为不满。不过，新 加坡对儒家思想并非是抱残守缺，而是为我所用。有许多内容，是现代人对现代社会制定的 现代规范。这里提出的实质问题是：现代化后的华人社会，应当制定何种新的规范？
　　新加坡十分重视道德的教育，认为这是立国之道，所以在第一场我方说：复旦一辩：说到政府，新加坡也曾荜路蓝缕。李光耀先生就告诫国人：我们一无所有， 除了我们自己。他强调道德是使竞争力胜人一筹的重要因素。试想，如果没有政府倡导美德 ，新加坡哪里会有今天的繁荣昌盛、国富民强呢？
　　新加坡在推广儒家思想方面是全力以赴的。由于新加坡 储存和传播文化的基盘很小，故文化较易于变革。通过几年的努力，儒家思想教育颇见成效 ，像推广华语运动一样。新加坡除了制订课本之外，还建立了其他计划，如开建东亚哲学研 究所，专门研究东亚哲学，尤其是儒家思想。我去访问时，所长吴德耀先生告诉我，这个所 有几百万新币的经费，实在是惊人的数目。由于经费充足，便可以邀请世界著名的学者。如 《儒家理论》课本的海外顾问是余英时教授和杜维明教授等。欧美的汉学家也接踵而至，如 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VOGEL），他曾写过一本书，名叫《日本名列第一》，风行世界， 他也在新加坡大谈儒学。新加坡还召开国际性的儒学研讨会，扩大影响。李光耀总理也经常 讲，儒家思想适应华人社会。除了大力宣传儒家思想之外，新加坡还采取了其 他一些措施来维护华人社会的文化传统。推广华语运动便是其中之一。另外，如政府鼓励的 “三代同堂”。以前政府造的“组屋”均以小家庭生活为标准。现在为了维系家庭关系，政 府建造了新型“组屋”，一套房间里有几个小套，子女既可有自己的天地，又与父母住在一 起。
　　为了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我们训练时也做了必要的准备，如我们请台湾朋友刘文钏先 生来谈台湾最近的发展以及文化问题。他谈到的“新人类”和“新新人类”的问题，对我们 来说，使我们一下子对台湾的文化有了某种感觉。他刚从台湾来，对台湾有非常新鲜的感觉 ，再加上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对台湾人的心态、文化氛围、青年人的追求、政治格局、经 济发展均有学理性分析，使我们觉得台湾并不遥远。因为可能要与台湾大学队决赛，这些感 性和理性的知识是非常有价值的。
　　根据这些认识，我们在整个辩论中确定了大致的辩论思路：注重从传统的文化中寻找论 据和理论，注意展现华夏文明的博大精深。人性本恶，本来是一个在天时、地利、人和上不 太有利的立场，台大队在抽到正方之后，兴高采烈，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儒家的基本思想是认为人性本善的，包括评委杜维明先生在内。我方于是在维护立场 的同时，强调了教化，这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所谓修齐治平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才会有 整个的理论，才会有上面引的四辩的那一番话。在辩论第一个题目的时候，我们也注意了这 个问题。这里只是就新加坡的一个方面谈谈因地制宜的策略。如果辩论在其他的环境中发生 ，那就需要有不同内容的制宜之策。套用第一场辩论的套路：制宜是取胜的必要条件。
　　八　星洲之得那天晚上，我们喝着黑啤酒，讨论着辩论中的得失。我们自己觉得并不是十分的完美， 辩论中还是留下了许多遗憾。然而，有一点我们是明确的，这就是辩论的胜利实际上是知识 的胜利。用同学们的话来说，是读书的胜利。杜维明教授的总结评语值得回味，他说：反方 “妙语如珠”，“旁征博引，荀子、犹太教、黑格尔，甚至《天龙八部》，使正方好像陷入 了防御的态势。”“很恰当地引用了达尔文、弗洛伊德等方面的观点。在资料运用方面，大 家都能引经据典。”“一般说来，反方颇能显示一种流动的整体意识，整个队伍用一种整体 配合的作战方略，加强了一种整体的攻击力，保证了对重点攻击目标的一种优势，也增强了 整个辩论队伍的气势，显得中心课题比较明确，活而不乱，而且错落有致。”当然正方也有 所长，杜教授也给予了适当的评价。大家均一致认为，杜维明教授的这一番话，如潺潺流水 ，如绵绵白云，自如且精到，充分体现了华文的优美。新加坡广播局的一位资深职员对我说 ：“今天晚上最精彩的话，是杜维明教授的话。”这也不为过，因为他的话里面绽露着丰富 的知识底蕴。
　　除了紧张的辩论之外，我们也走马观花地考察了新加坡 社会的政治社会格局及风土人情，也有所得。我觉得，新加坡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样本”： 现代化后的华人社会。通过这个“样本”，人们可以更好地观察现代化运行机制对华人社会 基本结构的冲击，同时引伸出正在现代化中的华人社会的未来选择。现代化与华人社会，是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后，世界上以华人为主体人口的地区和国家面临的问题。现代化过程， 从大范畴看，形式上表现为西方文明或西方文化的广延和传播，表现为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 为肇始的民主主义思想和以工业革命为基础的科学技术的广延和传播。这个过程，必然是西 方文明与本地文明交锋或交汇的过程。如果本地文明较为落后，较不发达，那它很可能倾刻 之间就在西方文明的强力冲击下分化瓦解，不能自持；如果本地文明较为发达，较为悠久， 那这个较量就会艰难地持续下去。新颖与陈旧，现代与传统，将构成人们选择的不同价值标 准。华夏文化属后一类，自然它在现代化过程中将何去何从，是人们须得加以思量的事情。 撇开了文化的层面，现代化是难以实现的，新加坡二十多年来的发展，尤其是新近在文化范 围内的反思和行动，给华人社会提供了细细思量的契机。
　　新加坡是一个小型或者说微型国家，其土地面积一共只有621.7平方公里，包括附 近57个小岛及填海工程所造成的陆地面积，人口是260万。从这两个数字来看，可以说 ，新加坡储存和传播文化的基盘很小。在一个社会中储存和传播文化的基盘包括许多因素， 但土地和人口是最重要的因素。土地虽然不会有意识地活动，不会言语，但它载运文化。 《黄土地》所体现的精神便是土地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国土广袤，文化强盛，文化持久，这 是历史造成的事实——更重要的是传播文化的主体是人，文化要体现于人，人记忆文化，学 习文化，传播文化，实践文化。因此，人口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文化结构：人口庞大，则 文化持久，坚固，不易变革；人口微小，则文化短暂，脆弱，易于变革。
　　有一种历史现象是值得深思的，二次大战后，迅速崛起 的社会都是人口相对较少的社会，如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正在奋起直追的其他“小 虎”，如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也都是人口较少的国家。而人口上的泱泱大国， 尽管有大型的现代化计划，其结果却差强人意，如印度。新加坡是个小国，这一条件是否构 成其现代化成功的条件？值得思考。从文化上来说，由于这种原因，保持其原有文化的努力 就得加倍。新加坡人口中主要有华族、马来族和印度族三种，其中绝大多数人口是华族。因 而，从总体上说，还是可以称之为“华人社会”。其文化主体是华夏文化，尽管在现代化过 程中受到西方现代文明浪潮的层层冲刷，其文化选择还是华夏文化，政府在保持和光大华夏 文化方面花了很大气力。
　　从上述两个方面可见，新加坡改变一种文化因素较为容易，但要维护一种文化因素就较 为困难了。在人口众多的国家则相反，难的是改变其中的一种文化因素，反过来说，一般毋 庸做什么人为的努力，文化就会长久传承。
　　说到新加坡广播局举办华语辩论的初衷，倒也反映出一种历史和文化上的反思。新加坡 广播局举办辩论会的基本目的之一是推广华语，推广华语文化。有一位先生在赛前的新闻招 待会上说：我们要证明，华语不仅可以谈人生，谈社会，谈历史，谈文学，而且也可以谈现 代的高科技，现代的物理学，现代的生物学，等等。我想这也反映了一种东西文化上的情结 .在中国，我想这不是一个问题，或者说没有人认真思考过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实际上是 有问题：因为这个说法的前提就是认为科学技术是从西方传入东方的，而基本的科学的概念 在东方的语言中是没有的，基本上移译西方的概念。我想语言的翻译是没有问题的，主要在 于一个社会的共识和对概念内容的理解。不过，这个问题带出的社会问题是：东方社会如何 走向现代化？值得深思。日本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后现代化社会，它的语言就有许多特色，主 要是外来语充斥，大多数直接用音译。而有些地区的发展，如香港和台湾，比较多地在汉语 里直接夹用英文单词，如同一种“语言三明治”。中国大陆的传统是意译，有一个消化的过 程，不过这几年，商场上流行音译，主要是为了增加一点“洋气”，有时反而让人觉得土气 .我想语言中出现的这些差别，实际上反映了一个社会在变化中的态势，尤其是人们的心态 .这不仅是语言受到了现代化的挑战，而且也是一种文化受到了挑战。是不是如此呢？
　　华人社会现代化后会发生什么问题？这是许多华人社会中的有识之士均在思考的问题。 其中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华人社会的文化传统与现代西方文化的冲突问题。1986年我在香 港大学参加一次学术讨论会，香港大学的一位华裔教授曾对我感叹说，香港社会令人有一种 严重的孤独感，这种孤独基本上来自文化传统的散失，香港人在英国当局治理下基本上接受 西方教育的熏陶，中国文化传统没有得到发扬光大。然而，华人社会不可能完全接受西方文 化和西方生活方式，在一种生造的文化氛围中感到冷漠、孤寂和无依无靠。自然，这里说的 是一种心理上的感受。新加坡的情况与此既相似又不相似。新加坡也有长期的殖民统治历史 .新加坡于1819年开埠、归荷兰统治。1824年割让给英国，到1959年新加坡全 面自治。除二次大战期间的1942年2月至1945年9月被日军占领外，由英国统治了 一百多年。与香港不同的是，新加坡 自1959年起全面自治，后于1965年8月9日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成立了独立的新加 坡共和国。此后由华人为主的政府进行治理。前一阶段与香港有相同之处，后一阶段与香港 有不同之处。如果说香港由于政府的作用促进了西方文明的渐升，新加坡的境况又是如何呢？
　　来到新加坡，就会发现新加坡对华夏文化传统十分重视。在有些方面，恐怕超过了所有 的华人社会。如新加坡对儒家思想的提倡和推崇便是一例。新加坡人保持了华人的优秀素质 ：勤劳、纯朴、好客。我们接触到的所有新加坡华人，都给我们留下了热情友好，谦虚纯朴 ，彬彬有礼的印象。新加坡华族本为华人，所以与其他地方的华人并无二致，黑头发，黄皮 肤，黑眸子。绝大部分华人都能讲十分流利且标准的华语，其水准远远高于香港的广东普通 话，也高于上海的普通话。会讲普通话，在新加坡衣食住行都没有障碍。而且新加坡通行简 化汉字，中国去的人没有障碍。而台湾倒用繁体字，大陆的年轻一代多有不适；反过来也一 样，台湾不少人不识简化汉字。
　　体现华夏文化精华的是伦理道德。在这个问题上，目前新加坡极力推行儒家伦理。华人 社会人际关系的核心为家庭伦理。新加坡的华人家庭带有较浓烈的传统色彩。年轻人很多还 住在父母家里，晚上外出一般出于礼貌也会向父母说一下。父母也喜欢这样的合居生活。我 曾到一位相当有地位的华人家里作客，吃饭时他家里人在座。儿子已经大学毕业，但其父母 对其问寒问暖，不停地夹菜送汤。这种情形恐怕是华人社会典型的行为模式。在欧美国家已 难以想象。欧美国家的青年一旦长成，便离家独居，自己生活，不再依靠父母。父母也觉得 这样做天经地义。虽然近年来有“返古”之风，即子女愿意留在父母身边，主要是独自生活 费用昂贵，青年人不堪负担，但离家独居还是主流。新加坡现代化后，亦有不少青年人自己 去找“组屋”（一种政府建造的低价出售的房屋）。但总体上说，华人社会的家庭观念依然 存在，并在很多方面主导着新加坡社会的生活。如此等等。总之，新加坡的华人保持了较多 的华人社会的传统。
　　新加坡提出的问题，或者说在辩论之外提出的问题，是一个中国要发展的问题，这是众 多的中国人对国家和民族的不解情结。从辩论这一件小事上，反映出多少人对祖国的热烈希 望。中国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中国在我们的思维中，中国在我们的血液里，中国在我们的一 切里。辩论，使我们每一个人更深地体验到这一点。在出发前一天，我们应上海银河宾馆的 盛情邀请，前往那里住一晚上，以便第二天早上更顺利地抵达机场。那天，银河宾馆所属的 华亭集团总裁吴怀祥、副总裁沈懋兴，银河宾馆总经理朱馁根和团委书记黄嘉宁等人一起请 我们和校领导吃饭，言谈之中，那浓烈的中国情结，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晚上我们聚 在银河宾馆的一间房间里，顿时感到肩上的担子重了许多。在决赛结束的那天晚上，我打电 话给前校长谢希德教授，那时我反倒很平 静，我说：“谢校长，我们赢了。”谢校长说：“谢谢你们。我本来准备等电话等到12点 钟。”我顿时很感动。后来听说她打了电话给一些人，分享消息。那天晚上，我们乘地铁的 时候，出站时发现多出来两个人，一直跟着我们聊。我悄悄地问：“认识他们吗？”大家都 说不认识。后来那个人说：“我是中国人，是来这里发展商业的。我在地铁里听到中国人胜 利了，我就觉得兴奋，我们中国赢了！在地铁里一看是你们，就跟着你们了。在国外，你就 觉得中国是一个让人感动的字眼。”他们一直和我们走了很久，然后才依依不舍地分手了。 8月30日早上，我们说好6点30分在大厅里集合，然后去机场。6点20分，我马上就 要出门，电话铃响了，我赶紧拿起话筒，传来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说：“王老师，你好。 我是罗洁。”罗洁是1988年复旦大学队的一辩，后来去了美国读书。自走后，也没有联 系，这会儿突然打电话到我的房间。罗洁问：“我们胜利了没有？”我说：“胜了。”她说 ：“太好了。”我问：“1988年的事情忘记了吗？”她说：“怎么可能？”因为时间太 紧，我就赶快下楼去了。回到上海，收到她已经寄来的几本畅销书。抵达上海虹桥机场的时 候，一出海关，竟然有那么多的人在迎接我和张一华，实在令我大吃一惊。我昨天夜里在电 话中告诉张霭珠老师，不要来接我们，也没有告诉我们的航班号。我很激动，我们为复旦做 了很少的一点事，但是大家给了我们太多的荣誉。这样的故事，实在太多，不能一一道来。 这样多的人，从内心深处来说，只有一种解释，这就是大家对中国的一种期望，而绝不是一 种对个人的期望或情感。
　　中国的未来是什么？新加坡是一个现代化后的华人社会，它已经遇到了西方文化带来的 种种挑战，正在寻求应战的方法。这个过程对所有的华人社会都是有启迪的。当然，新加坡 并非十全十美，有一位美国教授对我说，他不喜欢新加坡 的生活格调。这里面包含了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差异。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价值判断 ，而是这个“样本”提出的问题。目前，许多地方的华人社会均在走向现代化，尤其是有十 一亿人口的中国。1988年，美国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写了一本书，名叫《大国的兴 衰——1500年至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畅销不衰。他提出一个论断，宣 称美苏衰落不可逆转，世界进入多极时代，美国、苏联、西欧、日本和中国将称雄于世，中 国尚有差距，但发展最快、潜力最大、前景可观。这一天会到来吗？如果到来了，中国会遇 到什么样的问题呢？这场挑战是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共同面临的。新加坡的历程告诉我们， 从现在起，我们就应当积极研究现代化后的华人社会，特别是现代化后的中国社会。
　　我方在第三场时曾通过四辩表达了我们的思虑：复旦四辩：光阴荏苒，逝者如斯。在物质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同时，而人类的精神家 园可谓是花果飘零。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人性本恶这个基本命题。可喜的是，在东方 的大地上，我们说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已经从一阳来复开始走向了新的春天。我们也相信 ，通过传统文化的精华，必将使人类从无节制的欲望中合理地扼制并加以引导，从他律走向 自律，从执法走向立法。人类才可能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于将倾。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而我注定要用它来寻找光明。（第三场陈词）
　　辩论可能只是人的一种游戏，或者说是一种智力游戏，我们不必把它看得过重。人生活 在这个世界上，要面临许许多多的难题和矛盾，我们真正艰巨的任务是在大千世界中来征服 难题，克服矛盾。这要比在辩论场上来谈论这些问题要难得多。当然，辩论使我们能对一些 问题有更深入的看法，使我们认识到不少问题的社会含义，以及它们的社会文化性关联。认 知从来就是解决问题的前提。
　　我们的队员，我可以说，我是爱他们的。辩论结束了，我无情地说出了一个事实：天下 没有不散的筵席。大家都不愿意听，因为这一场辩论使我们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感情。我是轻 易不动感情的，在这个时候，我也没有。但是，我知道，我内心深处有着无比壮阔的感情的 波澜。回忆着我们一起的日日夜夜，我想到了张霭珠老师对整个辩论队的慈母般关怀，吾金 教授每天风里来雨里去的身影，尚立和他所带领的那一支兢兢业业的陪练队伍，一华老师在 新加坡每天明显消瘦的脸庞，姜丰在医院里时那焦急的眼神，季翔在训练中精益求精的自我 磨炼，严嘉始终昂扬高涨的斗志，昌建那始终虚弱的身体以及他对自己多病的母亲的无限思 念，张谦最后返回长沙时与我们告别时的流连的深情，小兰被累得心力疲乏仍然坚持的毅力 ……他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有自己鲜明性格的人，有自己特点的人，比起其他的人来说可 能他们的特点还要多一些，这一切的一切在我的脑海中是难以磨灭的。我的眼前，依然闪现 出那一幕换谎忘的情景。但是，社会往往是无情的，所谓“天若有情天亦老”，社会总是让 陌生的人相识，让相识的人熟悉，让熟悉的人知己，让知己的人分离。也许，这才是人在社 会上生活的本质规律。
　　通过辩论，辩论队员肯定是有所得的。我希望这些所得有利于年轻一代更透彻地思考中 国的未来发展。我们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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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话辩论心理
　　林尚立辩论是一种游戏，但又不完全是游戏。说它是游戏，因为它按一定的游戏规则进行；说 它不完全是游戏，因为它的根本目的不是娱乐，而是讨论问题，交锋思想，引起大众对某些 重大社会问题的思考与关注。辩论赛是辩论的游戏化，与辩论本身不同。辩论是为了探究问 题，辩明真理，没有规则；辩论赛是就一个问题，持相互对立观点的双方而展开的唇枪舌剑 的较量，它关注的不是问题的解决，而是辩论本身，因而，带有一定的表演性。
　　既然是比赛，就会有胜负。辩论赛是集知识、思辨、技巧于一体的智能性活动，因而， 比赛的胜负由诸多因素决定。就比赛本身而言，心理是决定比赛胜负的关键性因素之一。这 里的心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辩手本身的心理素质；二是辩手与观众沟通所营造的心理氛围 .心理对辩论赛的作用，犹如水对舟的作用：水可载舟，水亦可覆舟。良好的心理素质与心 理氛围，能够保证比赛按设定的战术方案进行，赢得主动，从而为获胜奠定基础；而不良的 心理状态与心理氛围，将可能使精心准备的思路、战术方案无法得到体现，比赛陷于被动。 所以，任何形式的辩论比赛，都对辩手或辩论队的心理素质和与观众一起共同营造良好心理 氛围的能力提出很高的要求。辩手在这方面的素质与能力，既与辩手本身的操行修养有关， 也与平时的自我训练有关。在此，我仅就心理与辩论的关系谈一些个人的体会与看法。
　　一　辩论中的人格力量辩论赛中，辩论正反两方的观点各持一端，都力图在陈述与辩论中证明本方观点正确， 对方观点站不住脚，越是高水平的精彩辩论，双方的观点越是鲜明，交锋也越是激烈，因而 ，比赛中的一方要想完全说服对方，并因此而获胜是基本不可能的。就本届大决赛而言，辩 题是：人性本善，台大正方，复旦反方，立场是：人性本恶。关于人性善、恶问题，中西方 思想家讨论了二千多年，至今依然争论不休。在就这么大问题的三十多分钟辩论中，一方要 想说服另一方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各方都可以找出许多理论和实例来论证本方的立场。 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在评点这场大决赛时说：我听了正方一辩关于人性本善的充满激情的 陈述后，似乎被她说服了，而听了反方一辩关于人性本恶所作的逻辑严密的陈述，似乎又被 反方一辩说服了。杜维明教授的这段评点，表明双方的立论都有一定的道理，也都能让人接 受。显然，在这种双方都言之有理、论之有据的辩论赛中，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在这短暂的时 间里说服对方或使对方在自己的立场上完全退却。在这样的比赛中，最后的胜负就取决于哪 一方能更好地说服观众和评委。
　　说服观众和评委，就是让观众和评委更乐于接受你方的表现，更乐于认同你方的观点。 达此目的，靠两方面力量：一是以理服人，二是以德服人，前者是知识的力量，后者是人格 的力量。知识力量能使人们信服观点的论证，人格力量则能使人们接受辩手本身，并进而在 有意无意中相信和支持该辩手的论证与反驳。
　　在辩论中，人格力量的首要基础是辩手言谈举止所表现出的完美人格和高尚品德。能言 善辩是做一位辩手的基本素质，但所言所辩要让人接受，首先让人接受的不是所言所辩的内 容本身，而是辩手自身。如果一位辩手，无法让人心悦诚服地接受和认同，那么他所说的观 点和所作的反驳在使人接受的过程中就会大打折扣。对此，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智者亚里士 多德在两千三百年前就有精辟的论断：“与其他人比较，人们更容易和更坚定地相信完美的 人：无论在什么问题上都是这样，而且当一个问题意见分歧又不能确切断定时，更是这样。 某些作者在有关雄辩术的论文中认为，讲演者表现出的人格完善丝毫不能增加其劝导能力， 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恰恰相反，他的个人特点可以永远被看作是他所拥有的最有效的劝导手段。“亚里士多 德的这一论断在现代社会心理学中得到了充分证明。
　　由此可见，要做一个好辩手，就必须首先争取做一个完善的人，如果人格不完美，做人 的品位不高，那么再怎么伶牙俐齿的辩手，在常人眼里，都只不过是巧舌如簧的辩手，而不 是真正的辩才。具有完美人格和高尚品德的人，在其言谈举止中，就会充分体现出人类的智 慧和人性的优美。柏拉图说：“如果有一个人，在心灵里有内在的精神状态的美，在有形的 体态举止上也有同一种的与之相应的调和的美，——这样一个兼美者，在一个能够沉思的鉴 赏家眼中岂不是一个最美的景观？”无疑，当一个具有充分人格力量的辩手将艺术化的辩论 技巧，优美的辩论风度与完美的心灵和品德高度统一在一起时，他所展现给人们的将不仅仅 是辩论本身，他将给人们展现一种智慧的艺术、一种善的艺术和一种美的艺术。我十分欣赏 本届大决赛中，复旦大学代表队四辩在总结人性本恶，但人经过教化将趋向善这样基本立论 时所说的最后一句话：“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而我却要用它来寻找光明。”词语虽简短 普通，但却能让人感受到其中智慧、善和美的统一，体会到一种内在的人格力量，因而，在 观众中引起的共鸣十分强烈。
　　人格力量还基于辩手的知识底蕴和理论素养。现代社会中人，几乎没有人能成为古希腊 社会中那种百科全书式的智者，大多数人只能通晓有关领域的知识，不可能掌握全部的知识。 在这样情况下，谁精通哪一领域的知识，谁就是哪一领域的权威，谁知识积累越丰富，谁 就对问题越有发言权。任何人都无法研究尽所有的社会问题，但真正的辩才却应该能够辩论 所有的社会问题，并说服别人认同或支持自己的看法。这其中靠的不是三寸不烂之舌，而是 辩手本身的知识积累和理论素养。深厚的知识积累，能使辩手在辩论中旁征博引，融会贯通， 滴水不漏，使对手无机可乘；良好的理论修养，则能使辩手更深、更新、更广地把握辩题， 判断是非，应对问题，使对手感到遥不可及。深厚的知识底蕴和良好的理论素养的有机结 合，将在一定程度上带给辩手某种超凡脱俗的魅力，从而给人一种权威感和信任感。这些无 疑都丰富了辩手的人格力量。心理学的实验证明，能给人一种权威感和信任感的人，其思想 和看法易对人产生影响。对辩论赛来说，这种影响力越强，越有利于最终获胜。
　　俗话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里的“道”，既含有“理”，也含有“德”。“理” 和“德”是世界文化普遍认同的基本价值，中华文化尤为重视。因此，以德服人是符合人类 文化价值倾向的，尤其符合中华文化的价值倾向。在中华文化中，德具有至上的地位，中国 人在追求人生的“三大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中，将立德置于首位。“德”是中华文 化所崇尚的一个最高价值，所以，在申办奥运时，设在蒙特卡洛路易斯饭店里的北京奥申代 表团展示室所悬挂的一条醒目对联是：“德无量寿无量，日长明月长明”，其所表达的精神 就是：以“德”服人。在这样的文化精神下，辩论赛中以德服人就更具价值和意义：有“德 ”，就能在更高的价值层面上把握辩题，判明是非；有“德”，就能与观众在精神上获得共 鸣，从而为比赛营造良好的心理氛围；有“德”，就能得到观众的同情、支持和认同，从而 获得取胜的力量；有“德”，就会形成“真理在手，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良好心境，从而在 辩论中从容不迫，应对自如。以德服人，是人格力量的胜利。人格的力量虽然看不见，摸不 着，但它在辩论赛中所起的作用却是决定性的。
　　二　辩论赛前的心理调节从接到辩题到正式比赛，一般都有赛前准备过程。在这过程中，除了要精心思考立论， 收集材料，组织论据外，还要充分做好赛前的心理调节。由于赛前准备都比较紧张，所以人 们常常注意了前半部分的工作，而忽略了后半部分的工作，也就是说抓了“硬件”，忽略了 “软件”，结果经常是后悔莫及。任何比赛都要注意赛前的心理调节，辩论赛更应该注意， 因为辩论赛中由于紧张说错一句话而被对方抓住，就完全有可能导致整场比赛优势的丧失， 陷入全面被动。因此，赛前的心理调节是准备辩论赛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根据自 己的体会，我认为赛前的心理调节应抓好以下几个环节：第一，协调认知。现代认知心理学有一重要理论叫认知不协调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 都力求认知的协调一致，可事实上人们常处在认知不协调状态。认知不协调主要表现为两种 情况：一是主观认知与事实认知的不协调。例如，假设有个学生自认为自己的智力水平很高 ，可是在一次考试中，他却没有及格。这样一来，第一种认知即相信自己很聪明的信念便和 第二种认知即考试不及格的事实不一致。二是所持信念与所要接受的观点的不协调。心理学 认为，人们不喜欢看或听，更不愿意接受那些与他们所坚持的信念或希望相反的东西，所以 ，一旦出现这种东西，人们的认知心理就陷于不协调。显然，后一种情况的认知不协调在辩 论赛中经常会出现的。辩论双方的立场是抽签决定的，而不是自己选择的。这样就经常会出 现辩论的立场与自己所持信念不协调的情况。例如，本届辩论赛有一辩题是：现代化等于西 方化。对于这一问题，现在学术界和社会大众都普遍有这样的共识：即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抽签结果要求以“现代化等于西方化”为立场，那么认知的不协调 也就随之产生，而与此立场相对的反方则可能没有这方面问题。本届辩论赛的另一个辩题， 即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却使正反两方都陷入认知不协调。因为，现在世界各 国都公认艾滋病既是医学问题，又是社会问题，而辩题却要求正方论证艾滋病是医学问题， 不是社会问题；要求反方论证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在认知不协调的情况下， 要按规定的立论辩赢是十分困难的，因此，面对这种情况，就要积极做好认知的协调工作。 这种协调显然不是让立论服从自己的信念，相反，而是让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向立论靠拢，并 尽可能地将立论内化为自己的信念，那怕是暂时的。这个过程应该是在对辩题作全面、科学 的分析，并形成具有一定科学性的立论中完成。因而，在这个过程中，不是完全摒弃自己原 有的信念，相反，应积极地将自己的信念带进去，在分析和思考中努力找到立论与自己信念 的契合点，这样就能很快地将原先不愿接受的立场转化为自己从心里认同的立场。显然，认 知协调是一个积极的，富有创造性的接受过程，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过程。俗话说：据理力争 .如果心理上无法接受辩论所应据的“理”，那么不论怎么“争”都将是无力的。世上许多 事都是知易行难。协调认知的重要性，理论上大家都清楚，但真要哪个人去实践就难了。本 届大决赛的辩题是：人性本善。在准备辩题的正方时，我们队的队员从立论到逻辑推演都统 一得比较快，因为，人性本善都是大家心之所向。可是到了准备辩题的反方时，大家的心就 不那么统一和顺畅，总觉得有些解不开的疙瘩和理不清的思路。后来几经反复，不知费了多 少口舌，争了多少次，临走前才把基本观点一致起 来，并为每个辩手所接受。正是因为大家最终都从心理上接受了人性本恶，但教化能使人抑 恶扬善这一基本立论，所以大决赛中，每个队员都显得比较胸有成竹，对自己的立论和观点 充满信心，相信它就是真理。这种精神和心理状态为最后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二，个体与群体的心理协调。辩论赛是由各方四人组队进行的，是一种团体性的比赛 .在立场确定的情况下，四个辩手都应在同一立场上与对手作刀来剑往的较量。一旦哪个辩 手游离了本方立场，整个队将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所以，这种辩论赛十分强调四个队员之 间的默契和协同作战的整体意识。要形成默契，四个队员就要心心相通；要能协同作战，形 成整体，就要处理好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使个体真正融入群体，使群体变成一体，在辩论场 上异口同声。
　　辩论要求每个辩手应该有自己的风格，可是整队的辩论比赛却要求每个队员之间要有良 好的配合，因此，对于一个辩论队来说，不是不断的配合产生默契，而是相互的默契而产生 配合。这种默契是通过四个队员之间深入的思想沟通，观点交流达成的；是对根据立场需要 所确立的理论、事实、逻辑和价值的一致认同。这种默契显然是辩论场上配合的基础。参加 本届辩论赛的英国剑桥大学队，由三名博士生和一名硕士生组成，因此，在比赛中显示出很 强的个人单兵作战能力，每个人的陈述都比较深刻，有一定的冲击力。遗憾的是，由于他们 之间存在着来自大陆队员和来自台湾队员之间的教育背景差异，所以，他们没有形成很和谐 的思想与观点上的默契，从而影响了整队立论的战斗力与对抗性，影响了整队的配合。对于 每个队来说，默契的达成确实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更需要队员之间心灵的开放、思想的交流 和情感的汇聚。这就要求每个队员在赛前对本队其他队员对辩题的认识和所设定的战术方案 有充分的了解、理解和体会；同样，自己也要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思想与其他队员沟通，在这 当中，任何形式的思想或心理的自我封闭和抵触，都将导致严重的后果。队员与队员之间出 现思想差异、观点冲突是难免的，是极其正常的；而且对辩论赛来说，正是这种差异与冲突 能不断引发新思想、新观点。所以，面对差异和冲突，如果每个队员都本着积极负责的态度 ，理解与宽容的精神以及配合意识，那么这些差异与冲突最终一定会走向一致和默契，并形 成富有创意的思想与观点。
　　杜维明教授在评点大决赛的两支队伍表现时，认为复旦大学代表队在比赛中表现了一种 流动的整体意识，并对此表示赞赏。实际上，这种流动的整体意识既是复旦代表队在整场辩 论中在理论和逻辑上的层层推进过程的反映，也是复旦代表队整体协同作战的意识与风格的 反映。纵观整个比赛过程，可以看到整体协调作战的意识与风格是复旦代表队取得最后胜利 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一个队的整体风格，是靠四个队员来共同塑造的；一个队的比赛，是由 四个队员来共同完成的，因此，对每个队来说，除了要有良好的默契外，还要有良好的整体 意识。每个队员肯定有每个队员的风格与习惯。每个队可以根据不同风格队员的组合来设计 整个队，但是任何一个有风格的队伍都不是不同风格队员的简单组合，其风格都是根据队员 的不同风格所作的再设计结果。因此，在组队参加比赛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各队员 的风格与整队风格对每个队员要求之间的矛盾，从而在心理上导致个体与群体的不协调。在 这样情况下，就必须有一个协调与适应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应是消极的适应，而应是积极的 配合。不否认按整体风格要求，个别队员的长处或者说某些富有创意的精彩表现会受到抑制 ，但是如果这种抑制能带来整体效果是完全值得的。一个队的整体风格是一种有机的风格， 它应在队员的自觉选择中形成。一旦一个队整体风格对每个队员的要求确定下来，也就同时 确定了每个队员在比赛中要表达的内容及其表达的方式。因此，一个队员要能自觉地适应整 体的风格及其要求，就应该有很好的整体意识，协调好个体心理与群体要求之间的差异，明 确自己在比赛中所“扮演”的角色。说得明白些，就是在整体中，每个队员都应有舍得牺 牲自己风格和表现机会的心理素质，只有这样，流动的整体意识才能形成。如果每个人都“ 扮演”好自己应该“演”的角色，那么整体就会光彩耀人。复旦代表队之所以能给人一种强 烈的整体感，主要就是因为每个队员都很好地“扮演”所应“演”的角色，显示出鲜明的个 性。新加坡人对他们四个人的风格作了很个性化的总结：姜丰：亲切，不温不火；季翔：严 肃，理性；严嘉：机智，幽默；蒋昌建：成熟，稳重。正是这四个个性与风格鲜明的辩手， 才组成了一支强有力的队伍。
　　第三，心理调动。一支好的辩论队在辩论场上必须有很强的感情投入，正如一个演员没 有感情投入演不好角色一样，没有很强的感情投入，辩论是绝对辩不好的。要能投入感情， 一方面对比赛要有充分的信心，另一方面要有高昂的斗志和强烈的参赛欲。这就需要在赛前 做好心理调节与调动工作，以保证比赛开始时，每个队员都能处在最佳的兴奋状态。
　　赛前的心理调动是靠个人的自我调节、激励，队员间的相互鼓励和教练的积极引导来共 同完成的。赛前，每个辩手都会不同程度地感到压力、紧张。一旦压力感太强，紧张过度， 人就很难进入兴奋状态，这时感情也就很难调动。因此，赛前进行必要的心理放松和情绪调 整，是每个辩手必须做的工作。在这次复旦代表队的训练中，我主要指导陪练队伍的比赛。 陪练队在赛前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在他们看来，与正式队比赛，赢一场赚一场，输了，不赚 也不赔，因此，他们在正式开始比赛后，有些队员很快就兴奋起来，而且感情十分投入。由 于心理相对比较放松，没什么顾虑，所以，有些队员也会不时地调侃正式队员，出一些事先 没准备的幽默。陪练队员的表现说明：赛前辩手自我心理的调动与调节对辩手在比赛中的表 现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赛前辩手的自我心理调节，可以根据各自的特点采用不同的方法：如 和别人说笑话，放松一下，提前到现场感受气氛；四周走走看看等等。
　　实际上，每个队员的心理调节是与整个队的心理状态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设想，如 果一个队中有三个队员心理状态不佳，另一个队员再怎么调动也是调动不起来的；如果赛前 ，四个队员各管各的事，互不交流，互不提醒，那整个队的临战气氛就没有，整队的心理状 态就调节不到最佳点。因此，队员在比赛前的相互提醒、鼓励和安慰很重要。这样做，不仅 能有效地释放队员的心理压力，使其产生信心，而且也能有效地起到鼓舞军心，激起斗志的 作用。一支好的辩论队，都应有一核心队员，该队员在赛前就起鼓动军心，唤起斗志，凝聚 全队的作用。
　　教练在赛前对队员情绪和心理的积极引导，十分有助于队员赛前的心理调动。我在指导 陪练队时，赛前一般不再与队员讨论辩论中的立场与反驳，主要作战术的交待和心理鼓动工 作，尽量使他们兴奋起来，产生迫不及待与对方决一雌雄的斗志。另外，我还给个别队员做 一些心理引导，让他们找准比赛中表现的感觉。在一次比赛前，我告诉四辩：“你在总结陈 词时，要给人一种震撼感，使观众觉得紧接下来的对方四辩的总结陈词无论如何都压不过你 ，因此你的陈词要有激情，就像一个伟人在给千百万人演讲，字字句句都掷地有声”。我这 一引导果然在比赛中起效果，他一改过去慢条斯理的总结陈词，用充满激情的语调，配以具 有表现力的手势，总结了基本立场与观点，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赛后，他自己感觉也很好。
　　赛前的心理调动，应适当把握好调动的时机。有一次，陪练队要与正式队进行一场模拟 赛，原先规定下午三点钟开始，于是我从二点半开始，对他们作最后的战术交待和心理鼓动 ，到三点钟一切准备就绪，等待比赛开始。这时，由于正式队伍临时有事，比赛延至三点半 开始。最后比赛下来，队员普 遍反映，由于比赛突然延迟，比赛时间与兴奋点错位，所以在比赛中很难兴奋起来。这个事 例表明：心理调动应努力使队员的最高兴奋点与比赛开始时间比较接近，不能让队员兴奋着 等待比赛，而应尽量使队员兴奋着进入比赛，这样比赛的效果比较好。
　　第四，克服心理障碍。每个人都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心理障碍，人们许多不注意的失误 或过错，往往与心理上的某些障碍有关。心理障碍对辩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口误上。口误在 辩论中最为忌讳，因为，一次小小的口误一旦被对方抓住，就可能使整场比赛陷入被动。口 误有多种表现形式：一种是老是说不好某句话。例如复旦代表队的四辩在与英国剑桥大学队的比赛中作总结 陈词时，在说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时，显得比较紧张，说得有点卡 壳。知情者都知道，这不是他不熟悉这句话，而是他的心理障碍在作怪。因为，“淫”和“ 移”音相近，在平常的训练中，他经常把这两字念反，结果就形成了一种心理障碍，每当说 到这句话，他心理就紧张，怕再出错，越怕出错，就越紧张，越紧张也就越容易出错。
　　第二种表现形式是老是把要表达的意思表达反了。在训练比赛中，有一队员在反驳对方 时，经常说：“对方辩友也…　”她用这一句式所要表达的真正意思是：对方刚才指责我方 所犯的错误，正是对方现在所犯的错误。正确的表达应该是：“对方刚才口口声声说我方…　… ，可真正这样的不是我方，恰恰是对方，对方刚才的表现正是犯了对方自己一再反对的错 误。”这个反驳应该说是有力的，但是由于她在这一句式中用了“也…　”，结果把整个意 思说反了，因为用“也…　”这一句式反驳，实际上首先不自觉地肯定了对方刚才的指责， 而对方现在所犯的错误只不过是对方所指责的错误。这样，整句话的辩驳力大大降低，并给 对方一个强有力的反击机会。如果对方反驳道：“你们实际上承认了刚才的错误，”那么我 方就陷入被动。经常出现这种错误，在很大程度上与她思维和反应的心理定势有关。她对对 方说别人错了，可自己却在这方面出现类似错误的表现十分敏感，所以一遇到这种场境，她 就会急于反驳，试图一下子把对方推入尴尬境地，急于表达，于是自然地用了这样一个顺口 而简单的句式。这种心理定势很容易转化成辩论中的心理障碍，即到时总找不出更好的句式 来表达应该表达的正确意思。
　　第三种表现形式是经常把某个字的音读错。汉语中有许多字是由不同字或由一个字为主 加上某些偏旁部首组合而成。这些组合字的读音，有些读构成组合字主体的那个字音，例如 ，“叨”读“刀”的音，“惦”读“店”的音；有些组合字则不然，例如“恪”，就不能读 “各（gè）”的音；而应读“克（kè）”的音。由于前一种情况居多，所以大多数人形成 了一种按构成组合字主体的那个字的读音来读该组合字的习惯。这样一旦遇到后一种情况， 习惯就会形成心理障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大学生辩论赛中，许多辩手在讲使用率比较高 的“莘莘学子”这个词时，要么完全读错，要么卡壳、要么在观众的笑声中再重复一遍，把 读音改过来。因为，许多人按习惯，把这个字读成了“辛（xīn）”的音，正确的读音应是 “申（shēn）”的音，形容众多。在辩论赛中，把字读错，不仅会闹笑话，而且还会遭对方 辩友以纠正读音方式的“善意”攻击。在许多情况下，辩手把某个字的音读错，并非他不知 正确的读音，而完全是由习惯所形成的某种心理障碍造成。
　　口误是难免的，但在辩论中应尽量避免口误。为此，各辩手在赛前要有意识地克服并消 除口误背后的心理障碍。消除这方面的心理障碍，可以根据情况采用多种方法进行。例如， 针对老是把某句话说错的毛病，有意识地去分析自己认为很熟的这句话，分析这句话的完整 含义和内在逻辑，形成新的认识以代替旧的意识。针对说话的句式问题，可以就某种意思的 表达设计多种正确的句式，并从中确定一个自己最得意的，既然是自己最得意的，在场上就 会脱口而出，不会被旧句式所困，至于读音问题，则只能靠多读，以加深印象。在辩论赛中 适当调整语速，也是克服心理障碍，防止口误的好办法。
　　三　辩论场上的心理控制在这么多比赛中，辩论赛在本质上与棋赛最为相似，辩论赛在“辩”中对抗，而棋赛却 在“谈”中对抗，我们时常把下围棋称为“手谈”。不论“辩”中对抗，还是“谈”中对抗 ，其中真正在较量的，不是言语和词句，也不是一粒粒棋 子，而是对抗双方的心力、智慧和勇气。任何对抗都是控制与反控制的过程，你不控制对方 ，就会被对方所控制。在双方的心力、智慧和勇气的较量中，在棋逢对手的情况下，控制对 方的心力和勇气往往成为取胜关键。这种控制也就是控制对手的心理。要控制对方的心力与 勇气，就要用自己的心力与勇气与之较量并压倒对方。为此，首先就要调配和控制好自己的 心力与勇气，使其具有强大的能量。辩论赛与棋赛有点不同，在棋赛中，棋手远离观众，观 众的反映不影响比赛；而辩论赛具有一定的表演性，它需要观众，观众的认同和支持都会对 各方的表演产生全面的影响；因此，在比赛中，如何通过与观众的心照不宣的交流，赢得观 众的心，观众的认同和支持，是辩论双方都要考虑并采取措施解决的问题。由此可见，在一 场辩论赛中，心理控制有三个方面：自我心理控制，对手心理控制和观众心理控制。
　　第一，自我心理控制。自我心理控制是实现对整场比赛全面心理控制的首要前提。如果 自我心力不强，勇气不振，即使再怎么有智慧，都是很难战胜对手，征服观众的。中国学把 “气”视为生命之本。“气”消命亡。这道理也同样适用辩论赛。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 胜。”一支真正能战斗的好的辩论队，应该是充满活力和生气的队伍，只有这样的队伍，才 会在比赛中展现出排山倒海的气势和攻击力。一个队的气势和战斗力，一方面基于其知识和 理论的素养，另一方面则基于其自我心理的控制力，在比赛中，显然后者更具决定性意义。
　　自我心理控制首先控制的是紧张。紧张是辩论赛的最大敌人，可紧张又是辩论赛所难免 的。紧张影响陈述与反驳的逻辑与力度，影响注意力，让对方的漏洞和矛盾在自己的“眼皮 ”底下溜走，严重的还会影响辩手的风度，因为过度的紧张会使辩手在发言时，两手发抖， 嘴唇发紫，脸色发青。要控制紧张，在赛前，就要充分地自我放松，抛开有关辩论赛的任何 私心杂念，并确立牢固的信心。这信心，包括对自己有信心，对队友有信心，对辩词和立论 有信心，对教练的指导有信心。这种信心，有时不能靠理性来确立，有时就是靠强烈的取胜 欲望来确立。要控制紧张，在比赛开始后，就要争取尽快进入角色，将整个身心融进辩论场 .好的辩手能在开口讲话后的瞬间就进入状态，消除紧张，而有的辩手则会从头紧张到尾。 要能尽快进入状态，就要在平时的训练中养成一上场就能使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心理素质。如 果在场上能很快地调集自己的注意力，并全部投入对方的一言一行，那紧张也就会立刻消除。
　　其次，要控制急躁情绪。紧张有时会导致急躁，但急躁有时是由于太想赢对方，恨不得 将对手一“拳”击倒造成的。辩论是一项艺术、智能化的表演，在辩论场，双方之间的心理 关系十分微妙，任何一方一出现急躁情绪，就会给对方造成可乘之机，导致比赛的心理天平 倾斜。辩论赛非常强调语言的优美和表达的艺术，如果心理过于急躁，这方面的表现力就会 丧失，而流露出争吵的味道。所以，急躁对辩论赛的取胜十分有害。在本届辩论赛的大决赛 中，台湾大学队就表现得过于激动。在自由辩论中：蒋昌建：我还没听清楚，你们论述人性是本的，是在进化论原始社会的本，还是人一生 下来的本，请回答！
　　许金龙：我方早就说过的嘛！孟子说良心啊，你有没有恻隐之心，你有没有不安不忍之 心，这就是良心嘛！你怎么不听清楚了呢？
　　许金龙回答问题的口气和他最后那句话，都给人一种发急的感觉，而不是理直气壮的感 觉，而且，这种口气和表达方式也缺乏美感。在这场比赛中，台大代表队的急躁和激动情绪 影响了比赛的正常发挥，也影响了其自身的整体风格。对此，杜维明教授在评决中以十分委 婉的语气点明道：“在语气 方面，正方是严厉质问，恳切坦诚，有的时候情绪比较激动。”在比赛中，能控制住急躁情 绪，就能使自己的心态保持沉稳和冷静，而这却是辩论赛所最最需要的，因为在这种唇枪舌 剑的较量中，语言的表达都比较巧妙，而且一来一往的对辩速度比较快，要想找到对方的漏 洞并予以打击，就需要有明察秋毫和快速判断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发挥完全需要沉着和冷 静。在这场大决赛中，台大队从台面上看，显得十分热闹，猛打猛攻，气势逼人，但由于缺 乏冷静，对复旦代表队的立论没有很仔细的分析，所以他们实际上一直攻不到复旦代表队的 要害上，以至于台大四辩在总结陈词时，把复旦代表队最基本的立论搞错，他所攻击的论点 ，正是复旦代表队做过有力论证的论点。台大队是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最终失利有多方原 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队员自我情绪控制不好，不够冷静，过于激动。
　　最后，要鼓足最大的勇气，在敢于同对手斗智的同时，还应敢于同对手斗勇。两军对垒 ，勇者胜。辩论中的勇气，不简单来自激情，它更主要来自高度的自信和高度的理性。辩论 基本上还是辩“理”，理直才能气壮，有高度的自信和理性，辩手就能回击来自任何方面的 进攻，就能将自己的立论视为无坚不摧的矛，用其大胆地攻击对方。在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队的比赛中，复旦代表队就充分利用“社会系统工程”这一立论的核心概念，大胆地攻击对 方：姜丰：医学已经搞了几十年，但是还没有搞出来，我们看到，社会系统工程出台后已经 取得了有效的效果。
　　正方：什么有效效果啊？
　　姜丰：有效效果是有目共睹的。我们从来没有否认过医学也要参与其中，但不是说医学 参与就是医学问题。我在报纸上看到奎因街发生了五次火灾都有医生参加，但是不是这五次 火灾都是医学问题呢？
　　正方：你说社会问题可以参与其中，但是社会问题就等于是医学问题嘛。
　　蒋昌建：对方终于退出了一步，认为医学是没法解决的，只有靠社会系统工程，论证了 我方的观点，谢谢。
　　正方：现在是绝症就能证明以后就是绝症了吗？在历史上，黑死病、糖尿病、肺结核都 曾是绝症，但在医学的发展下都一一迎刃而解了，对方怎么解释？
　　季翔：医学就真的解决了吗？东南亚现在不还在流行瘟疫吗？这还是个社会问题呀！
　　正方：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医学知识，没有足够的医疗设备呀！
　　严嘉：不是有了钱就能解决问题的！艾滋病这个绝症现在是个社会问题，解决以后就不 是个社会问题吗？感冒是个可以治疗的，大规模的感冒还是一个社会问题呀！
　　正方：那我倒要问对方同学，如果我们今天发明一种可以控制艾滋病的疫苗，那会有什 么社会问题，请说明。
　　季翔：如果的话，整个巴黎都可以装在一个瓶子里，如果人类不存在，艾滋病还有没有 啊？
　　在这几个来回中，可以看出复旦代表队的队员对自己的立论和核心概念十分有信心，有 把握，并用其紧逼对方，不让对方有喘息机会。有了信心，有了一往无前的勇气，不仅能够 进行大胆地进攻，而且能有效地回应对方的攻击。在大决赛中，我方的立场是：人性本恶， 于是对方一开始就进行猛烈攻击：许金龙：对方辩友，他要有人勤加于灌溉，我想请问对方辩友，请您正面回答我，你喜 不喜欢杀人放火？
　　季翔：我当然不喜欢，因为我受过了教化。但我并不以我的人性本恶为耻辱。我想请问 对方，你们的善花是如何结出恶果的？
　　吴淑燕：我想先请问对方同学，您的教育能够使你一辈子不流露本性吗？如果您又不小 心流露本性，那我们大家可要遭殃了。
　　严嘉：所以我要不断地注意修身自己啊！曾子为什么说“吾日三省吾身”呢？所以，我 再次想请问对方辩友，你们说内因没有的话，那善花为什么会从恶果里产生呢？
　　很显然，台大这两轮进攻都是针对我方立场，有备而来，而且直指辩手本身，在这样情 况下，我方辩手稍有迟疑，不正面迎接，他们即刻得势。好在我方辩手在对辩中具有非凡的 勇气，不仅正面回答了问题，阐明了我方基本态度，而且还直接向对方立论的核心点发起进 攻，两次追问对方：善花如何结出恶果，正是这种勇气，保证了这场比赛的最后胜利。
　　第二，对手心理控制。辩论赛就是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在比赛中，创造并保持心理上 的优势十分重要。要创造并保持心理上的优势，除了要很好地控制好自己心理状态外，就要 努力用辩论赛中表演的技巧、辩论的技巧去不断地冲击对方的心理防线，或去迷惑对方，使 对方的信心动摇，从而全面地驾驭对手的心理。因此，在比赛中，要敢于与对方开展心理战 ，并争取在这无声的战场上赢得优势。在新加坡举办的前后四届辩论赛的决赛录像，我看过 多遍，我一直有这种强烈的感觉：最后胜利的队，都不仅胜在台面上的唇枪舌剑，而且还胜 在台面下的心理之战。我认为控制对手的心理，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首先，用眼神和表情控制对方。这是控制对手心理最简单，也是最基本的方法。辩论是 面对面进行的，辩手的一手势，一表情、一眼神，都会影响对手的心理。如果能有意识地利 用手势、表情和眼神所能表达的语言来影响对方，迷惑对方，那就等于在与对方辩论时，除 了用嘴和对方论辩外，还用眼神与表情和对方论辩。当然，后一种的论辩要十分恰当，绝不 能过火，否则适得其反。一般来说，在对方发言时，辩手的眼神和表情，要表现出全神贯注 的神态，用目光直视对方发言者，并适时地流露出怀疑的神情，这些表现主要要给对方一个 信息：我正在非常仔细听你的陈词，任何漏洞和矛盾都逃不过我的耳朵，对你发言中的有些 地方我已感到怀疑，我极可能要抓住反驳。对方如果看到这种眼神和表情，接受到这种信息 ，就有可能紧张、发慌，甚至可能开始自我怀疑，怀疑自己什么地方说错了或说漏了。在大 决赛中，作为评委的杜维明教授对双方的陈词都听得十分仔细。从录像中可从看到，他在听 辩手陈词时，那个眼神极其特别，斜着眼，眼睛动也不动地直盯着，显得十分认真和投入， 好像在仔细琢磨辩手所说的每句话，我想在场的辩手中不论哪一个看到大教授的这种眼神， 多少都会感到心里发慌的。听对方发言是这样，在自己发言时，则就通过语气、手势和神态 ，显示出十足的信心和在立场与观点上的坚定不移态度。复旦代表队与剑桥大学代表队关于 “温饱问题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的辩论进入总结陈词阶段后，复旦四辩首先总结陈词，他 一开口就用严肃而坚定的语气说道：“经过刚才一番唇枪舌剑，我的肚子的确有些饿了，但 是我仍然要把道德问题谈清楚。”他的话音刚落，全场掌声四起。在这形象化的朴素语言中 ，他不仅再次表明了反方的基本立场，即不论在任何时候，只要人存在就能谈道德，而且表 明了反方在这立场和观点上坚定不移的态度。这掷地有声的话语和观众的掌声无疑给对方造 成了一点心理冲击。应该注意的是，辩论赛中神态、眼神和手势的表现，一定要恰到好外， 否则，不仅不会有效果，而且会使人产生反感。
　　其次：出其不意，打乱对方心理准备。现在这种辩论赛事先都经过较精心的准备，因此 ，队员在上台前心里都比较有底。但是不管事先多么精心准备，总难免有疏漏和考虑不周全 的地方，这些疏漏或不周全的地方一旦在比赛中被对手点到，辩手就会因缺乏心理准备而发 慌，或回避，或支支吾吾、躲躲闪闪。这时，攻方就可以借机进行第二次打击，进一步削弱 对手的心理优势。这种出其不意的战术，是通过追问对方一些看似十分基本，辩手理应知道 而实际上答不上来的问题来实现的。在1988年的新加坡亚洲大专辩论会上，复旦代表队 第一场与澳门东洋大学对垒，辩论联合国是否有存在下去的必要的问题。在自由辩论中，复 旦代表队就要求对方说出联合国的成立时间，结果对方对这问题没有准备，一时答不上来， 显得被动，于是复旦代表队得势不饶人，进一步攻击道：连联合国的生辰八字都没有搞清楚 ，怎么能断定联合国是否有存在的必要。这一攻击，使对方更陷于被动。第一次追问答不上 ，对手心里必然紧张，因为这是最基本的问题，紧接着的第二次攻击，对手是无力反击的， 这时对手的自信心就会受到冲击。可见，这种出其不意的追问和攻击，对对手心理的冲击是 很大的。在本届大赛中，复旦代表队在与悉尼大学代表队比赛时，如法炮制，再次奏效。下 面就是这精彩的一幕。
　　季翔：我倒想请对方辩友回答我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今年艾滋病日的口号是什么？
　　正方：今年的口号是“更要加强预防”，怎么预防呢？要用医学方法去预防啊。
　　季翔：错了！今年的口号是：“时不我待”，对方辩友连这个基本的问题都不知道，怪 不得谈起艾滋病问题来还是不紧不慢的。
　　正方：既然对方辩友说“时不我待”，那么为什么还不赶快从医学问题上面去研究，赶 快发明一种对人体有益的疫苗，赶快解决这个问题呢？
　　季翔的一问一攻，引来了满堂喝彩。对方在季翔提出问题后，心里就开始紧张，由于是 “很简单的问题”，对方不得不回答，于是现场随口说了一个口号，在季翔紧接的精彩攻击 后，对手的回应明显失去了攻击力，开始显得信心不足。和任何战术一样，这种战术要奏效 ，也不能滥用，要用在点子上，要相对有把握地用。
　　再次，紧逼对手，使其陷入心理困境。辩论赛绝不可能像拳击赛那样，有可能一拳将对 手击倒，结束战斗。辩论赛，从场面上看，主要靠“点数”取胜，即找到对方立论和观点的 各种弱点与矛盾，进行多点或多层次的攻击。在这过程中，如果抓住了对方立论和观点的最 要害点，就要紧逼对手，使其陷入困境。每一次的紧逼都是对对方心理的一次有力的冲击， 尤其当对手觉得回答了问题而我方指出他实际上并没有把问题说清楚时，这种冲击就更大了 .复旦代表队在与剑桥大学队比赛时，就用了两个估计对方很难回答清楚的问题来紧逼对方 ，一个是逻辑问题，即要求对方证明没有温饱就绝对不能谈道德；一个是事实问题，即“请 对方举例说明，哪怕是一个，人类社会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一点道德都不谈”。这两 个问题在复旦代表队一辩的陈述中就明确提出，由于对方一直没有很有效地回答这两个问题 ，所以复旦代表队在整场的比赛中，不时地用这两个问题，交替紧逼对手，以致对方在无法 举出我方要求的实例时说了令全场大笑的一句话：“我方的论点对方没有任何批驳，所以我 方的定义已经成立了？”对这话，季翔紧接的反驳很是精彩：“你的论点不是自己说成立就 成立了，不然还要评判干什么？”此时引来的是全场掌声。虽然，在这场辩论中，剑桥代表 队也对复旦代表队进行反紧逼，即用“超道德”行为能不能在社会上广泛推行的问题，先后 三次紧逼复旦代表队，但由于紧逼不力，加之复旦代表队的化解，结果这种紧逼没有奏效。 这样，复旦就在与对方的紧逼和反紧逼中，控制了对方心理，并将其逼入困境。复旦代表队 在最后一场与台大队的比赛中，采用了更加强硬的紧逼战术，每个辩手都提出同样的问题要 求对方回答：即善花如何结出恶果。由于对方一直无法自圆其说，所以，这个问题像孙悟空 头上的紧箍咒一样，越逼越紧，逼得台大辩手个个情绪激动，恨不得将我方一“拳”打倒， 摆脱这问题的“纠缠”。事实证明，这种紧逼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能比较有效地冲击对方的心 理。因为，这种紧逼使对方不得不一再面对自己无法回答或自圆其说的问题，多次面临困境 ，再好的自信心和心理状态也会被冲垮的。
　　第三，观众心理控制。观众心理控制就是在辩论中要和对手“抢”观众，“抢”观众的 心、观众的情和观众的思。这种“抢”在辩论场上不是靠平庸的逗乐，而是靠每个辩手和整 个队的总体表现。关于这个问题，我前面已有所论及，在此我主要想谈下面两个问题。
　　首先，用真情去打动观众。在人世间，没有什么比人的真情更能打动人心的了。英国著 名政治家丘吉尔是一个非凡的演说家，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凭着他的胆量、真情和出色 的演说才能，唤起了英国人民坚决抗击法西斯德国的决心。尼克松在评价他的演讲时说：“ 他的演讲之所以激动人心是由于其本人也被他为之奋斗的理想所激励”。澳大利亚前总理罗 伯特·孟席斯爵士认为丘吉尔演讲之所以那样扣人心弦，其原因是他“懂得了一个伟大真理 ，这就是，讲演者或领导人要想打动别人，首先得打动自己，他脑海中的一切都应该是栩栩 如生的”。任何真情都源自心灵的深处，源自对生命和人生的最深刻理解和体验。就辩论赛 来说，辩手要想在辩论中用自己的真情去打动观众，就首先要对自己的立场、观点、甚至辩 词中的每一句话有真情，要充分感受到所要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心里想说的话，这样就能在赛 场上赋予每句说出的话以真情，从而在打动自己的同时，打动观众。其次，对辩论赛本身要 有真情，即对辩论赛本身要有认真的态度，执著的情感。丘吉尔在锻炼自己演讲才能时，态 度是极其认真的。尼克松说：开始的时候他写出并熟记每一篇讲稿，对着镜子研究说话时的 手势，甚至试验以各种方法使用咬舌音，来增强效果。我想一个好辩手要想在台上用自己真 情的表演打动观众，就必须有在台下对辩论艺术精益求精，执着追求的精神。只有在这种精 神下的不断进取和努力，辩论才能最终转化为辩手的一种“本能”。总之，在辩论场，要深 深地打动观众，赢得观众，不是靠美丽的词藻和做作的表演，因为这些产生不了真情，而应 该靠对理论的执著，对辩论的激情和对辩论中一言一行的认真态度。不管哪一支辩论队，只 要他付出了真情，他定能换回观众的真心。
　　其次，用真心去理解观众和尊重观众。我国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在回顾自己一生的演艺 生涯时，十分动情地说：观众是我的衣食父母。对于辩论赛来说，观众虽然不是辩手的衣食 父母，但却是辩论赛不可缺少的有机部分，是辩论赛的基础和最基本的“评判员”，也是每 位辩手的坚强后盾。没有观众，辩论赛就失去了应有的魅力，没有观众的支持，不论哪一方 要想获胜都是十分困难的。常言道：要让别人理解和尊重自己，自己就必须首先理解和尊重 别人。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辩论。任何观众在听辩论时，他都会带进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好 恶判断，对此，任何辩手都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在辩论赛中，我们要尽可能地展现台下观 众所代表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积极方面，并予以肯定。当然，这种展现和肯定应根据 现场和辩题而定。例如，1988年复旦代表队在与台大队决赛时，肯定了新加坡为抵制西 方歪风所实行的社会综合治理；而在本届决赛中，则对新加坡的教化工程大加赞赏。在这样 的场景下，主动地肯定观众所代表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积极方面，就是对观众的莫大 理解和尊重。辩论赛切忌辩手在辩论时，目中无人，不顾场合和场境，信口开河。一个好的 辩手应该有很强的观众意识，他对观众的理解和尊重，不能表现为对观众的胡吹乱捧，而应 表现为对观众所代表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积极方面的理解和赞赏，对这些领域存在的 问题的理解和同情。只有这种出自真心的理解和尊重，才能温暖观众的心，才能把话说到观 众的心坎上，才能使观众从辩论现场感受到来自辩手的亲切与友善。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赢 得人民，就赢得战争的胜利。在辩论场上，赢得观众，就赢得辩论赛的胜利。
　　四　一些题外话我不是学心理学的，更不是搞辩论的，我的专业是政治学，这次参与辩论赛纯属偶然， 以上一堆闲话只是自己的心得与观感。由于自己一直是搞理论的，所以也不自觉地把这些心 得与观感理论化了。搞政治与搞辩论，在常人看来似乎是一致的，因为政治舞台上的斗争与 妥协，无不经过政治家或政客之间一番激烈的唇枪舌剑，美国的总统选举如此，英国古老议 会大厦里的争论如此，联合国通过重大决议时也是如此。我不否认政治需要辩论，但政治和 辩论的真正一致性并不在此，而在它们的终极目的。政治学鼻祖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多年前就 十分明确地指出：政治的最终目的，不是权力、财富，而是实现人与社会的至善至美。政治 是如此，辩论更是如此。因为人类最初发明辩论，并不是为了游戏，完全是为了解开困惑， 纯洁心灵，辩清真理，达到人生与社会的至善至美。如果说在这次参与中有什么领悟的话， 我想这是我的一点基本领悟。
　　辩论赛已经落幕，辉煌已成为历史，然而，我和王沪宁、俞吾金、张霭珠老师，和六位 才华横溢，个性鲜明的辩才以及兢兢业业、甘为人梯的十二位国际政治系研究生陪练员一起 为准备本届辩论赛所经历的一幕换，至今依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我十分钦佩这三位老师 的学识和人品，他们给了我许多能够终身受益的启迪，我也十分欣赏这些优秀的学生，他们 的刻苦和悟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论在台上还是在台下，我都时常从他们身上感到一 个社会，一个民族和一个文化的新希望。
　　人的一生不会有太多的机会去经历这样一次锻炼和洗礼，我得到了，为此我深感荣幸。 在从新加坡凯旋后的队内总结会上，大家都发了言，唯独我默默不语，不是我不想在这个队 即将解散的时候，向这些感情至深的老师和同学说些什么，而是我实在说不出来，因为从这 次锻炼和洗礼中，我所得到的东西在心里埋得实在太深了，以至我一时也说不清我真正得到 了什么。然而，当我重新回到朝北的书房，重新站到讲台上，重新向国政系的研究生表达自 己对中西政治发展的理解时，我就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在这次辩论赛中的所学和所得，感到 了自己对人生、社会和政治的认识与理解的再度升华。我虽然没有把这些心得和感受，把升 华了的思想告诉这三位老师和六位辩才，但我却告诉了更多同学，影响了更多复旦人。
　　人活在世上的天数可数，因此，人要活得有意义，有价值，应争取每一天都能感到新的 收获、新的进步和逐渐升华的历程。我想只要有了这种感受，人生就一定是充实的。辩论赛 结束后，我对这一点的感受更加强烈。我一向很钟情我们的中华文化，这并不仅仅在于她的 博大精深，更重要的是在于她具有无穷无尽的生命力和潜能。辩论赛更加深了我中华文化的 情结。一个能深深感受到自己民族文化生命力和希望的人是幸福的人，从这意义上讲，这次 辩论赛加深了我这种幸福感，给我带来了新希望。为此，我将永远感谢这次辩论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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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狮城舌战
　　以学心听，以公心辩
　　蒋昌建1988年，当复旦四位青年才俊在新加坡英姿飒爽、慷慨陈词的时候，我正是蜗居于 某一江南小镇的大四学生。谢雷华女士温文尔雅、气度不凡的一席评论，方使我明白辩论原 有其高深莫测、妙趣横生之处，与我本来那种辩论即是强词夺理、声嘶力竭、面红耳赤的设 想相去甚远。然而，我丝毫没有半点将来也能在新加坡小试锋芒的梦想，只是不住地望着 《半月谈》封面上王沪宁先生那张面着阳光的笑脸，暗下决心：两年后要成为复旦大学国际 政治系的学生。
　　于是，19＃3年“一不小心”插进复旦辩论队的行列，进而远征新加坡，朦腚胧胧地 被授予了“最佳辩论员”的殊荣。在回答星洲敬业无比的记者提问时曾多次语塞。因为我至 今仍没弄懂究竟为什么把这份荣誉给了我。绝不是过分谦虚之词，姜丰的亲切温文、季翔的 睿智严谨、严嘉的机敏幽默都是我无法比拟的。电视播映时间安排严格，超时即被“咔嚓” ，授奖仪式不能拖沓；我是四辩，距领奖台最近，评委可能为了表达对导播的充分体谅，就 ……不过，有一点必须肯定的：辩论场上每一个队员的出色表现都是辩论队内外集体智慧的 结晶。
　　据说自人类有语言之始便有了辩论。确实，人是社会的动物，走东或是向西、吃茄子还 是啃辣椒，都得辩论一番才有结论。
　　人类有语言固然可以自傲于动物界，但语言衍生出的辩论极易引发综合病症，大约是第 一个产生语言的部落始料不及的，就像会功夫的人从来不会想到，人类多少非正常死亡的惨 烈皆出自武门侠客。而辩论如固无际的大海，不同时空的人们前赴后继地演绎其中“沉者自 沉、浮者自浮”的历史，有始无终、绵延不绝。惯于言辩、笔辩的黑格尔对人生的许多尴尬 的游戏尤为豁达。一句“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便被尽归于这一简单的 逻辑程式之中，更何况“辩论”两字呢？大到老美参众两院铿锵有力的辩论，小到菜市场一 分一厘争议，那一年、那一月、那一天又离得开辩论这出戏呢？
　　辩论本身有如此这般的是是非乔。古往今来，对能言善辩的评议更是莫衷一是。能言善 辩者的另几种形容词句就是巧言令色、巧舌如簧、嘴尖皮厚等，从“鲜矣仁”、“颜之厚” 到“腹中空”都是能言善辩者漫画肖像。至于其背后为人所指为“耍嘴皮子的、会吹牛的、 ……”更是司空见惯。的确，能言善辩者如杜维明先生所说不能离开“仁厚”这一核心。否 则，犀利的辞锋、华丽的言词失去理趣就只能是徒然的浮华语句的堆砌，宛如一幅抽象装饰 拼贴画，只能迷人眼目却没有多少实际内涵。以理据持辩，以平和的心态说理是真正辩道所 倡之原则。《史记》有言，“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晏子、管仲又何尝不是 以其卓越的辩才，成功辅佐其王成就霸业呢？苏格拉底、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孔子、 孟子、朱熹又有谁不是以其卓越的辩才而载入历史的典册？可见能言善辩之于个人、社会、 国家之重要。
　　辩论出输赢决不是辩论本身的宗旨。魏徵云：“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辩论的目的恐 怕是以辩论形式充分展开对立双方的观点、相互比照、以利接通趋近真理的线路罢了。故能 言善辩者，应以求真、求善、求美为己任。这也是举办大专辩论会的意义之一。对于现代社 会的经济人来说辩论意义可能远不在形式上的这些，经济谈判、法庭申辩、公关辞令都与辩 论息舷相关。据此，尽管善言辩者饱经风吹雨打、历经伤悲苦痛，仍有众人对辩道趋之若鹜 、跃跃欲试跻身辩伍之中，大专辩论会也不至于后继乏人。在此，我们满心希望健康、纯真 、理性的辩论之花能够盛开在祖国的各个角落。
　　既然有语言就有辩论，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是生活的辩论员。在此意义上谈辩论是无法谈 清楚的。我们都知道，世上最说明不了的不是貌似博大精深的问题，而是最平淡的日常事件 .这里主要是基于自身参加新加坡国际大专辩论会所思所感，依据新加坡举办的数届大专辩 论会的基本规则与大家共同商讨有关辩论的一些事宜。
　　我正式参与所谓严肃认真、正规类型的辩论只有不到四个月的历史。起初的动机不是来 自多么宏大的志向，只是为了报答系领导和同学们热情洋溢的推举。初上辩论场，就仿佛是 柬埔寨泥沼地赶鸭的农夫面对各位久经辩论场的刘易斯。那时的心情紧张得如死寂一般，这 莫非是大凡处于绝路、大势已去的人都有一份貌似冷静的姿态？承蒙上天开恩，允我如段誉 般稀里糊涂过关斩将、成为复旦辩论队一名正式队员。校园小报上将我那个灵魂出窍的木然 ，美称为“从容”，曾几次让我心甘情愿地成为这一形容温柔的傀儡。熟悉我的朋友适时对 我响起警告：当心瓶子里的水晃光！也是，我自稍有觉醒于作戏之中，开始从每次都希望辩 论早些结束的心态里看到自身知识修养的苍白与贫乏。如此下去，只怕那个美丽的“从容” 很快就会变成滑稽的“充聋”了。
　　十几年沉溺于象牙塔书香氛围里面，自觉肚子里的墨水如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大江大 河。有衬衫挂笔处一片片青蓝为证。实际，一切据以自傲的知识库存，如已经风化的土坯， 一经反驳便支离破硅、尘土飞扬。语言似闸，知识似水。话语越多就越显知识的贫乏。孔子 不断告诫君子“讷言敏行”也不无道理。圣人的知识在那个时代因客观条件所限本来就不多 ，而大到国际战争，小到夫妻吵架都要为数不多的几个圣人去解决。知识用完了、无以补充 、只能重复。于是圣人干了许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那时，知识是靠身体力行得到 的，“讷言敏行”就更为重要。现在不同，印刷业出奇发达，信息传播迅速，又有知识爆炸 之势，况且辩论之时，开口是金，沉默是土。知识必经受一次次磨练。悟空受炼成器，事先 需承受大山的重压，何况如我般的下品凡人呢？
　　文化历史学者朱维铮教授在对我们的知识观察把脉之后，处方上赫然跃出两字：恶补！ 英雄所见略同，政治学教授王沪宁先生对我们的思想稍做听诊，二话没说，径直率我们进入 图书馆，尝尝“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滋味。每当我沾沾自喜于方才流出的名言佳句时，年轻 的哲学教授，我们的俞吾金教练不失时机顺口引经据典直指我引证不当之处，反应之快，引 证之准确，古今之贯通，每每令在座的各位辩手瞠目结舌，叹为观止。
　　身教重于言教。见识了知识渊博之“庐山真面目”，青年人难免的血性与自尊促我暗下 决心，要以练习瑜伽的那种耐性和长性在知识的海洋中风雨飘摇一番。不料，作为青年学者 的顾问与教练为我们开出的第一道知识快餐竟是四书五经。试想一下，杰克逊的摇滚还在耳 边缭绕却要即刻转听大秦古音会有怎样的心情？这就如同少年听戏，事先就有油然而生的倦 意，我称之为思想过敏。在过敏中求耐性与长性几乎成为不可能。在我搔首皱眉之际，反观 周围几位伙伴已是尚未开卷却满腹经纶，一触四书有如迷途于沙漠里的牧师发现一本圣经一 样欢声雀跃，我立刻有一种莫名的冲动，想借此探一探杜维明、刘述先是如何用现代人纤怂 之手触动中华文化的键盘，将花果飘零奏成一阳来复，进而响成新的春天的。此时，对知识 的欲求似乎已超出辩论输赢之功利需要。这一难得勃然升华之感不失时机地转成催我钻入文 化典籍的兴奋剂。虽说人生业已二十多个春秋，心智却仍幼稚，自己的观点见解极易为名人 雅士所动，故大谈之乎者也。孔孟之道同时也念念不忘身旁摆上几本萨特与福柯的文章，以 求在古今之间求得一个平衡点。学识的中庸绝非由老成练达所铸，是恐为他人左右的堡垒， 知识脆弱的屏障。
　　久而久之，终究也学会了一点中西纵横比较参照，古今上下贯通串联的方法。“唯手熟 尔”是卖油老翁谦虚之词，辩论场上的论点应对，引证反驳，词锋相接要做到总体上处于从 容自如的境地，在人眼中也算是无他，唯眼熟尔、唯耳熟尔、或唯嘴熟尔！孰不知一个“熟 ”字该是由多少辛苦酿成！孟子云：“人之有德慧求知者，恒存乎病疾”。辩论队女同胞姜 丰小姐躺在病床上也忘不了昏天黑地看书作笔记，差点没把医生的眼泪给感动殆尽。季翔号 称是辩论队里的头号壮汉，不也是几日不肯照镜，以免看到自己行将成为“艾滋病患者”的 惨状吗？他有一句聊以自慰的名句：“灵魂充实了，肉体必将消瘦”。所以他胆敢向所有苗 条霜挑战的唯一秘诀就是：知识是最好的减肥茶。这个药方似乎对严嘉丝毫不起作用，白白 胖胖的他依然胖胖白白，可能知识超负荷的灌输对知识底蕴本来就丰厚的严嘉算不了什么。 然而看着他日益浓黑的眼圈，多少次我们都忍不住要对他充满爱怜地高唱熊猫咪咪。
　　“迷你”是辩友在背后对我的昵称。除了辩论队中的女性之外，我的体重是最mini的 .我那“苗条”无比的身材常刺激辩友丰富的联想力，每每在路边看到油条、竹杆、豆芽菜 什么的就自然幻出我的形象。身为最令人牵肠挂肚的“迷你”曾几度为知识的恐补所击倒， 直挺挺地躺在六楼的宿舍里，在夏季，尽情地发烧，“迷你”变成了“迷自己”。没想到轻 轻的一热一烧，却热急了队友，烧急了老师。包公一般的季翔，赵云一般的严嘉在我身边拎 着水果所现出的前所未有的温柔，令姜丰小姐百思不得其解。辩论队大组长张霭珠老师更是 楼上楼下穿梭奔忙，稀饭来西瓜进，让我不由想起 远方躺在病榻上的老母。知恩图报为人之本。病期未过，每当夜深人静，我便支起身子与叔 本华、康德约会，总想大病之后知识也应有所增长，以令教练队友刮目相看。到了训练场方 知那只是个一厢情愿的梦想。几日相分，张谦、何小兰的嘴里竟冒出一大串我从未听过的人 物及其观点，尽管他们为了照顾我的情绪，大有欲语还休的打算，但就是一丁点的展现足以 让我头皮发麻几天。训练场毕竟只是世界小小的一角，推广至社会、国家、国际的空间，人 类智慧与文明的提升发展不正是知识的竞争与撞击的结果吗？适者生存在现代社会中不再体 现为用坚强的体魄与寒冷、巨兽、顽石作抗争，而是用智商与知识同外界恶劣的环境作搏斗 .丹尼尔的科学技术决定论，托夫勒的信息独霸论，王沪宁先生的智商优势论说的就是这个 道理。辩论场不是一般的人际交往场。思想、智慧的撞击与反弹尤为直接、激烈。当对方陈 词中所蕴含的种种观点、原理、逻辑推导如排山倒海般向你倾来的时候，当然你可以不理不 睬自说自话，此种对对方的攻击毫无反应的做法只能算是下品的辩论技巧。真正果敢勇猛、 准确、犀利的应对，才能博得评委的青睐，奠定胜局的基础。他谈甲对乙的决定作用，你必 谈乙对甲的反作用；他谈孔子云“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你必反诘孔子不也曾如痴如醉 欣赏南子的美貌吗；他言康德的善良意志，你必云康德对人之恶性、自私性的肯定；他搬韦 政通，你必抬杜维明……对方陈词中的观点、立论、逻辑事先皆在暗处，场上不及一秒的反 应时间是谈不上同辩友耳语商榷，或做什么翻书看笔记的把戏的。若不是平时知识积累具一 定规模，辩论队员必将会在场上王顾左右而言它，甚至到一时语塞、不知所云的境地。子曰 ：“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这句话固然有自命清高的酸味与 等级观念的腐气，但辩论立场的依据确不能来自街头巷尾的鸡毛蒜皮之琐谈，或是江湖艺人 之谐语，而应出自大家巨匠之鸿篇巨论之中，固要求辩论员具有极高的理论素养和知识功底 ，也就是个个要是青年才俊。既是才俊则必也是孔子之“中人以上”者。参加辩论赛的各路 辩手大多具有任对方古今中外、东西南北之侃侃引证，自己持机滔滔不绝上下纵横，本末源 流作反驳的本领，真可谓是任你如何“语上”，我也能接“上语”。辩论赛实际上是知识的 较量，来不得半点马虎。如有不慎，犯了将奥古斯丁等同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错误，将自己 归依到“中人以下”，任对方恣意拥“语上”之态做反驳，其结果可想而知：非但轻松地成 为输家，且过于潇洒地成为贻笑大方的楷模。
　　心理素质的好坏是运动竞技取胜的重要一环。辩论场队员的心理素质也是辩论取胜的关 键。运动场上心理冷静平稳可只管你沉默地如风驰电掣的奔跑就成。辩论场上的心理冷静平 稳绝对不是要求你沉默不语，实践“沉默就是最好的反驳”的格言，而是要求你冷静平稳地 调动以往的知识资源做有效的回应。“知识就是力量”，则是辩论场遵循的重要原则。说到 底，辩论场上心理素质的好坏取决于知识修养的多少。
　　辩论场上心理素质好坏不仅体现在刀来剑往的应对上，且体现在唇枪舌剑的反驳中队员 的风度气质上。凡在必分输赢的场合，总能看到因赛场争雄，同窗好友一夜之间顿成路人的 事例。辩论赛有胜方、败方之分，冠亚军之物质奖励也颇为悬殊，其间火药味不会不浓，但 辩论赛毕竟必须贯穿以辩会友、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境界。常言道：“说时容易，做 时难”。倘若对方引证一个几乎可置你方立场于死地的观点，你又想不出妙招挡架，便极可 能以为对方丝毫情面不讲，从而自己血压升高，语速加快，苛刻挖苦之辞鱼贯而出，原先那 个绅士淑女派头荡然无存，落入了谩骂、无端攻击的窘境。反之，当时若能及时调动知识底 蕴，行以毒攻毒之招，用避实就虚之计，言词自然可入情入理。将成稳大度、从容不迫之风 度气质昭然于众，必令评委和观众赏心悦目。言之以理，晓之以情，驳之有度，辩之有节才 是真正辩论之道，否则辩论与街头巷尾的吵架叫骂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组队辩论不但要求每个队员才高过人，更要求队员之间的默契配合。一个人的文化知识 底蕴不可能在短期里为其他队员所了解，其深浅厚薄队员之间只能略知一二。辩论场上你来 我往的应答不能单靠个别人独领风骚，得靠四人集体智慧联合出击。一辩谈伯夷、叔齐在饥 寒交迫之时仍恪守道德，不失高风亮节之君子风度。二辩便要有伯夷、叔齐曾是王子贵族的 知识准备，以防对方攻击。二辩谈孟子也有“形色、天性也”的思想，三辩必即刻反应到孟 子是即心说性，荀子是即生说性，两者说性之始发不同，以防对方找岔。三辩巧将“争则乱 ，乱则穷”改为“争则乱，乱则饱”以归谬对方立论的逻辑。四辩必准备应接出“天下大乱 才能达到天下大饱”之三辩欲置对方立场于死地的潜词。若没有知识结构与内涵的相互配合 、对应，他说康德超验的善良意志，你云良知的经验体会；他论恶的进步意义，你谈善的社 会历史性……结果，辩论场上展开辩论的不是正反两方，而是矛盾百出的自己。祸起萧墙， 矛盾既出，即使你欲竭力弥补，无奈对方并非酒囊饭袋，早就针对你方矛盾穷追猛打，最终 只能痛尝败果。
　　由于辩论赛正反两方命题都已给定，相互之间战略意图昭然若揭，双方的智慧与机敏就 体现在确立立场、组织反驳的战术策略之上。如高考前老师绞尽脑汁猜题一般。双方赛前必 费尽心思揣度对方可能摆出的招式与机巧，组织反攻的弹药，准备一些维护自方立场的独门 暗器。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辩题涉面辽阔，经济、文化、哲学、传媒、环保、医药、法律等 等无所不包，且又是世人关注的焦点，有些辩题可谓是既白了孔子也老了康德，至今仍尚无 定论。因此，可供双方参考的观点可谓是汗牛充栋，不胜枚举。纵使赛前相互之间有千千万 万个估计也难保全面。这样，辩论场上如何了解对方所持的理据至关重要。“以学心听”是 辩论队员应有的基本素质。辩论会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场争夺桂冠的比赛，输赢得失远胜于 四位辩手的切身利益，牵涉到所代表学校的荣誉，更何况是区际、乃至国际的大型辩论会， 其关联的方方面面就远不止上述了。辩论队员担负的压力不可谓小，又是倍具血性的青年， 一俟辩论场上风雨突变，难免情绪激昂，以感情统摄思维与辞令，从而犯下辩论之大忌：冲 动与急躁。荀子之“以学心听”言即要以探讨学习的心境去听。对方虽说与自己共为华族， 但毕竟所处的文化环境与自己大相径庭，其 观点有中西合璧之妙处，有的或许是自己闻所未闻，虽光怪陆离，却又不失理趣的理论。假 使让自己开始就处于以“攻”心听的状态，以绝对斗争性的姿态相对立，必导致心情过于紧 张、脑力失调、语言的子弹多却乱飞，反而无法击中要害。“以学心听”要求辩论队员以较 为宽厚、平和的心态去聆听对方的论证，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对方陈词中何为直持了当的理 喻，何为弦外之音、机巧之设，又何为核心概念，何为逻辑线路……在充分了解对方观点之 后，才可将其观点与我方的立场参照比较，听听是否有可供我方用来转换立场的方面、是否 有明显的矛盾之处、是否有可将其逻辑推导演绎出荒谬结论之所在，甚至弄清其长处如何， 以利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以上决非是以一种非常焦虑的心态去听所能成就的。 待对方言毕，心明耳聪的结果便是你的言辞犀利而不刻薄、反驳有利而不强词夺理、申辩圆 满而不偏狭、攻击勇猛准确而不漫无边际……从而让辩论场真正成为一种“真理的探讨”、 “智慧的交流”、“感情的交融”之文化交流场。
　　言辞表达、思维方式、逻辑路线是辩论之中特别重要的三个方面。不同文化背景之下有 其不同特点。有的重定量、重事实、重罗列各家观点，有的重定性、重哲理、重独家之说； 有的语句深长、意喻复杂，有的简短明了，中心突出；有的持单线决定论，有的持多元发展 观；有的抽象深奥，有的平 实质朴……总之，各自充分体现以所处的文化背景为依托而展开的辩论风格。尽管风格各异 ，但各有各的长处。输赢得失并不意味着在风格上有优劣之分。作为代表中国大陆大学出战 ，辩论队自然要体现以中华文化为根基的辩论风格。提及中华文化，难免有人会问：在科学 与民主的现代社会，以中华文化这一“粗糙”的历史“陈迹”去应对“先进”的西方文化为 依托的表达方式，岂不相形见绌？其实不然，操华语辩论本身就无法摆脱中华文化的影响， 华语的结构之丰富、表意之精妙、节奏之优美是其它语言不能比拟的。将语言形式作欧化的 转换，无疑是重蹈东施效颦之覆辙，复演若真葬花之笑剧。中华文化培育成的中国人特有的 思维方式与逻辑线路在塑造民族性格、培养社会心理、规定价值取向方面起 了巨大作用。中国特有的思维方式无外乎有这几个特点：整体性思维，对待性思维，辩证性 思维，意向性思维，历史性思维，直觉性思维等，而这些思维特点对辩论队员在变幻莫测的 辩论场上处变不惊、从容应对大有益处。从几场中国大陆学生参与比赛的辩辞中看，中国学 生都能本着对人类整体利益的关切，以对对方立场真理性因素的宽容襟怀，以运动变化发展 的眼光，以恰到好处深入浅出的比附，以对大历史演绎的观照，以简洁自然的喻意来建构自 己的立场，申辩自己的观点，赢得大多数评委与观众的认同。唐诗、宋词是中华文化之瑰宝 ，适当用其来表达相当严谨复杂的理论问题有着独特的妙处，非但言简意赅，深入浅出，更 有其意境悠长、耐人寻味之美感，其趣其妙不是其它形式所能代替的。
　　辩论赛不只是辩论队员之间的辩论活动，而是集辩论员、评委、观众于一体的综合行为 .辩论赛不同于专业评定职称的答辩，专业性强，高度抽象，且需辅助于各种图表图象来加 以说明。辩论赛是借助辩论员娴熟的语言技巧将自身立场、观点充分展示的比赛，它更多的 显要在现场来激发评委、观众对某个论点与事实的直觉与联想，以求他们对某个立场的了解 .因辩题涉及面极广，不可能每个评委或观众对某个辩题有其专业性的见解，需要辩论队员 一方面要引证各家学者高度抽象严谨的理论证明逻辑过程；另一方面要求辩论队员能够化繁 芜为简明，变抽象为具体，以清楚明了的历史事实或日常行为等来阐明原理与观点。古语云 ：“谈中知真味，常里知识奇。”辩论表达的语言主要不是诉诸专家，而是诉之于评委与观 众。尽管可能两队队员都是学富五车，言必称希腊、罗马，语必出老庄、马克思，势必令四 周笼罩灰蒙蒙之理论氛围，多数观点及其论证博大精深，却晦涩难懂，曲高和寡，评委与观 众木然观赏，即便是有几个附庸风雅者偶发掌声，也难免其音寥落。最终场上队员也因缺乏 相应气氛烘托，盛气 转为泄气。辩论赛的观众逃之夭夭，不敢附合，辩论赛的命运也算是到了尽头。为此，辩论 评判有语言表达和幽默感这两个重要栏目，皆在于让辩论会不仅要展示各路健儿智慧之美， 也要让辩论会成为社会上一种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在某种意义上说，辩论会表达形式如何 、幽默感如何将决定辩论会未来发展的命运。幽默似乎是西方人的专利。其实，孔老夫子就 是一位不苟言笑的老师，其一言一语免不了有贯穿历史的沉重感。然而其自身矛盾的种种生 活举动则让你忍俊不禁。其实，中国人缺乏的不是幽默，而是没有将幽默作为一种日常的生 活方式而已。幽默是可以培养的。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社会，及至一个国家都有可能因 各种原因做出令人捧腹的事儿，关键要培养发现幽默眼的才能。通常我们不难发现，我们一 以贯之的生活常识与逻辑往往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稍稍利用理论与逻辑的力量就可归结出 一种荒谬绝伦的结论。辩论也是如此。辩论中双方为了深入浅出说明自身的观点，必采用大 量的类比、比喻来解释并攻击对方论点，这极可能造成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局面。因为所 采用的类比与比喻本身较难做到严密与精确。被攻击一方稍加处理便会反驳出一个高人一筹 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高招来。所以，辩论场上幽默的运用从来就不是说出去引起评委与观 众开怀大笑就了之的事，大多要瞻前顾后，三思而言之。
　　辩论不应是导致争斗的序曲，而应是逼近真理的前奏。在多元文化、多元社会的大背景 下，尤其是在社会巨变时期，各种理论、观点如潮水般蜂拥而至，精神世界的不确定性，从 来就是人类发展的屏障。“以公心辩”，便要求人们有为真知而申辩、而理论的情怀。对事 物的认知尽管因地理环境、思维方式、生活形式不同而有所不同，一旦人类能够通过各种符 号系统进行信息互换，那就预示着不同类型文化之间的对话成为可能。对话的存在意味着辩 论的必然。真知从来就没有打上肤色、语言、国别的烙印。可以说世界上的每个民族都对未 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其独特的见解与思考，尽管各自角度不同，立场有异，观点有别，但不 失有真理性的因素。民族的未来在于能够走向世界，世界的未来在于能够了解民族。
　　“以公心辩”则是要充分地调动人类共同创造的智慧与理性的宝贵资源，澄清人类对自 身、对外界的茫然与混沌，让人类真正实现苏格拉底在二千多年前提出的那个绮丽的梦想— —认识你自己！
　　这正是辩论之所以存在与发展的缘由。